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官，特别是在同情中国共产党的美国外交官里，有一个巧合就是叫“约翰”的特别多。战后，有人曾把蒋介石的覆亡归咎于四个“约翰”———约翰·谢伟思、约翰·戴维斯、约翰·费正清和“约翰”介石。这是开玩笑的话，但也因为蒋的发音与约翰的英语发音（JOHN）近似。即使在美国，有相当多的不大注意外交史的人已经分不清这些“约翰”了，别说是中国人了。
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曾被美国当局指控为“丢失中国的人”。在这份名单上，始终名列前茅的是谢伟思，尽管他思想上一直在考虑不能丢失中国。谢伟思和戴维斯都是传教士的儿子，出生在中国。他们的中文都很流利，但同他们在一起的人多半讲英语，这又使他们的英语毫不逊色。他们的少年时代，难免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成年之后，他们回到美国受教育，并考上了外交官职业。对一个初露头角的外交官来说，经常注意顾全别人的面子，不仗势欺人，用建议的形式而不要用粗暴或过于直率的语言提出主张，对他们来说多少有益。他们学会了忍耐心，支持毛泽东革命发展的那种忍耐心。
1941年5月，谢伟思乘飞机到了重庆，参加大使馆的工作。高斯大使不久也来赴任。高斯因在上海期间敢于对日本人持强硬立场而出名；但另一方面，30年的领事生涯并没有使他产生太强烈的亲华意识。他在大使馆安排许多能书写和说汉语的工作人员，经常派他们到各地旅行和参加社交活动，从而使美国驻华使馆成了对中国的事情消息最灵通的机构。高斯相貌平平，一本正经，常常一支接一支地抽雪茄烟。中国人认为他难以接近，称他是“铁面观音”，对他颇感不悦。如他一位同事所说的，“他冷若冰霜，总是说‘不’”。但高斯对谢伟思还是很中意。
谢伟思几天之后，在招待会上第一次遇见蒋介石及其夫人。
“谢伟思，多好的名字呀！”宋美龄在别人向她介绍他时说，“我希望你能为中国服务，谢伟思。”
那时的中国，蒋介石的国民党和毛泽东的共产党，照白修德的说法，是“两个冻结的实体”，他们曾经短暂地、不热乎地联合起来反对日本，但此时都在为各自的目标努力……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在中国的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打击日本。为此，差不多所有在中国的美国人都一致地希望说服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共同抗战。
但是，美国对共产党人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谁也没有注意柯乐布———一个哥伦布的人物。他是一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在二次大战初期，就经历了横渡印度洋的惊险航程后到达中国。他在一次同日本潜艇的遭遇战中，被抓去当壮丁运送弹药，并留了一把胡子。他到了中国，向那时还是上海的总领事高斯报到，并问有什么指示。高斯刻板地说：“给我把胡子刮掉！”柯乐布在10年前就提出：如果同共产党人交朋友，除了有可能进一步了解毛泽东的长远计划外，肯定还能得到好处。他们可以提供日本军队的情报，他们还可以帮助可能跳伞到他们地区的轰炸机的机组人员。高斯大使指定谢伟思想尽办法去了解共产党人。
另一位传教士的儿子戴维斯，就出生在四川乐山。“七七事变”后，他被调到汉口，结识了周恩来、史迪威、陈纳德、卡尔逊、史沫特莱等在中国历史上起过作用的人物。
珍珠港事件后，戴维斯作为史迪威将军的外交参谋，重新回到中国。很快成了这种格局：一个约翰———约翰·文森特在高斯大使手下工作；两个约翰———戴维斯和谢伟思在史迪威手下工作。
1942年夏初，戴维斯三次拜访周恩来。
“我请阁下吃饭，您接受吗？”戴维斯这样说的时候，周恩来奇怪地一笑。后来戴维斯才知，自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后，重庆的大酒店都不敢供应高级食品。但“新生活运动”规定，只要有“外国朋友”同席进餐，食物和饮品便可以不受限制地供应。在吃饭前，周恩来同戴维斯谈了许多问题。戴维斯说，罗斯福总统再一次向蒋介石表示：美国所给予蒋介石的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
周恩来点点头：“我们一向主张团结抗战，而且永远实践团结抗战。去年华北百团大战，打的时候没有任何配合，打完了也没得到任何补充。但我们并不因此抱怨。这一点，我希望通过你，破除一些人的造谣，反诬我们虚构战绩，岂有此理！”周恩来再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打日本；中国共产党人欢迎美国官方代表访问延安。
戴维斯将谈话整理交史迪威，并给高斯大使一份副本。
“难道八路军不是很了不起吗？”史迪威在重庆经常听到这句话，今天又从戴维斯口中听到。他虽然对此不太相信，但从职业上说他对此又很感兴趣。他曾通过史沫特莱，认识了被他称为“中共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周恩来，及中共军队参谋长叶剑英。他认为共产党的“军事政策自由”和“动员民众”的政治要求不明确，“是一贯的口号”。但从个人的角度看，在拜访和与周恩来及其随员共餐后，史迪威发现他们“襟怀坦荡，彬彬有礼，态度和善，为人表率”；与身着毛领大衣、脚穿皮靴的国民党“新式拿破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他眼中，周恩来很英俊，有教养，有礼貌，深为外国人所喜爱；叶剑英像大多数“赤色分子”一样，被选入了“好人”的行列。在同他们谈话后，史迪威欣喜地发现，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块绿地，没有被权势所腐蚀；共产党这帮人热诚，精力充沛，他们正在追求中国革命久未实现的目标……史迪威也承认，除在1938年与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话留下的良好印象外，对共产党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了解。他听说八路军有50万人，共产党的势力正向华北迅速发展。据某些报告说，山东省只有一个县还在中央政府控制下。他重返中国以来，和共产党的间接接触，也就是这次戴维斯向他报告与周恩来的谈话。史迪威在这之后，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蒋介石说，如果委员长同意，他将率领共产党的队伍去进行夺回缅甸的战役。蒋介石也少有的开了句玩笑：“那我愿服从史迪威将军的命令！”史迪威虽然还记得这句话，但并没有更多地注意共产党，他把注意力完全放在站在前台的蒋介石身上了。
谢伟思则在这一年中被派往西北的兰州。美国外交官没有到过那里。去过兰州之后，谢伟思又向东旅行到河南洛阳。那里正发生大饥荒。他于这年11月回到重庆后，立即与文森特一起，到周恩来那里去，讨论他在河南亲眼目睹的一些苦难情景。对美国人来说，同周恩来会见，可以了解共产党人的想法，这种会见，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这次，周恩来带了林彪一起谈话。林彪不久前被派往重庆，帮助设法使毛泽东和蒋介石达成某种和解。会谈时，周恩来、林彪告诉美国外交官，期望美国对中国情势采取如下行动：一、运用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力，改善情势；二、重申美国希望看见中国“有真正的民主”；三、承认中共是对抗法西斯作战的参战者；四、美国对中国的补给品拨一部分给中共。
谢伟思在谈话完毕后，比以往更担心了，认为中国不大可能有和睦状态，更多的是对抗。他回华盛顿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人们现在已不再想知道能不能避免内战，而是想知道能不能至少推迟到战胜日本之后……即使冲突避免了，这个国家本来已经紧张的经济状况仍将紧张下去或恶化下去，也许会导致经济崩溃。如果发生内战，这种经济崩溃的可能性当然就更大。
也有这样的可能，经济困难也许使疲于战争、征兵过度和抽税过度的农民成为共产党完全的沃土，从而出现一场超越中国共产党人目前声称正在谋求的温和的民主的革命。而且，即使美国没有在物资上或外交上支持国民党而招致共产党人的仇怨，这个共产党政府也将比较倾向于同苏联友好合作，而不是同英国和美国。
由于这些原因，因此，做出努力不让中国国内局势恶化，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使局势有所改善，看来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共产党人认为，外国（显然是指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是可能使局势改善的唯一力量。他们承认，外国对中国内部事务提出建议，不管提得多么圆滑婉转，要成功是很困难的。但是，他们认为，反映比较了解情况的外国人的意见，对国民党领导集团中比较有远见的人，如蒋委员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谢伟思又说，如果美国能说服蒋介石让美国观察员到毛泽东在延安的与外界隔绝的总部去，也许是有益的，直到那时，到过延安的美国人只是少数几个记者。谢伟思认为，虽然记者传播的第二手情报是有用的，但是到过延安的记者大多“似乎倾向于共产党”。他接着说，“我认为最适合于到共产党地区去的美国代表是懂中文的外交官。可以派一两个人。他们要适当长期地住在延安或其附近，还要在游击区进行相当广泛的旅行。重要的是不能要求他们根据一次在官方导游影响下的短暂访问写出报告……”
在白宫，罗斯福总统对谢伟思的建议一再点头；在重庆，蒋介石委员长狂躁不安，他认为这都是那个“尖刻的乔”———美国派来的同盟军参谋长史迪威搞的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