三大巨头正在苏联的疗养城市雅尔塔开会，共商早日战胜德国法西斯的战略方针，并讨论包括战后中国及整个东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已在开罗会议上领取了“大国证明书”的蒋介石事先既没有被邀请，会后也没有及时得到“协议”的通知。中国被蒙在鼓里。有关“雅尔塔密约”的情报，最早传到蒋介石耳朵里的，是驻英、苏两国大使顾维钧和傅秉常。4月3日，苏联将其驻华大使潘友新更换为彼得罗夫。6月12日，彼得罗夫到蒋介石的官邸会见蒋介石。
蒋介石目光忧郁地请彼得罗夫落座，那目光很像重庆冬日阴沉的余晖。彼得罗夫说：“苏联对于开始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已经有所准备。关于中苏合作问题，欢迎中国方面提出任何具体性的建议。不过，在讨论之前，还有几项必须提出来的先决条件。”彼得罗夫拿出一份写好的文件读起来，这五项条件大致就是雅尔塔密约的内容。
蒋介石脸色平静，当初听到雅尔塔密约时的震惊早已消失，他的思绪复杂，也许连上帝和他自己都解释不清。他问道：“这几个条件，可以记录下来吗？”
“当然可以。”彼得罗夫摆出一种无所谓的神态。
“关于各项条件，待研讨之后再行会谈。”蒋介石说，“在这里，有一些话要提出来谈谈。就是在以前曾经谈到过的，我们中国人民对于‘租借地’的名称认为是国家的耻辱，不好再使用。如果再使用的话，有失条约的原意。即使不使用‘租借地’的名义，但军港还是可以共同使用，像这样做的话，就可以因而和苏联合作，对于两国来说，同样是有益的。”
彼得罗夫却强调：“但是这一次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缔结，等于是苏联对日本宣战。”
蒋介石语言急促：“本人当然欢迎苏联对日作战和希望两国合作，如果为了‘租借地’这个名义上使不使用的问题，而丧失了两国人民的感情，那不是苏联的意愿吧。”
彼得罗夫解释：“‘租借地’和‘租界’不同，租界的意思包含着领事裁判权等特权，租借地则没有这些特权。”
蒋介石摇了摇头：“还是不希望用，而且这问题不仅在苏联一国。”
“问题当然不在于‘租借’一个名词，苏联租借旅顺自应规定租借期间，而且领土与主权完全属于中国，对中国并无损害……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国也必须要考虑到苏联是太平洋沿岸的一个国家，在太平洋需要有不冻港。”
蒋介石已显疲惫，无心争论：“苏联要在太平洋寻求安定，中国也是如此。”
彼得罗夫搬出“三巨头”：“所提出的几项先决条件，丘吉尔首相和已故的罗斯福总统都晓得的。”
蒋介石探询：“是不是在雅尔塔谈过的？”
彼得罗夫并不否认：“是在雅尔塔谈过的。从这件事的过程来说，苏联不可能利用旅顺来和中国敌对，问题并不是‘租借’，而是在共同使用武力对现在的侵略国家（日本）或将来有侵略可能的国家作战。”
蒋介石彻底退让了：“中国并不反对这个意见，但是反对可能会使中国堕入不平等国家的条约。”侍卫进来耳语，蒋介石离座，上楼去接急电，稍事即回，继续与彼氏交谈。
三天后的6月15日。这一次是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送来了杜鲁门总统的极机密备忘录———《关于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协定纲要的说明》，附有雅尔塔密约的全文。
赫尔利身材瘦高，讲究仪表，下唇的两撇白胡子十分引人注目。他对蒋介石来说是有功之臣：当他作为罗斯福总统特使，在调解史迪威和蒋介石矛盾时，成功地让罗斯福站在了蒋介石一边，不仅将史迪威调回国，赫尔利自己还将高斯大使取而代之，去除了蒋介石一块心病。而这次，赫尔利没有给他带回福音。
赫尔利当过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到海外服役，在担当调解人方面是个老手，又是个善辩之士。他看着蒋介石像个暴怒的狮子在客厅里来回踱着，直到他累了，坐回沙发拍打着额头。赫尔利坐近，捋了一下白胡须，劝道：“凡事有利有弊。斯大林亲口答应过罗斯福，支持蒋将军的政府为唯一政府，并且答应与你签订一份正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一来，你最担心而又无奈的中共，不是孤立了吗？你的世界将一片光明，你的强国领袖地位也不容置疑……”
蒋介石蓦地回过脸，好像不认识似的打量着赫尔利。他挤出一丝笑容，喃喃道：“你到过延安，对共产党了解，对我也了解，还是你想得周到……”
蒋介石聊以自慰的是，大国地位还是有了表现的机会。不久，四大国要在旧金山召开会议，讨论有关筹备联合国的问题，中国终于争得了一席之地。蒋介石拟叫宋子文作为代表团名誉团长，实际责任则由驻英大使顾维钧牵头。于是，顾维钧在3月应召回国，并立即赶往委员长官邸。
蒋介石还是满脑子的“雅尔塔”，坐下刚问候了两句，就又问起外国人对此的反应。顾维钧秉实相告：“我知道的仅是从伦敦的英国人，或者是伦敦的美国代表那里听来的一鳞半爪。”
蒋介石用指头拱着下巴，兴趣盎然：“你说说看。”
“这些人，特别是美国人，似乎毫不关心。艾登则吞吞吐吐，不愿透露详情。”
蒋介石索然无味，并没有听到他希望听到的，其实，他本身也很朦胧：究竟想听什么？
顾维钧关心的是中国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团的组成问题。他建议蒋介石，这个代表团应有广泛性，应包括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代表，以便向全世界昭示，我们的代表是真正的全国性代表团。
蒋介石摇摇头：“中国除国民党以外，就是共产党，还有什么其他党派？所谓其他党派实际是不能算数的。我看，这个代表团不要太大，有三五个人就足够了。”
顾维钧接上一句：“当然，我们不必学美国那样拥有八名代表。不过除了无党派外，还应有一名妇女代表；最好再有一名农民代表，一名工人代表……”
“选派一名妇女代表和一名无党派代表做顾问就可以了。”蒋介石有些不耐烦，他的脑子还在“雅尔塔”里转，“世界上再没有比苏联更了解中国的了。中国人民既不能容忍共产主义，也不能忍受分裂之苦。如果苏联企图把中国分成两个国家，它必须考虑到中国人民是要反对的。并且，即使是苏俄也不愿与全中国人民为敌。”
顾维钧从蒋介石官邸出来，又找宋子文商量。宋说：“我宁可要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小型代表团，即你、我和王宠惠。”
“还是要个女性代表吧？你看罗斯福夫人在政治舞台上就非常活跃。”
“中国哪有适合人选？”
“吴贻芳就可以。”其实顾维钧已经有好几个名字在脑子里转：首先是孙夫人宋庆龄，也是政治活动家，在海外颇得人望，但对宋子文提她怕不合适；另一位是大使魏道明的夫人郑毓秀，据传，她在1909年曾把一颗炸弹从天津带到北京去行刺清政府的摄政王，是一位很活跃的革命者。但顾维钧提议的却是吴贻芳。吴女士当时是国民参政会中十几个女参政员之一，曾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长。
宋子文同意，并说：“如需要派一个较大的代表团，一定要有个核心委员会来决定政策。”他私下告诉顾维钧，他可能在旧金山会议之前赴美，为的是研究财政及货币问题。事毕后将先返回重庆，稍后再赴旧金山。
顾维钧还是想找个其他党派的代表。宣传部长王世杰是蒋介石信赖的外交事务顾问。他对顾维钧说，对国外批评我们国共两党之间的争执，最好的答复是告诉他们，共产党问题不是至为重要。他和委员长一样，反对在代表团中包括共产党人。最好还是成立一个联合代表团，其中包括某些所谓无党派人士。
使顾惊讶的是，他的想法却得到宋庆龄的赞同。孙夫人邀他茶叙。她悄悄告诉他：共产党人希望在代表团中占有两个名额。
顾维钧诧异地瞪大眼睛：“既然如此，那共产党可以参加到政府里来，为什么他们还要保留一支军队？”
宋庆龄抿嘴一笑，放下茶杯：“共产党感到，放弃他们的军队就等于不要他们的脑袋，你明白吗？就是说，如果共产党没有军队，就得唯国民党之命是从。不说了，关于中共立场的详细情况，你可以去问孙科。”孙科不久前发表过一个折中方案。
顾维钧在一次会上遇到孙科时，宋子文告诉他，代表团的名单决定由八人组成：除宋、顾外，还有王宠惠、魏道明、胡适、施肇基、胡霖和吴贻芳。顾维钧大失所望。这个代表团只是代表执政党———国民党，即使把胡适、施肇基和顾维钧三人看做党外人士，也只有胡霖和吴贻芳两个无党派人士。政府中人不想让代表团中出现一个共产党人。
就在顾维钧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时，宋子文却自己找上门来。他向顾出示一份电报抄件。这是罗斯福发给蒋介石的。该电大意是，总统收到赫尔利的报告，说中国共产党曾向他建议，要求中国代表团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并由三方平分名额。赫尔利的答复是，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应该是联合国各成员国政府的代表，而不是政党的代表。罗斯福的电报表示完全同意这种论点；但总统又认为中国代表团若能容纳中共以及其他政党的代表，也不会引起什么不利的情况。事实上，他相信这样做还会有助于委员长实现国内政治团结的愿望。罗斯福还提到，美国代表团就包括了两党的代表，其他国家的代表亦复如此。
宋子文发起牢骚：“官样文章！我甚至怀疑罗斯福对这份电报是否真正重视！”
顾维钧轻声轻语相告：“我看他还是重视的，我记得这个问题是他第二提出了。”
“你明天把电报交给委员长，再说吧。”宋子文登上自己的车走了。
当顾维钧把电报交给蒋介石时，蒋还是那样反对，但口气已和缓多了。其他党政领袖如吴铁城、张群等则借口说，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具备当代表的资格。
“董必武可以。”顾维钧脱口而出，“我任驻法大使时，在巴黎同董先生曾有一面之缘。”顾维钧据理力争，说他也和董先生谈过，虽觉他与众人没有多大不同，他年事稍长，可通晓国际事务的本事令人惊异，说起中国的对外关系，甚至还谈起俄国人的问题，彼此的观点十分接近……
蒋介石不顾众人，独自又把电报看了一遍，缓缓地吐了两个字：“好吧。”
最后，董必武终于被正式任命为中国代表团的正式代表。而且他在旧金山与顾维钧配合得很好。多年之后，顾维钧还感叹：另一个成功的原因是，董必武挑选了一个很好的秘书章汉夫（新中国一建立就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一当就当了22年，直至去世）。他也是共产党中的杰出人物，为人善良而谦虚，不引人注意但很能干。
顾维钧后来知道，章汉夫是周恩来推荐给董必武的一员外交干才，另一位秘书是才华横溢尤为费正清欣赏的陈家康。当时在周恩来身边聚拢了许多这样的才子才女，仅结成夫妻双双的就有乔冠华和龚澎；章汉夫和龚普生（龚澎之姐）；章文晋和张颖……以后闻名于新中国外交部的“二章一乔”，从那时便小有名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