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衷寒本来擅长政治，却十分眼馋兵权。这一层意思一旦被蒋介石识破，便认为他有野心，反而不让他带兵。西安事变时，贺衷寒支持何应钦派飞机轰炸西安，更被蒋介石视为“大逆不道”，将其冷落一旁。一个月后，蒋介石气消了些，才重新起用贺衷寒。贺衷寒受宠若惊，决心在谈判中“不辱使命”，再抖威风。他在南京家中时常穿戴齐整的少将礼服，背着手走来走去，吩咐门卫：“天已重降大任于斯人，须严加防范，遇有生人来，再大的官也要登记，方可放入。”
正巧，黄埔一期同学、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路过南京，顺便来看贺衷寒，进门就被拦住，要他登记。关麟征乃一陕西大汉秉性刚直，本来他就看不起搞复兴社的所谓“十三太保”，如贺衷寒、邓文仪等人，所以他不肯加入复兴社。还是时常对人说：“这批人是政客，不是政治家，成事不足，误老汉（蒋介石）的事有余。”此时一听要他登记，顿时火冒三丈，在登记本上写上“不要脸”三个大字，甩手而去。
后来贺衷寒知道了，也不再理睬关麟征，说他是“陕西冷娃”、“犟头驴”。可没想到自己很快又被派到西安，说不定也得指望关麟征，不免又有些后悔。
关麟征回到西安，很快被周恩来请去。在座的还有黄埔一期同学、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他兼任西安警备司令。
周恩来一一问候黄埔同学。关麟征是个直性子，他直言不讳：“在军校时，我最佩服国民党中的邓演达，邓治军严明，刚直不阿，有大将风度。再就是共产党中的周先生，您是少年诸葛，能掐会算。”
周恩来朗声大笑：“我哪里有那样神？我都是靠的你们这些同学。”他关切地问：“你同胡宗南有联系吗？我托他的老师胡公冕先生转交给他的信，希望他为抗战出力，一直没见他回音呀。”
关麟征同样看不起胡宗南：“论讨巧，他胡宗南是把好手；论打仗，他不是人物。”关麟征顺势发起牢骚：“北伐打天下是靠黄埔学生，北伐成功，掌权的却是半路出来的浙江帮。胡宗南无功坐大，不值一提。”他又对身边的宋希濂说：“我看老汉（蒋介石）对国内军阀有办法，对共产党是没有办法的。他们有民众基础，有国际关系，还有人杰哪。”关麟征炯炯的看着周恩来、叶剑英等在座的共产党人。
宋希濂则说起当年与他同一天出来的湘乡同乡陈赓。
周恩来对关、宋二人也颇有好感，认为他们都具有军事才能，用兵作战，皆有独到之处。可是黄埔同学都说这两人一个是“陕西冷娃”，一个是“湖南骡子”，都具有倔强好胜、对事任性，对人不肯低头的个性，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抗战胜利后，他们都失去蒋介石的宠信，被解除兵权。
周恩来看到贺衷寒也坐在门边，不声不响，便连声招呼：“衷寒同学，请往里边坐。”贺衷寒笑笑，仍坐在原处未动。
周恩来举起酒杯，朝四周划了个半圆，高声说道：“校友相聚实属不易。十年内战，干戈相见，现在又走到一起来了。来，让我们发扬黄埔时期的北伐精神，以当年攻克惠州、汀泗桥的气概，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东北，干杯！”
厅里杯盘交错。
贺衷寒过来碰杯：“周先生，在今后的谈判桌上还望不吝赐教！”
周恩来端起重新斟满的酒杯：“谈总比打好嘛，我希望你们在蒋先生身边的人，能规劝他遵守他的诺言。”
周恩来离开座位，向来宾祝酒。当来到张冲桌前，他停住脚步，潘汉年连忙给周恩来做介绍。周恩来握住张冲的手说：“来，张先生，为我们在今后的谈判中竭诚合作而干杯！”
张冲站起身来，举杯的手略有颤动。可以说，他是在座的国民党方面代表中心情最复杂的一位。这种复杂的情感仍然与周恩来有关。若干年之后，人们才知道，他就是“伍豪启事”的炮制者。
1932年2月中旬，上海的《申报》、《时报》、《新闻报》等相继刊出一篇《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伍毫”是周恩来在白区工作时的化名。其时，周恩来早于1931年底秘密从上海到达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已近两个月，《启事》诬蔑攻击中共和苏联政府，进而诬陷“伍毫”其人。张冲为何要造这个谣呢？
张冲生于浙江乐清县，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中统）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1931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特科（情报保卫机关）负责人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后，在汉口被捕叛变。主持此次行动的正是张冲派出的调查科武汉特派员蔡孟坚。顾顺章被国民党特务解送南京后，供出了上海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的行踪机密，其中包括周恩来经常去的地方。张冲当即率领人马由南京赶赴上海进行搜捕。当此紧要关头，幸亏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机智地截获了这一绝密情报，抢先一步通知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报中央。周恩来得到情报后，立即与陈云商定对策，并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协助下，迅速果断地处置了一切，避免了一次后果极为严重的大破坏。张冲虽有顾顺章的指引却处处扑空，乃生出这一报复手段。此次事件虽经陈云等组织辟谣，毛泽东也出面宣告，说明此事纯属诬蔑，但到了几十年后的“文革”期间，又被江青一伙翻出来重新诬告周恩来，以至周恩来在重病进入手术室前还要为此签字，大概这连在九泉之下的张冲也是始料未及的。
风雨几度，转眼到了1936年春天，又是这位张冲先生，又在《申报》上登出一则寻找“伍豪”的启事，要求被寻者见报后于5月5日去上海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某号房间，与落款者一晤。
然而这次可不是张冲故伎重演，而是出于民族大义，要寻求国共合作。虽说张冲是中统要员，在其任上也搞了许多特务活动，但因其接触共产党情报的便利条件，事实告诉他，共产党并非“杀人放火”的“洪水猛兽”，特别是《八一宣言》对他触动很大，他对蒋介石“攘外须先安内”的政策产生了怀疑。他曾对部下说，当前日寇侵略日亟，共产党也是有爱国心的，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呢？
《申报》启事登出后，张冲便派要员昼夜守候在这家酒店的房间里。
鉴于几年前的教训，中共中央几经慎重考察，才派出潘汉年与张冲联系，开始了两党间的秘密谈判。西安事变发生时，随驾以备咨询的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亦被扣押，失去了自由，国共双方一时失去了联络。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为了和共产党打交道，张冲的作用也日益显得重要起来。他是国民党中最年轻的中央执委。这时他已调出“调查科”，专事代表国民党蒋介石同延安和莫斯科秘密联络。他到西安之前，也有人劝他：“淮南你过于冒险，这样的事干好了千好万好，如果做不好就会成千古罪人。”张冲却很坦然：“调查科的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的，但时至今日，我深切感到国共合则兴，不合则亡。年年围剿，节节失利；强邻虎视，外债高筑；民不聊生，国将不国，我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惧，将尽我职责，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正因为他的这种态度，使他与周恩来的关系从敌手变成了密友。
和谈开始还顺利。
张冲带来了蒋介石的口信：共产党要等宪法公布后才能公开；特别区恐怕中央的法令不能容；红军可以改编为三师九团，不可再加。
周恩来对此略表遗憾。张冲私下又告诉周恩来：“顾祝同规定你们一个师为一万人，其底牌实为一万二千人，你们可以力争超过此数。”张冲还向周恩来建议通过苏联的蒋经国来做蒋介石的工作。
周恩来对张冲的诚意深表感谢。张冲叹道：“可惜我手中无实权，不然我们还能合作得更好。”
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和顾祝同、张冲、贺衷寒再次会谈，彼此认为许多意见大致已趋一致，决定将一个月来的谈判做一个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当晚电告蒋介石做最后决定，以便执行。当周恩来把他起草的《三八协议》草案提交顾祝同后，两天没有消息。周恩来去催问，第三天，突然由贺衷寒出面，拿出另一个修改案。周恩来一看，这个修改案对原已达成的协议作了重大的改动，许多地方令人难以接受，如红军改编成三个师后，每师只能有一万人，共三万人；服从蒋介石的一切命令；各级副职也由南京政府选派；把停止进攻河西红军的一条也删去了……周恩来有些激动，高声说道：“这样的修改我不能同意！”
贺衷寒面无表情，也不搭腔。
“为什么要改成这样？”周恩来追问着。
“因为，”贺衷寒丢掉手中的烟蒂，瞪大眼睛说：“共产党既然承认蒋委员长为唯一领袖，就应该一切服从南京政府的指挥……”他努力挑选着字眼：“红军和苏区应该完全置于南京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陕甘宁行政区仍能算一个地方行政区，直属所在各省。”
他见周恩来两眼冒火，便不响了，等待着对方大发雷霆。在黄埔军校，作为政治部主任，完全可以劈头盖脸地骂一骂他的学生，当时是家常便饭。
但是周恩来未出一个粗字，仍是以尖锐的目光直视着贺衷寒。现在，毕竟不是黄埔时期，贺衷寒也不再是当年那个活跃的和进步过的学生，他不但是国军少将，而且还是蒋介石的代表。
回到住处，他对叶剑英说：“应该马上报告中央，贺衷寒的这一方案，意在利用这一机会，束缚我们愈紧，即愈难在蒋面前讨价。这些争执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
叶剑英赞同：“这些问题跟顾、贺根本解决不了。贺衷寒这个家伙真是反共习性难改。”
中共中央书记处12日复电：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
当晚，周恩来约见张冲。像往常一样，他虽然一肚子火，但讲起来特别是当着他还信赖的朋友讲起来时，仍然很克制：“由于贺衷寒横生枝节，一切都有根本动摇的可能。我希望你以原提条文电告蒋先生，否则，只有请你回南京见蒋说明此间的事。”
张冲低锁眉宇：“此等反复，太不够格。”
周恩来坐下来，看到张冲一副着急的样子，反而安慰他：“我只是说明我党不承认贺案，对于两党团结救国，拥护蒋委员长的根本方针并没因贺案而有所动摇。”他略带几分讽刺地说：“偌大两个党，又经过这么多曲折才坐下来，岂能因贺衷寒一纸空文给搅散了！历史会原谅我们稍稍耽误了会儿。”
一个月来，张冲与周恩来朝夕相处，频繁接触，对周恩来的敬佩又多了几分。这一番话，使他颇受感染。他提议：“我一个是无能为力的，我们五个人是不是再坐下来谈谈？”
周恩来很坚定：“我看西安没什么可谈的，我只有见蒋再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