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抗战的第二、第三年，延安的“居民”已经对来访的外国人不陌生了，连孩子们也敢走近他们，仔细瞧瞧他们的蓝眼珠，用指尖触一下他们毛茸茸的手背，然后开心地跑开去。
外国人在延安已经毫不拘束，谈笑风生，吃着冰凉的梨，悠闲地喝着茶。
然而，新的一年的来临———1938年，对于中国来说，却是极端困难的一年。各条战线都有消息传来，几天以前，天津落入敌手，杭州沦陷。日本人正在准备发动一场为期三四个月的攻势，拿下广州，拿下广汉铁路、拿下汉口和平汉铁路。在延安的外国记者和作家，能收到汉口、上海和美国寄来的一些英文报纸、杂志，即使汉口来的报纸也要晚一个星期，而收音机只能收到些最重要的新闻标题。
热情的史沫特莱带上刚刚收到的《纽约》杂志、《今日中国》到八路军总部，给朱德和其他人介绍最新情况。跟往常一样，朱德拿出一本厚厚的黑皮笔记本，这里面记着一些国际和国内的重大事件。当翻译把报纸和杂志上的重要内容讲出来，朱德就在一旁记着。对于国际声援中国的情况，他听得特别仔细，几乎一字不漏。他记下了去年10月1日在纽约麦迪逊广场公园召开的声援中国的群众大会的种种细节，以及大会筹集资金，为中国购买药品、衣物，向中国赠送资金等方面的情况；纽约电台关于中国的广播以及美国、法国、英国和印度抵制日货的运动都可以从他的笔记中找到———这些材料以后会出现在八路军的出版物中或被引用来向军队和群众作报告。其中一些比较长的、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章则译成中文，以便在部队教育中加以引用。
朱德还记下了有关日本军事、政治、社会、经济情况的每一个重要片断。他把报上发表的日本天皇告诫其军方和人民，说对华战争将长期继续下去的讲话也给抄了下来。朱德还让外国记者们把《今日中国》所刊登的一篇关于日本从中国获得经济利益的具体材料的长文章全文翻译出来，交给他。他对报纸的评论也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还要提出一些问题，可惜“史沫特莱同志”无法作答，因为她找不到原书。他详细地询问起刊登在《新共和》杂志上的一系列论述中国苏维埃情况的文章，还问起《太平洋问题》季刊上的各种文章。他对日本人打沉长江里的美国、英国的炮舰后，美、英方面的反应特别感兴趣。史沫特莱谈到刊登在上海发行的一家英国报纸上的文章，文章劝告南京政府听墨索里尼的话，应与日本媾和。朱德听后，脸上出现了一道道皱纹，充满了憎恶的表情。
任何有关罗斯福总统发表讲话的点滴消息都必须翻译成中文。美国国会议员的讲话，不论是亲日的，还是反日的，朱德都要专心听一听。
新年除夕之夜，八路军总部里的朱德，就在与外国记者的娓娓交谈中度过。
在外国人眼中，他的外貌使人难以将他与刚强的战地领导人联系在一起，倒不如说，他像每一个人的父亲，在一天长时间艰辛而又满足的劳动之后，怀着无拘无束的宽舒心情弯着身子归来，并且带着安详的微笑和成熟的朴实无华的智慧，闲谈起他漫长阅历中熟悉的那些事情……
与此相比，外国人把毛泽东描绘成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连一些日本人也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记忆力惊人，而个人习惯和外表却落拓不羁。
1939年9月，当埃德加·斯诺再次来到延安几华里外的黄土岗、毛泽东的“三居室”的窑洞里时，上述的印象更加强烈了。他们谈话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了：罗斯福的外交政策，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分歧，中国的工业合作社，统一战线中的新问题，欧战，苏联对欧洲的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他们翻阅当天送来的报纸，讨论着报上的新闻。
毛泽东认为罗斯福将使美国参战。他认为在苏联未参战的情况下，在张伯伦把英国拖入战争之前，这场战争或许还是“进步的”，但是现在它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毛泽东对美国两党对待战争的态度迷惑不解。他很奇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执政的民主党的参战得到了共和党的支持；而这次战争又是民主党执政，罗斯福正在呼吁改变美国的中立政策，希望率领美国参战。但是共和党人却始终强烈地坚持孤立主义。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共和党不是代表大金融资本吗？他们不是能从战争中发横财吗？
斯诺直率地说明，大金融集团的“魔手”伸进了两党内部，而公众舆论能够导致共和党改变原来的立场。他引用了在废除美日通商条约时，舆论对共和党人产生的影响为例。
毛泽东说这是美国政策中的“矛盾”：“尽管废除了美日通商条约，美国商人仍然继续把原料卖给日本，而且数量比以前更多。”
后来成为共和国外交部长的黄华陪着斯诺。在谈话间隙，斯诺注意到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陈设已经有所改变：墙上抹了白灰，地下铺了砖，略有一点装饰。毛泽东比以前胖了，头发剪得短了些，穿得还是普通士兵的制服。他说他依然酷爱戎马生涯，说他的肠胃在打长沙的战争中比别的时候，包括现在都要好……
斯诺问到中国的外交：“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强调，中国的斗争是站在民主一边反对法西斯主义，中国是属于民主国家的行列。那么有没有根据可以说中国是民主国家呢？”
毛泽东略带讥讽地说：“唯一的根据在于我们国家的正式名称，叫做中华民国———人民的共和国。但是究其实际，显然是缺乏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民权原则存在几十年了，但是至今没有兑现。我们需要民主，不仅是作为外交上的词藻，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有民主，才能赢得抗日的胜利。”
“由于战争的结果，中国政府的阶级基础是否发生了任何变化？”
“是的，有一些变化。沿海一带和长江沿岸城市里最有钱的人已经成了汉奸和准汉奸。这些人的代表是汪精卫。”
在这次访问中，给斯诺印象最深的还是毛泽东对战争的几点预见。那时，毛泽东预见日本不会参加欧战，而会试图强迫西方列强压迫中国接受决定。他认为，日本只有从英美那里挤出足够的让步，削弱它们在远东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之后，才会进而夺取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最后是菲律宾。毛泽东说，英国人将试图“制止在中国的战争”。有一次他说，张伯伦认为有必要“牺牲中国以便同日本结盟”。他还预见到，一旦英国或者美国试图搞一个远东慕尼黑时，苏联可能会同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条件是日本不干涉苏联支援中国。
毛泽东的观点在重庆引起了轰动。他的观点和蒋介石的意见恰恰相反。蒋委员长已经发表谈话，宣称欧洲的战争不会影响英国对华政策，即继续维护《九国公约》和“门户开放”诺言。连有些共产党人也认为毛泽东走得太远了：他们希望张伯伦会把中国看作英国本身在远东的安全的堡垒，而给予具体的帮助。连斯诺当时也认为毛的估计错了。然而到1940年7月，英国保守党政府却向日本做了最后一次绥靖主义的姿态，它违反《九国公约》和英国在日内瓦作出的“不采取可能削弱中国抗战力量之行动”的庄严诺言，封锁了中国仅剩的通过缅甸的对外贸易通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