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已经接到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的急电，说“日军突然向我驻沈阳北大营王以哲旅发起进攻，我军寡不敌众，北大营已被敌人占领，王已阵亡”等不确切的消息。但一纸电文，已使外交部上下震惊。
当外交部向正在日内瓦国联开会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发电报时，亚洲司科员宿梦公一看电稿傻了眼：电文把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改成“中日两军在北大营发生冲突”的词句。此电稿出自亚洲司一等科员白德俊手笔。可宿梦公将其归档时，反复阅读，越想越诧异：臧电明明说日军向我发动进攻，怎么能说成两军在北大营发生冲突呢？一方向另一方进攻与双方发生冲突，其含义不同，明眼人一看便知，怎么能混为一谈？电稿虽是白某所拟，而电文内容当然是根据上级指示，一个小小的科员岂敢擅专？尤其是如此重大的内容。那么外交部长王正廷究竟用意何在？莫非是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宿梦公百思不得其解。
当时蒋介石正在集中力量“剿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强调“攘外必须安内”。他认为消灭“共军”比什么都重要。何况日本侵略军进攻东北，蒋正可借此削弱张学良在东北的势力，使张完全服从他。张学良从此也背上了“不抵抗”的黑锅。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群情激昂，成群结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向行人演讲。
南京外交部照例每周一举行一次纪念周，全体职员参加。纪念周的程序，首先由主持人（多半是部长或次长）默读孙中山先生的遗嘱，然后由部长或次长，有时指定地区的司长作有关国内外形势或业务报告。
这次是“九一八”之后的第一个纪念周，因此，由部长王正廷亲自主持。这一天，王正廷精心拾掇了一番：全身的穿戴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头发梳得锃亮，乌黑的皮鞋，一身笔挺的浅灰色中山服，裤线笔直。不过他走到台前时，一反以往满面笑容的常态，而是满脸愁云，一副沉郁凄楚的神色，讲话的声音也低沉下来。
王的讲话大意是，这次事变激起民众的爱国热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国是一个有强大武力做后盾的强国，日本帝国主义焉敢大举进攻一个主权国家？接着他讲了一段日俄战争的历史，最后说，群众只是感情用事，而不了解国家实力，瞎哄一气有何用处？言语之间，显然是说，只有当政的人才了解国家的实力，感情用事无济于事，甚至会招来亡国之祸。因此必须理智地对待一切……
这几句简直是往火药桶里扔了颗火星，民众的情绪要爆炸了！纪念周不久，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汇合外地来京请愿学生不下数千人，每人手持标语小旗，队伍前面打着校旗，最前面由学生拥着当时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喊着口号，浩浩荡荡走过鼓楼大街，直奔外交部请愿。
当时外交部的办公楼是两幢旧式楼房，部、次长的办公室在北楼，南楼上下是地区司办公室。学生队伍闯进外交部后，直奔两幢楼房。一进南楼，职工们都感到惊慌。学生们对他们说，不要怕，与你们无关，我们要找王正廷算账。不多时只听得北楼人声嘈杂，打砸之声不绝于耳。南楼的职工们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个个惶恐不安。宿梦公掌管九一八事件的档案，怕出事，就跑到代理司长徐谟那里请示如何办理。徐是苏州人，天生胆小，此刻更是全身“筛糠”，不知所措。宿梦公就拉他到马路上暂避。刚走到后门，就见两个人———一个工友、一个秘书，架着满头血污的王正廷正狼狈不堪地走出后门，乘上已经停在那里的部长专用车，急驰而去。宿梦公和徐谟都清楚地看见了王，王当然也看见他们，但双方都缩回目光，装作没看见。
学生队伍在捣毁部长办公室并打伤了王正廷后，边喊口号“打倒卖国贼”，边整队离开外交部。
事后，据在南楼办公的职工说，当部分学生闯进南楼时，见楼下客厅里坐着一人，误以为是外国使节。其实此人是政务次长李锦纶，因被误认才得以幸免。学生们到北楼未进客厅，直奔楼上。上楼后，撞进王正廷的办公室，见王正在办公，一齐大喊“打倒卖国贼”，并用手中的标语小旗向王打去，最后有人将王办公桌上放着的一盆花向王头上砸去，王的头部当即开花，血流不止。
王正廷引咎辞职后，南京政府特任在日内瓦开会的施肇基为外交部长。施以工作需要并未回国就任。在此过渡时期，外交部的一切重要部务，临时多由宋子文决定。因此亚洲司长徐谟会每日一次或多次去北极阁宋公馆汇报或开会。为时不久，宋子文也感难于应付，便决定由顾维钧代理外长。
因为施肇基在外交界的资历比顾高，人又极为精明，肯定会在适当时机回任，而且顾维钧在巴黎和会时与施肇基、王正廷都有过芥蒂，所以顾维钧执意不从。
宋子文受蒋介石之托，促其就职，一再说：“作为一个中国的爱国公民，在国家极端需要时为国效劳乃是神圣的义务。”
顾维钧勉强答应了，但是声言：“因为我不是国民党员，而我知道政府是在党的监督之下办事的，我必须把我就职后可能遇到的困难事先讲清楚。”
“你说你说。”宋子文已经摆出了接受任何条件的姿态。
“有三件事需要决定：第一，为了有效地执行外交部长的职务，对驻外使领馆应该定期发放经费；第二，关于驻外及部内人选，由我全权办理，而不须经过政府的特别指示或命令；第三，我知道中央政治会议有权讨论、决定重大政治、外交问题，但我不是国民党员，更不是中政会成员，因此有关外交方面的决议，我要事先得到通知。”
宋子文放下喝到一半的茶水，急忙表态：“这三点要求早有准备。我这个财政部长可以向你直接保证，把必要的经费定期送交外交部。”当时驻外人员的薪级是沿袭清朝旧制，驻外公使通常是二等使节，薪俸是用银两支付的。二等使节的薪金是1800元，等于1200两银。随着外汇汇率的起伏，一个大使每月实际薪金不过528美元，包括应扣除的12.5%所得税。加之政府多次发行国内公债，如救国公债等，都从薪金中扣除，大使的生活似乎也不富裕了。但是事实上，除办公室外，通常还提供官邸，大使不必支付房租，同时还提供汽车，因公的交际费也由政府支付。但作为武官，因为多是蒋介石的“嫡系”，待遇要比一般外资官员优厚得多，如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的桂永清，驻英时就有一部豪华的卡迪莱高级轿车，还有大量津贴供个人开支。随着战争的延续，通货膨胀，一般外交人员的生活也变得清苦起来。特别是自去年7月以来，驻外使馆馆员，都因生活费无着，有断炊之虞，甚至邮电诸费，亦无法筹措。所以顾维钧特为提到这点。
“关于次要职务的任命问题，你会享受全权，”宋子文接着说，“我要向主席（蒋介石）报告，我想他一定不会反对。至于第三点，我觉得蒋主席充分了解你的处境，不难使你事先得到通知，在通过任何决议之前也会听取你关于此事的意见。”
“既然这样，我等你见了主席之后确认没有问题，我再就职。”
于是政府发布公告，正式通知外交使团，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
公报发至日本使馆不久，发生了一件令人注目的事。日本使馆请求约定时间，由日本公使前来向顾维钧表示祝贺。来人说重光葵这时在上海，不过他当天晚上就会乘日本炮艇来京，可能在清晨以前到达。如果顾能在清早接见他，日本公使将会表示赞赏。顾维钧安排在上午9时接见他。他按照日本的外交礼节，身穿礼服，头带高顶礼帽走进来，话从私谊开始，慢慢转入两国关系。他说他了解中国的复杂政治形势，完全赞同顾在报上发表的看法。
当顾维钧送客至大门口，走出几步时，重光葵凑上来耳语道：“我带来了币原男爵一封特别信件。这是私人信件，我不愿把它作为刚刚结束的官方会见的一部分而提到它。”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读给顾维钧听，并强调：“要点是机密的，请你不要外传。”
这封信首先对在两国关系的关键时刻任命顾维钧为外交部长表示祝贺。币原提起在华盛顿与顾共事的几星期，并解决了困难重重的山东问题，相信也能解决现在出现的另一难题。他说他作为老朋友正在日本为此而努力。但由于必须面临某种压力，他在日本的地位也是困难的；如果他因为那些压力而失败，那么他的内阁也就会垮台。他相当担心无论谁继他组阁，都会使事情难办得多……
顾维钧默默不语，露出被真情感动的神情，就请重光葵转告，感激币原的好意与坦率。
顾维钧的日子也不好过。
他在上台前，曾将他的划锦州为中立区设想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因此，他上台后立即电令在日内瓦的中国首席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议：把我国辽宁省锦州划为中立区，并要日军停止前进，而以中国在东北的驻军调进关内为交换条件。顾在一次会上为此辩解说：只有这样，可以阻止日军继续前进，至少可以维护锦州至山海关二百多公里这一段领土的安全，并可以维护平津两地及华北地区的安全。不然的话，日军将直趋山海关，华北也将危在旦夕。
顾维钧的提议引起全国民众潮水般的电报质问，在南京的学生及各地来的学生非常愤怒。于是学生们结队到外交部找顾质问。学生们在部里各处搜查，就是找不到顾维钧，盛怒之下，捣毁各处办公室，用墨笔在办公室墙上写下“打倒卖国贼顾维钧”几个大字后，忿忿离去。
顾到哪里去了？原来他到南京后，吸取前任王正廷挨打的教训，并不在外交部办公，一直住在国民党励志社内，有军队警卫，并对外保密。部里只有徐谟等少数人知晓。学生们捣毁外交部后，顾越发不敢白日到部，几乎整日隐居在励志社办公，不出头露面，只有夜深人静之时，悄悄去部里走动走动。他也时常坐在那里发愣，因为他一直寄予厚望的国联并未有效地迫使日军从占领区撤出。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的犹豫不决，而国联行政院十分依赖的只是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