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想请刚从日本归来的郭沫若出任第三厅厅长。第三厅隶属于政治部，分管宣传。蒋介石的用意十分明显：郭沫若曾登报骂过他，“不计前嫌”地录用，可以一显蒋介石的宽宏大量，并可通过周恩来、郭沫若这样众望所归的人物，延揽大批文化、学术、文学、艺术各界著名人士，同时将第三厅控制在自己手下，让周恩来当空头副部长，郭沫若当空头厅长，既装潢了门面，又羁縻了人才。而中共也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把第三厅搞成个统一战线机构，以此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凝聚抗战力量，所以也在积极筹划。
郭沫若在北伐中与蒋介石酿起了仇，那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人们也记忆犹新。他信不过蒋介石，不想当他的第三厅厅长。晚上，在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的房间里，郭沫若陈述了不愿干的理由：“我自己耳朵聋，不适宜做这样的工作。其次我认为，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狗皮膏药，帮助欺骗。第三，让我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我相信，我一做了官，青年们是不会谅解我的。”
王明坐在一边看报，听郭一说，丢开报纸就吼了起来：“你别一二三了，简单地说，你就是嫌官小！”王明点着烟，摆起道理：“目前的局面是靠着争取得来的，虽然还不能满意，但我们还得努力争取，决不能退让。能够在两方面都能通得过的人，目前正需要，还少一点。我们不想做官，而是要抢工作做。争取到反动阵营里去工作，共产党首先便能谅解，青年们的谅解是不成问题的。”
郭沫若说不出反驳的话，沉默着。
周恩来想调和一下气氛，故意把话说得慢一些：“考虑是可以的，不妨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在必要时我们也得多争取些有利条件。且不可把宣传工作太看菲薄了。宣传应该把重点放在教育方面。我倒宁肯做第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啦。不过他们是不肯答应的。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有什么意思！”
另一位朋友也半开玩笑地劝道：“这是政府开放的第一次，门虽然还开得很小，我们应该用力去把它挤大些。让我们一道去挤吧！”
郭沫若转脸看看王明，又看看周恩来，两手倒换着搓了搓，应下这个差事。可他突然又冒出一句：“那我就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要干，就公开地、痛痛快快地干。”郭沫若是在南昌起义后，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但党员身份并没有公开。起义失败后，他经周恩来同意，流亡日本。在日本十年，同党中断了联系。这次回国后，恢复了党的关系。蒋介石也取消了对他的通缉令。可周恩来还是希望他以非党人士的身份出现好，劝勉他：“你还是忍住内心的寂寞吧，党需要你这样做。”
寒冷的武汉并没有因为共产党的参政而暖和多少。周恩来朝长方形的窗子外面眺望了一阵，若有所思地看着珍珠似的雨点在玻璃窗外面飘着。国民党的CC派、复兴社，正在外面大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冷风，今天———2月10日，贺衷寒控制的《扫荡报》还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声言中国有三种妨碍并破坏统一的因素，把陕甘宁边区说成是西北的新的封建割据区域，指责红军虽改易旗帜却不服从中央，还说在国民党外存在其他党派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统一，要求取消这三种势力。这篇社论搅得武汉三镇满城风雨，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这个话题。
周恩来取出一把伞，搭车去见蒋介石。这一阶段，虽然两党关系仍在原地踏步，但蒋介石还是做出了姿态：只要有事需要协商，周恩来可以随时约见他。
周恩来经过前室，登上二楼。
蒋介石已经在办公室里等他了。周恩来才跨进门，蒋介石放下正在打着的电话，抓住靠墙放的一把椅子的椅背，把它拉过来，请周恩来坐近点。周恩来巡视了一遍房屋，没有发现报纸，便指了一下窗外：“《扫荡报》发表这样的社论，让人们相信中国只应有一个党的宣传，必然引起严重后果。”
“这并不足虑。”蒋介石置之一笑，“既然开放言论，对主义的信仰就不准备限制。先总理不是说过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并不矛盾，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修改或反对嘛。”
“照此说来，别的党派都要取消喽？”
“没有那个意思。我对各党派也无意取消或不容许它们存在的意思，只是希望它们融成一体。”
恼人的沉默。
“既然两党都不能取消，”周恩来抓住对方的思路，尽量把谈话朝自己有利的方面拉，“只有从联合中才能找到出路，否则又是空忙一场。”
“可以研究。”蒋介石的视线越过了一动不动坐着的周恩来，凝视着别处，放慢了说话的节奏，“《扫荡报》的言论不能代表国民党和我本人的意见。”
坐在沙发上始终没有说话的陈立夫，弄清了蒋介石的意图，这才补上一句：“蒋总裁已批评了《扫荡报》，要各报以后不再刊登这类文章。”
周恩来走后，蒋介石又与陈立夫商量：“共产党并没有退让的意思，看来这类文章是要少登，免得共党纠缠不清。”
陈立夫微微动了动肩膀。原来这是一场试探性的攻势。以后一段时间里，国民党报刊上这类宣传内容倒是少多了，尽管摩擦还在酝酿。
周恩来给延安中央报告：今日见蒋，对边区借口是国共两党县长并存制，有拖延意……蒋对人、枪、钱都抓得紧，不愿我军扩大，不肯发枪加钱，加发了临时犒赏费五万元……前晚见蒋，要他发枪。他答：连坏枪也发出了。宋美龄氏答：（来了）新枪可发。
郭沫若担任厅长，也不顺心。
一厅厅长贺衷寒总跟三厅作对，一会说三厅走私，一会又说三厅是中共的运输机关，没有抓到把柄，贺衷寒却升为政治部秘书长。去部里办事的郭沫若只好称贺衷寒的“职”了。自尊心极强、又曾是北伐军堂堂副主任的他，自然咽不下这口冤气，三天没上办公厅。
周恩来知道了，在第三天晚上请郭沫若和三厅的负责人到他寓所去吃饭。检讨过工作之后，周恩来说：“三厅的工作仍有意义。至少可以抵消反动派一部分的颠倒黑白和阴谋投降，使反动派看出群众力量的伟大而有所忌惮。因此，三厅这个岗位，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郭沫若知道周恩来的话是针对他说的，但没有吭声。当谈到部内的人事变动时，郭沫若忍不住了，放下吃到一半的饭碗，说：“三厅的工作我自己的贡献很少，取下我这顶乌纱帽，三厅的同志们依然可以干下去。再要在贺衷寒下边受气，实在有点吃不消。”
周恩来已经就此说了不少话，此时有些不悦，把筷子往桌上一放，问了一句：“那么怎么办呢？”
郭沫若一向敬重周恩来，认为他和蔼可亲。可现在透过镜片，看见的是一双快要着火的眼睛！他闷下头去，重新拿起碗。
周恩来没有发作，但口气还是很严厉：“为了革命的利益，一切都须忍受！我们受的委屈，难道比这小吗？”不知郭沫若是否听出此话的弦外之音：周恩来到武汉后，与蒋介石打交道，本来就是一件不很容易的事，而又要受制于国际派来的王明。王明狂妄，常常不听别人的劝告，连延安的毛泽东也不在他眼里。王明和毛泽东的意见常常不一致，是听王明的，还是听毛泽东的？周恩来经常处在烦恼与疑虑的气氛中，处在国共两个圈子里的人暗中互相竞争的气氛中，处在远方的莫斯科和延安的两种指示下……难呐。这也是他对亲近的人发火的缘由。发完了，他会主动道一声：“我也是迁怒于你啊，不要介意……”
郭沫若明白了周恩来的心思。在多少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还说：“这是我受周公责备的唯一的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