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是7月20日返回南京的。
在等待早餐的时候，他照老习惯浏览起报纸。报上每一行热辣辣的文字，使得7月的天气更令人躁动不安：
———北平《世界日报》：“卢沟桥事件，已充分证明今日之中国，绝非“九一八”、“一·二八”、长城战役前的中国可比……过去兵不血刃，而可一夕下数十城者，在今日绝难重见。”
———上海《申报》：“我们必须以全民族的一致力量保持华北，给侵略者的野心以最大的打击！”
———厦门《星光日报》：“只有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发动全面的抗战，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香港《珠江日报》：“我政府之退路已穷，虽欲容忍，恐已无可再容忍矣！”
香港报纸的这几句，真刺到了蒋介石的心灵深处。门口的侍卫望着沉思的蒋介石，但不是正面看，而是偷偷地斜视。蒋介石无意识地用手指在桌布上划来划去，眼睛一会儿向上看，一会儿向下看。在这种目光里，就像蒋介石面形的轮廓一样，蕴涵着疑惑、迷惘和某种矛盾。早餐的牛奶送来了。蒋介石把盛点心的碟子转到太阳光下，他似乎看到一点灰尘，把它吹掉，然后又用餐巾仔细地擦了一擦。他嫌弃灰尘，爱洁如癖。可飘扬在脑海里的灰尘他掸不掉。他在抗战问题上无法做到白璧无瑕。他最大的担心是能否坐稳“委员长”的餐桌。
大战一天天逼近的时候，他的面部表情时阴时晴，给人一种病急乱投医的感觉。
他回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开始与各国驻华使节恳谈，以期获得支持。7月21日，英国大使许阁森来到蒋介石的官邸，南京虽已燠热难忍，许阁森依然西服笔挺，坐直身子，仔细听着蒋委员长希望他转达的话。蒋介石说：“现在局势，只有英美两国努力从中设法，或可变为和缓，而东亚和平亦可维持。此意请即转达贵国政府。”
接到许阁森加急电报的英国外相艾登，立即约见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向日本提出忠告：“英国政府重视中日之间的和平解决。日本为了远东全局之利益，应该自我节制。东京似乎认为中国的抵抗不过嚷嚷而已，这种看法实则大错特错；我深知中国极愿和平，但蒋介石委员长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是不能再忍的。”
话虽然是这样说，不过英国政府正迫于筹谋对策以应付在欧洲窥测侵略机会的德国，故而对华态度是只要其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被侵犯，则力避和日本产生摩擦。
24日，蒋介石又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再次向英国大使谈道：“中央对于宋哲元与日本人间的协议可以同意，实已达到最后限度。日方如再提出其他条件，我方必予拒绝，彼时战争必不能免。现在唯有请英美两国从速努力防患于未然，以免战祸。”
美国方面，在事变之初，也是抱着不卷入亚洲事务的消极态度。
7月25日，蒋介石接见美国大使詹森，力言：美国是表明尊重中国主权的《九国公约》之发起国，在国际法上、在道义上都有协助制止日本行为的义务。美国政府接受这些话之后，由国务卿赫尔在8月12日发表一个声明，此刻才如梦初醒，想到还有一个国际条约，这才提出希望中日两国不要诉诸战争；即使在此时，美国人强调的还是它所关心的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产，至于具体的制止行动，对不起，它还没有顾及。
7月26日，蒋介石又与德国大使陶德曼、法国大使那齐雅分别晤谈。
那齐雅的话如天马行空，在历史云烟中耸人听闻：“在百年战争时代（14、15世纪），英国意图征服法国、扩张势力于欧洲大陆，但最后终于失败，缩回英伦三岛；今天，希冀征服中国的日本，也将必然会失败而退回到海岛上去。”
“大使先生可有具体想法？”
当蒋介石从那齐雅的高调阔论中清醒时，圆睁着眼，情不自禁对这位“满腹经纶”的大使先生，欲求一解救中国之妙方。
那齐雅拿着历史的钥匙，却难开现实之锁。他的回答依然漫无边际：“日本军部意见不能统一，其前途并不光明。”
蒋介石瘪柿子一样的嘴，更瘪了。
十分明显，各国都因其本国利益的约束，虽则倡言反对日本侵略，但是一到具体化，便都趑趄不前。这样的态度，反而更加助长了日本军部的气焰。7月26日，攻夺了廊坊的日军，继之又占据了平津之间的北仓、落垡各站，将铁路交通切断。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让其撤军的最后通牒。同一天傍晚，在北平广安门又发生了新的冲突。翌日（27日），日军已不再等待它自己所定的“期限”，便全面发动了攻击。卢沟桥边点燃的战火，终于在华北中枢的北平四周全面扩散开来。
这几天，远在伦敦的驻法大使顾维钧、驻英大使郭泰祺，及特使孔祥熙正准备去看戏剧《世界的末日》，收到了蒋介石的来电。顾维钧先看。电报在结尾时说：
“大战终于开始了。我决定和日本断绝外交关系，并正式宣战。请通知英国政府，并请它将英国空军在新加坡的飞机借给我们……”
这个消息使他们震惊、抑郁。虽然那天晚上他们还是去看了戏，可是心情沉重。舞台上正在表演西方生活中富有刺激的决斗；那夸大的、象征性的人群一批批倒下，又一批批地站起，影影绰绰，在中国大使的眼中，真的留下了“世界末日”的味道。
第二天早晨，伦敦的报纸登出了日本飞机在通州炸死500名中国士兵的消息，因为他们拒绝放下武器。上午11点，郭、顾二人去拜会驻伦敦的法国大使科尔宾。他们对他说，我们外交部指示我们请求法国政府在东京运用其影响，劝日本不要再提出必然会导致战争的过分要求。
科尔宾使劲弹动着长腿，迟迟不肯表态，语气中间对中国也不很同情。他的印象竟是：日本有权在华北任何地点驻军，而当前的危机是由于一次无缘无故的事件所引起的，也就是说，“卢沟桥事变”并非日本人挑起的。
郭泰祺和顾维钧从法国大使馆出来，就去见孔祥熙。
在车上，郭泰祺想去探探德国人的态度。顾维钧直摇头。他告诉郭泰祺，孔祥熙曾和希特勒交谈了两小时，希特勒解释说，德、日条约针对的是第三国际的，德国跟日本交朋友，这种做法对中国并无恶意。孔祥熙甚至相信希特勒说的不会发生战争。希特勒狂称：德国一个师能对付两个苏联军。既然苏联不像有进犯的企图，德国也不愿轻启战端。孔祥熙还会见过德国防部长戈林。这位战争狂人信口雌黄地指责中国贫穷不统一。他还说，希望中国或蒋委员长把所有反抗的军阀一律枪毙，为了统一中国，杀掉一百万人也不为过……这样的人会支持中国抗击日本？
他俩来到孔祥熙下榻的旅馆，三人研究了仍在和法国谈判中的贷款问题。然后，按事先安排，在大使馆进午餐，为的是好和苏联驻伦敦大使迈斯基谈话，以便寻找最后一个支持者。
到了8月15日，孔祥熙与各国周旋仍未见起色，只好坐在桌前，掏出从家中带来的一管又长又粗的毛笔，给蒋委员长报告情况：英国怕与日本冲突，多方回避其侵略锋芒；德国希特勒表示：他与日本携手，是为谋中日妥协；美国总统说，“满洲国”成立已有六年，将来必不免有的国家承认；法、俄等国有的实力不足，有的态度暧昧。孔祥熙仍想从外交寻找出路。他写道：“当此中日战争开始之际，除我以武力抵抗自求生存外，似不无考虑其他运用途径之必要……运用外交，以壮声势。”他精神沮丧，写写停停，写到最后，已是筋疲力尽：“熙在海外，心忧国事，一得之愚，未敢缄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