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8月1日清晨6时，经刘伯承的大致合算，南昌城内的敌军已全部肃清，共歼敌3000多人，缴枪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还有大炮数门。
起义成功了。
虽经一夜的枪炮之声，市民们镇静如常，当天各行业照常开门，各自营业，秩序井然。暴动之夜所留下的，除了四处累累的弹痕外，就是满街满巷多了脖子上系着红领带的军人。他们一簇簇地围聚着，亲切地交谈着，有的兴冲冲地奔走着，大声地打着招呼：
“你们也来了？”
“同志，你们打得好啊！”
在这里，此刻，不管认识不认识，见了面都像阔别重逢的亲兄弟和老朋友，胜利的喜悦挂在每个人的眉宇间；在这里，此刻，不管认识不认识，你尽可以把自己的感受，隐忍已久的忧虑、悲愤和恐怖，尽情地向对方倾诉，再也用不着担心有什么危险。现在，这里是工农自己的天下！
报纸也出刊了。报纸上最惹人注意的是叶挺师长给十一军军长张发奎的电文，说明暴动的意义，并劝他不要抛弃同甘共苦出生入死的干部和广大的革命群众，立刻到南昌来共赴危难，重振革命声威。电文上情理尽致，大义凛然，令稍有些正义感的人不能不动心。
起义领导人周恩来和叶挺走到街上时，认识的人都在欢呼。
可是周恩来脸上并没有太多的喜悦。几天不睡觉，他太累了，加之起义后诸事缠身，过重的心理负担和缺少睡眠，使得他消瘦疲倦。他走在胜利之后的大街上，脚步依然很快，似乎让人看到的总是他的侧面。在他那燃烧着永不熄灭火花的双眼里，在他那严峻的神情里，总有某种东西吸引着人们，即使他没有说一些至理名言的话。
他和叶挺边走边聊。
“没想到暴动这样顺利。”一向精细的周恩来什么事都是多考虑几手，他对一夜到来的胜利不免有些惊讶。
“顺利总比不顺利好。”寡言少语的叶挺直步向前，皮靴蹬得路面格格响。他也没有料到起义这样顺利。他的部队打过太多的恶仗，对这种视若坦途的战斗似有些不过瘾。
周恩来和叶挺要到旧省政府去，在那里要召开起义后最重要的一次会议。
会议室设在旧省政府的西花厅里———不知是历史的暗示，还是纯属巧合，这个周恩来主持红色政权第一次会议的地名，竟和他二十年之后主持共和国国务院会议以及办公室、他的家的地名———西花厅一样；从南昌到中南海，有一座历史的桥。
周恩来穿过门廊，走进西花厅。这是个长十几米、宽六七米的长方形会议室，中间置有长约八九米的长方桌，周围有高背木靠椅数十把，在西面墙上挂着孙中山遗像，下面布置了主席台，只有讲桌，没有讲台。周恩来看到四处堆放着纸张、报刊和各种宣传品。大厅里已经坐了不少人。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联席会议。到会的有七名在南昌的中央委员：谭平山、吴玉章、彭泽民、恽代英、林伯渠、韩麟符、高语罕；还有江苏省党部代表张曙时，顺直代表孟湘鉴、王积衡，福建代表蔡鸿乾，哈尔滨代表穆景周，湖南代表徐特立、邹敬芳、方维夏，山西代表王一德，甘肃代表李森，四川代表刘伯承、李嘉仲，新疆代表张开运，东北代表陈日新，安徽代表朱蕴山、黄灵彪、陈翰章，上海代表丁晓先，绥远代表章觉民，浙江代表王贯三，广东代表彭湃、沈寿桢，广西代表黄日葵、陈居玺，湖北代表李立三，江西代表姜济寰、罗石冰、黄道、李桂生、肖炳章、邓鹤鸣、蒋睦修、饶思诚；海外党部代表：欧支代表熊禹九，日支代表潘先甲，暹罗支代表林报祖、邓有一，古巴支代表董方城等，共四十多人。
张国焘坐在太师椅上，脸上是副难以捉摸的表情。他盯着周恩来的移动，好像有话要对他说似的。张国焘对南昌起义的消极态度，使得起义的人们不再注意他，而他自己也颇觉尴尬。他由此成为南昌起义中职务最高而又最清闲的人。本来他想返回汉口向中央复命，只因交通阻隔，无法成行，只好随军行动。他觉得不但谭平山看不起他，连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同志都对他反对暴动、对张发奎存有幻想而不满。起义胜利了，张国焘自觉自己的“领导威信”受到打击，除了照常参加前敌委员会会议外，一切都更加消极。开会的时候便不坐在中央，而把椅子搬到靠墙的地方。
张国焘盯着周恩来看，他心里正在琢磨周恩来这个人。“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是可以负起政治领导责任的，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不多谈政治问题，甚至很少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即使举行会议，也没有讨论过重要的政策。兼任革命委员会属下参谋团主任的周恩来，一心注意军事问题，大概他是以获得军事胜利，使这支暴动军能在广东东江地区立下脚跟为第一要义。也许他以为一切要等到军事胜利后再说，如果过早奢谈政治领导，不是空论，便是自讨麻烦。多数的中共重要人物如李立三等，与周恩来都有相似的心境，而且大致都强调暴动是天经地义，谁要是怀疑或提出异议，谁就是动摇和不够坚决。”这是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议论周恩来的一段话。张国焘的结论是：“这种不计成败的唯心观点，也就是盲动主义的根源。”
张国焘的固执和偏见深深扎根在心里。
他也不喜欢贺龙这个人，得空便往周恩来耳朵里吹风：贺龙是土匪出身嘛，他参加暴动，还不是因为我们对他许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高官？这样的人是万万不能重用的……
叶挺他也看不上眼：沉默寡言，一脸严肃，这怎么能团结群众呢，又怎么能教育群众呢？
不管张国焘喜不喜欢，周恩来还是安排先由叶挺报告起义的经过。
然后讨论组织一个临时政府，名之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对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是否入选革命委员会，有两种意见。
李立三仍然坚持暴动前的初议：“张发奎已经明显倒向了汪精卫，汪精卫是我们这次革命的对象，难道我们打倒主子，而又要拯救‘走狗’？我坚决反对吸收张发奎！”
谭平山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的地位都很特殊：在国民党方面，他被看作是老同盟会员，是与孙中山十分接近的人物；在共产党方面，他又是斯大林推崇的人物，他也意识到革命委员会主任头衔很可能落在他的头上，所以出言显得特别宽宏大量：“我还是那句老话，革命总是人多一些好嘛。再说，革命委员会中百分之八十都是我们的同志，加上一两个中间分子或者说中间偏右分子，也无碍大局，你们说呢？”
按张国焘当时的处境，本不想发言，一听谭平山的话，又来了精神：“我赞成平山的意见。像张发奎这种人，是推一巴掌就过去，拉一把就过来的人，何不就此拉他过来，以彻底孤立汪精卫、蒋介石，壮大革命阵营。”
周恩来说：“张发奎在军中的确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包括今天由叶挺同志发给他的电文，但都没有得到他的响应。这不能不使我们怀疑他对革命的诚意。你们看是列入还是不列入？”
因为在座的还有不少国民党成员，周恩来不好将话说得太重，也不好太坚持自己的意见。除了李立三、恽代英等几名共产党员举手表示坚决反对外，大多数人持观望态度。周恩来只好做了个折衷的选择：“那就先列入吧。”
这样，由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产生了。他们是：周恩来、谭平山、张国焘、叶挺、彭湃、贺龙、李立三、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宋庆龄、郭沫若、苏兆征、恽代英、邓演达、彭泽民、张曙时、江浩、于右任、陈友仁、何香凝、经亨颐、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
七人主席团成员是：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贺龙、郭沫若、恽代英和张发奎。
宋庆龄被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当时她在上海，但她得到南昌暴动的消息后，立即公开表示支持。人们都记得她说过的那句话：“南昌暴动表达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
主席团中七人均称主席，但谭平山的地位特殊。因宋庆龄、邓演达均不在南昌，加上张发奎不来，郭沫若未到，贺龙带兵，主席团只有谭平山、恽代英二人管事，自然以谭为主了。
8月2日，革命委员会进行了许多任命事宜。谭平山担任委员长，吴玉章担任秘书长，参谋团最为壮观，除刘伯承担任参谋长外，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聂荣臻、贺锦斋、蔡廷锴、张国焘皆为委员。军事方面：任命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仍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另外，林伯渠担任财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担任农工运动委员会主席，张曙时为党务委员会主席，李立三为政治保卫处处长。同时免除了朱培德江西省主席的职务，仍由姜济寰代理主席。
其他事宜，如颁布《联席会议宣言》、《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革命同志书》、《八一起义宣传大纲》、《土地革命宣传大纲》等，都一一就绪。革命委员会发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命令：通缉蒋介石、汪精卫！
这天下午，在皇殿侧体育场举行了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各委员宣誓就职大会。
江西许多报纸报道了当日盛况：计到都除全体委员及各团体代表数十人外，有民众团体二百余，到会群众有农工商学兵各界共数万人，旌旗蔽日，欢声震天，诚南昌前此未有之盛况，亦中国革命开一新纪元之佳兆也。
太阳作证：台下是狂热的人流，台上，各委员接过沉甸甸的大印……
一夜之间，南昌成了红色首都。
当起义领袖们已成为共和国的顶梁之柱时，回首往事，他们也曾发出一声声感叹：当时急于求成，要拿下广东；当时的思想与认识微弱；起义是仓促的，准备是很不充分的。败走香港，周恩来差点走到生命的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