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苏区的周恩来为便于化装成富豪迷惑敌人，蓄起了长胡子，到瑞金后一直留着。所以大家都尊称他“胡公”。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但是过了三天，他从红军干部嘴里便听到一句口头禅：“抓AB团哩！”
AB团其实不是红军的发明。真正的AB团是1927年成立于江西的一个反动组织。是蒋介石指使陈果夫非法圈定江西省党部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专门排斥左派和共产党人。A代表省级组织，B代表县级组织，“四一二”政变后，AB团解散。但中央苏区盛行这个词，AB系英文 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一词之缩写，AB团成了“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政治集团”的代名词。
周恩来问一名红军团长：“AB团到底有多少人？”
红军团长抿嘴一算：“据说有六千吧。”
“你怎么能够确准他是不是AB团呢？”
“哎，前方战事这么紧，哪有时间审问清楚，有人揭发就行了，这也是不得已。”
“就这么个不得已！”
他到闽粤赣边区省委机关去，刚坐下，长汀县委妇女部长李坚贞正好跑进来，要找省委汇报。周恩来问她：“这个女同志干什么来啦？”
李坚贞也不知坐在面前的是谁，扬起脸铿锵有力地说：“抓反革命！”
周恩来被她那副认真的样子惹笑了，问：“抓反革命，好哇！你说说，是怎么抓的？”
李坚贞是个爽快人，感到问得莫名其妙：“不就这么抓嘛！”她看看自己的两只手。
“嗯，你怎么就知道他是反革命呢？”
单纯的李坚贞左顾右盼，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旁边的人告诉她，这是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李坚贞对自己的冒昧不好意思起来。周恩来跟她谈起自己的想法：“斗争土豪劣绅，成分一定要搞清楚。抓反革命，一定要有充分证据。是敌人，一个也不能放过；是好人，一个也不要冤枉。”
然而，肃反的雪球越滚越大，已经成为中央苏区的工作中心。周恩来对打AB团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日感不安。他已经看到由此造成的后果：“最严重的是党内因此发生恐慌，同志间互相猜疑不安，甚至影响到领导机关。这不但不能打击和分散反革命的力量，孤立各个异己分子，夺取反革命欺骗下的群众，相反的，倒使我们自己的阶级战线革命力量受到动摇和损害。这是最严重的错误。”经过他的工作，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基本上得到了制止。
可是在远处，上海的由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推行的是比李立三更“左”的错误路线，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并指责毛泽东实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是小农的狭隘思想。
在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指导下，从1932年初起，中央红军未能用主要精力作下次反“围剿”的准备，而是按中央指示发起多次进攻作战。第一个“进攻”就是赣州战役。
在打赣州问题上，周恩来有所失误。1931年12月6日，他在赴中央苏区前夕，在上海代表党中央起草了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电，提出了“首取赣州，迫吉安”的要求。很显然，靠红军当时的实力，难取赣州。周恩来于年底到达中央苏区后，了解了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随即改变了在上海时的看法，于1932年1月上旬致电临时中央，说明中央苏区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意即不同意去攻打赣州。但中央复电坚持原意，要求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周恩来只好召开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会上，毛泽东提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反对打这一仗。朱德也不同意打赣州。中央局和中央军委的一些领导人却坚持说，只要打下赣州城，把“中央”迁移到那里，不就实现了“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吗？周恩来倾向于执行中央指示，认为在中央指定的三个城市中，赣州处在苏区的包围之中。最后表决时，赞成打的占了多数。结果，红军在一个月内连续四次爆城进攻，均未获效，且伤亡很大。蒋介石得知红军攻打赣州，立即命令陈诚派兵赴援。红军久攻不下，只得撤围。
1932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执行“左”倾军事路线的后方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顾作霖、邓发、项英）与前方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军事战略方针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后方中央局成员将斗争矛头集中指向毛泽东，在会上对毛泽东的所谓“错误”展开了无情的斗争；周恩来则对毛泽东作了大力维护。
周恩来也发言承认：“前方同志在会议前和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他又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由他周恩来自己负战争总责的意见。“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也在主持战争上。他在前方可提供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反对者们摇头。
周恩来深思后提出两种可供选择的办法：“一是由我负作战总责，泽东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他的目光巡视着会场，希望有人附和他的意见。
不料还是反对的意见居多。有人说道：“毛泽东对错误承认和了解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和行动方针上还是容易发生错误！”
毛泽东夹着烟的手扬了扬：“不要争论了！中央局不能全权信任我，我如何能负全责？我还是离开前方吧！”
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罢免了。在离开前线返回后方时，毛泽东拉着周恩来的手说：“如果前线需要我，我会立即赶来。”
身材修长的毛泽东刚满40岁，他洒脱的样子，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与其他领导人相处时，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和笑话，这些格言和笑话初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细一琢磨，总有一定的含义。他退居到瑞金沙洲坝元太屋。这是一幢地主的旧神祠厅，门前有一棵百年老樟树。随着斗争的深入，与毛泽东意见一致的罗明被责令停职反省，支持毛泽东的邓小平、毛泽覃、古柏等被撤了职。毛泽东心急如焚，时常来到那棵大樟树下，一坐就是半天，一连几天不说话，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那时与毛泽东接触后来成为共和国风云人物的，有比他小14岁的林彪。他积极追随毛泽东，毛泽东也信任他。林彪长期指挥的红一军团也是毛泽东统率的一支武装。林彪那时就不爱与人交谈。他的保卫局长罗瑞卿却很善于交际。罗和林的经历相同，都是走的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红军这一条道路。还有曾拍桌子叫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又真心真意促请毛泽东回来的陈毅；有曾好心劝毛泽东暂时离开一下，当时也为毛泽东所不解的朱德；有爽直、严厉、能打硬仗的彭德怀，他一直积极支持毛泽东，但只要他认为不合适，立刻直言不讳。他的军团政委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杨尚昆；另一个从苏联回来的大个子萧劲光，是毛泽东的同乡，也是毛泽东的挚友。毛泽东曾开玩笑说，我那首《卜算子·重阳》就是写你的。“一年一度秋风劲”的“劲”字，“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的“光”字，就是你的大名嘛！罗荣桓是毛泽东的另一位同乡、挚友。毛泽东后来说过：“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是跟我一起倒霉的，邓小平也差不多。”
不久，从蒋介石那里逃出的陈赓，遇到了走村串户的毛泽东。他不清楚宁都会议发生的事，好奇地问：“老毛，你怎么在这儿？”
毛泽东苦笑了一下：“我在帮县苏维埃催粮哩。”
毛泽东去了后方，但苏区中央局一些人对周恩来仍很不满，认为他“斗争上是调和的”。周恩来给中央的电报也承认：“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
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又面临着险境。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的重心已从湖北移到了江西。一场更加激烈的大战的序幕就要拉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