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5年12月9日的学生运动，到全国抗日呼声的高涨，连国民党内元老及黄埔、CC系中的许多人也都要求抗战，或至少“剿共”、抗战并重。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示：对日容忍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我们一定做最后之牺牲。蒋介石在会下也放出话来：共产党可以取得合法地位，但红军必须消灭（即党可存在、武装不能有）；与此同时，他让陈立夫（CC系）、邓文仪（黄埔系）四下活动，秘密接洽共产党……
当蒋介石接替被刺伤的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后，马上任命最能领会他精神的张群为外交部长。
张群与蒋介石早在保定军校和日本留学时就情同手足。这些年来，张又一直在蒋的身边。如今，既要改变以往一味退让的屈辱姿态，又不马上一刀两断，这个精妙的外交火候，蒋介石确信：只有张郎可为。
张群在“威”与“屈”的掌握上，自少就经历了一番磨炼。
保定军校招生时，他父亲给了他60块银元。到了北京会试时，张群遇上一个难题。原来清政府规定，凡是会试录取的学生，必须由北洋武备各学堂督理段祺瑞召见；而在召见时，必须先行请安礼。请安礼须屈膝下跪，以示恭敬。监考官在事前就将此事叮嘱会试的学生。张群就觉得屈膝下跪有失自己的尊严，因而坚决反对。他对监考官说，假如非要行这种请安礼，那我宁愿弃考回乡。张群的监护人急了：“这怎么可以呢？而且你若弃考，那连你回乡的旅费都没有，你还是将就一点吧！”
张群心想，反正现在还不知道能否录取，暂且答应了再说。考试那天，张群一看课目有国文、数学和理化三科，心想我只要两课交个白卷，说什么也不会录取我。就在国文题上信笔发挥一通。也怪了，这一通宏论反而使他榜上有名，眼看就要被段祺瑞召见。张群又找监护人说决不请安。监护人一半劝，一半逼，把张群推向殿堂。段祺瑞驾到，被录取的学生一个个被点名前去拜见段大人。轮到张群时，监护人手里直出汗，他知道张群有时脾气很倔。果然，张群被呼到名字时，只向前走了几步，点了点头，没有屈膝，更没有下跪，连鞠躬都没有。左右的人连喊两声：“请安，请安！”张群马上回答：“我从来没有请过安，不知怎么做。”
看到张群如此胆大无礼，周围的人都极度紧张。段祺瑞瞪大眼，喘了几声粗气，食指弹了弹，让张群过去了。事后，张群很得意，跟人说：“我想那时当政的旗人已非常担心汉人的反抗，遇到我这样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与其将我除名，不如把我收到军校加以训练。所以我能进保定军校，也许是因为我的倔强反抗才得到。”后来清政府计划送一批青年赴日留学，军校怕他在校惹事，借机让他出国去留学。
张群两次得益于“倔强”。
在1936年的对日外交中，他再一次“倔强”起来。
这种“倔强”，有他秉性的基础，更有当时形势的逼迫。几年来他的“亲日”名声在外，其时的“亲日”已经和“卖国”一样臭不可闻，而卖国的下场已有前车可鉴：汪精卫和唐有壬相继被刺，自己也被“锄奸团”列入暗杀名单……他不能不换一副面孔。
1月21日，广田在东京重申“三原则”，还说中国政府“对以上三原则表示了赞成的意思，到了最近更进一步提议，根据以上“三原则”举行日华亲善提携的谈判”。张群闻言色变，立即命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于次日严正宣布：
“广田外相演说中国业已同意，殊非事实。”
随后，有吉明被日本方面调回国去，改派有田八郎为驻华大使，与中国续谈中日关系。这次会谈没用翻译，没有第三者，是以直接交谈的方式进行的。两人都对谈话内容极端保密。有田八郎又是那一套，要中国首先承认“三原则”。张群当时给他一个下马威：“调整中日邦交的最正当办法，就是从东北问题谈起，第一步至少有限度，即先行设法消除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之状态。”
有田愣着，不眨眼，他疑惑张群为何一反常态，而且根本没有商量余地。会谈自然没有任何进展。
会后，《朝日》上海分社社长白川威海和南京分社社长宫崎世龙，马上采访张群。张群还是不冷不热，一问一答：
问：关于中日关系进行具体调整时，是召开像南京会议那样的会议，一举解决好呢，还是通过普通的外交交涉好呢？
答：即使召开会议，事前的磋商，做好准备工作，也是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与有田大使的会谈确实令人高兴。互相坦率地、毫无顾忌地谈出各自的看法，非常好。今后也应以这种态度进行讨论，如果需要开会就开。总之，中日关系的调整，不是必须开会或绝对不能开会的问题。
问：学生运动以及民众普遍的反日情绪，看来比记者在日本时想象的要激烈得多。在这种形势下着手调整日中关系，不是白费力吗？是否等时机更为成熟时为好呢？
答：我不同意这种意见。如果中日两国互相以诚意调整国交，相信不仅会使学生，也会使民心安定下来。如今抗日风潮发展到这种地步，即使国民政府进行镇压，也很难奏效。这种情况，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因此，一方面努力在对排日运动进行强压的同时，如能在中日两国间进行有诚意的交涉，会有平息抗日风潮效果的。
问：如果以南京为对象进行国交调整谈判，不是会益发刺激已决议反对日本“三原则”的西南派的感情吗？
答：那要看日本方面的态度如何。如果日本总是欺侮中国，那么不仅西南派，全中国国民，即使推翻南京政府，也要反对的吧！如果日本真正成为安定东亚的势力，就应以光明磊落的态度，尊重中国的主权，遵守不干涉内政的主张。以广田首相的所谓不威胁、不侵略的外交政策对待中国，中国的人心也会平静，各种问题也一定能够解决。
问：贵国常说希望日中国交在和平平等的立场上进行，这种平等是什么意思？
答：去年底的五全大会上，蒋委员长也主张这一平等的外交原则。我想进行中日外交方面的商谈时，必须按此精神。比如，始终以武力使人屈服的态度，是与平等相反的。说不定日本的真意不是这样。直至今日，中国国民从日本对中国的外交中，得到这种印象，也是事实。
问：关于华北问题，日本始终尊重中国的主权，负责当局不是经常这样说吗？
答：对此，如果是王阳明的言行一致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