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八路军的“外交官”们对局势忧心忡忡。有时他们议论起来，总觉得政府西迁以来，国民党的各个领导集团都没有实行武力抗战的决心，却为复活各自的派系独裁而费尽心思。日军占领武汉后，停止了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也随之缩小了。在相对稳定的战线上，战事显得比较平静。
除了汪精卫集团，没有人敢接受日军的和平方案，公开主张投降，即使在重庆遭到猛烈的轰炸之后，也没有人敢这样做。可是中国人对政府的期望也落了空，政府并没有实行它所承诺的进步改革，也无意动员所有的政治、经济力量和人力进行抗战。
重庆的外国人多了起来，特别是美国人。住在重庆的外国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很久以前住在这里的，他们是商人、传教士和总领事馆的官员；另一部分是因战事随政府和大使馆一起疏散来的。对中共同情的外国人也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美国太平洋学会的成员。
在这个学会成员中，引人注目的是包括身为罗斯福总统行政助理、而多次到过重庆的居里，以及由美国务院派来中国供职的外交官范宣德和谢伟思等人，又由美国推荐给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也是该会的一个成员。中国的冀朝鼎、日本的尾崎秀实、西园寺公一等人，也都参加了该会。
皖南事变前，罗斯福派遣居里来华访问，带来了总统转蒋介石的一封信，其中写道：“在万里外的我们看来，中共似乎是我们国内所谓的社会主义者。我们赞同他们对农民、对妇女、对日本的态度。据我看：这所谓共产党与国民政府之间，相同之点殆多于相异处。我们希望双方消泯歧见，更密切地合作，俾有利于对日本作战的共同目标。”
居里表示，他要与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和苏联大使潘友新会面。蒋介石满脸不高兴：“你不要被中共分子的花言巧语所骗，你要知道，各国共产党不是为自己所属的国家的利益工作，而是为第三国际；第三国际反对中国对英、美两国的密切合作，特别是他们不愿见中国与英、美两国立于同一战线上。这两点请你转达罗斯福总统。”
2月13日，为了阻止居里与周恩来的会见，蒋介石命陈布雷召集国民党党政军联席会议，令众人想一个周全之策。有人提出软禁周恩来，使会见泡汤。
主和派将领张治中急了：“这怎么行？软禁得了一日，软禁得了一世？再说，国共合作时代，软禁周恩来岂不意味着国共全面破裂？”
此话一出，会场顿时炸了窝。有的高声说话，有的默默地坐在那里长吁短叹。抽烟的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喝茶的一口接一口地喝茶。争吵的声音越来越大，好像天花板都要塌下来。群议纷纷，莫衷一是。最后，陈布雷只好采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的建议，先派一得力人员在居里、周恩来见面之前，先给居里一谈，大灌米汤，希望收到先入为主的功效。陈布雷据此上报蒋介石。
居里并不为蒋介石所动，在2月14日与周恩来会见。周恩来欢迎他的到来，并为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郑重地说：“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而便于日军难进。”
居里诚恳地点点头：“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
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居里又去找蒋介石，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蒋介石不满地摇摇头，沉默了。
周恩来为了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商讨今后的政策，要回延安去。在飞机起飞前，他又一次把和他密切合作的下属唤到一起来。大家聚集在这座阴暗胡同里墙皮斑驳的“八办”的房子里，神色都很沉重。乔冠华的大眼镜泛着光，龚澎默默地坐在他旁边，年轻的陈家康，用心地记着笔记，在老练的未来的红色外交官中，他看上去却像个新手似的，可周恩来喜欢他的勤奋好学，认为他值得信赖。
周恩来详细说明，由于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的袭击，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政治上的变化。共产党今后虽然将继续为抗日统一战线而努力，但它将明确阐明它对统一战线的理解。它将要求得到发表意见、提出条件的权利。周恩来又说，毋庸置疑，蒋介石对反共势力的复活应当负责，但当前要避免对他个人进行严厉批判。不管怎样，不可指责说他想放弃抗日。舆论的压力，以及华盛顿和伦敦不希望中国内战的态度，也许会使蒋介石改弦易辙吧。
“现在有一项重任摆在你们大家面前，”周恩来说，“希望在今后几个月里继续努力，向国内外人民说明我们共产党的立场，向他们提供国民党检查机关不让发表的有关我们政治、军事、经济成果的情报。”
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责难声中和英、美、苏三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下，蒋介石退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