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的莫斯科，共产国际已被蒋介石的叛变弄得有些慌乱失据了。
4月15日《真理报》上一篇题为《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的文章说：“……当然，中国共产党并不希望加速事变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任务，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中尽可能地利用资产阶级。党的战略路线是，在聚集足够的力量以前，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组织获得巩固以前，避免同资产阶级开战。现在斗争来临了。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对革命发动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中国共产党将帮助国民党驱逐民族解放事业的反革命叛徒和内奸，并将继续进行改造国民党的工作，使之成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群众性组织。”
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莫斯科共产党人还在坚持他们理论上和策略上的正确性；同时也显示出他们对国民党左派的革命性寄以轻率的信赖，而对自己影响国民党左派行为的能力作了纯属天真的估计。
5月中旬，莫斯科又召开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讨论中国问题。托洛茨基激烈地抨击斯大林中国政策的“不成功”，说斯大林“完全虚伪的论文，事实上被宣布为是不可侵犯的，但是中国革命毕竟不能被塞进瓶子，贴上封条”。托洛茨基宣称：“共产党同真正革命的国民党之间的联盟不但必须保持，而且必须在群众性的苏维埃基础上加以扩大和加深。”
斯大林早已感觉到托洛茨基是个一不做二不休、善于耍手腕的斗士，他立即反唇相讥：“我将尽可能在论战中排除个人的成分。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对联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个别委员的个人攻击是不值一谈的。看来，托洛茨基同志想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把自己扮成一个英雄，使执委会把讨论战争危险、中国革命等等问题变成一个讨论托洛茨基的问题。”斯大林接着又说：“我想，托洛茨基同志是不值得予以这样大的注意的（从座位上发出喊声：‘对！’），况且，与其说他像个英雄，不如说像个演员，把演员和英雄混为一谈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这样一些被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揭穿了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人，痛骂布尔什维克，这对布哈林或斯大林并不是什么侮辱，这一点我就不讲了。相反地，要是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这种半孟什维克赞扬我而不骂我，那对我倒是最大的侮辱。”
可以想见，在失去冷静的双方的对攻中，如何能对中国问题做出精确的判断和对策。辩论者往往按照自己的语言逻辑，为了和对方针锋相对，而使自己偏激。
斯大林反问道：现在的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呢？不是。但是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它是有一切机会发展成这样的机关的。所以他认为：“托洛茨基看问题则完全不同。他认为武汉是‘空架子’，而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对于左派国民党现在代表什么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回答说：‘暂时还不代表什么，或几乎不代表什么。’”
斯大林认为，只有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接近完全胜利的时候，到了在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显露出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就必须成立当做两重政权的要素、当做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当做新政权即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托洛茨基自然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他在第二次发言中反驳斯大林：“为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政策承担责任，正如他多次要为蒋介石的前‘国民政府’的政策承担责任一样。反对派同这种政策没有共同点。我们不想为武汉政府的政策及国民党的领导承担丝毫责任。”他的设想是，只有通过农民和士兵的苏维埃才能把大部分蒋介石的士兵争取过来。因此，共产党人必须建立这种苏维埃，并杀掉那些决意反对苏维埃的将军、官僚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
斯大林很少举起烟斗来帮助他的讲话，但此时他的烟斗在面前画了一个圆：“空谈，完全是空谈！”
就在这段时间，武汉的形势越来越险恶。
5月17日，驻宜昌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趁武汉主力军队第二次北伐河南之机叛变，进攻武汉抵达距武昌仅40里的纸坊，被叶挺部队击退。5月21日，驻长沙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叛变，一夜间搜捕共产党工农群众三千余人，杀百人。中共湖南省委决定30日发动长沙附近十万农军，围攻许克祥。
鲍罗廷本来脾气就大，遇上这样的事，便不住地拍桌子跺脚：“一切错误来源于工农运动过火，领导湖南农运的不是地痞就是哥老会！”
于是陈独秀下令取消了进攻长沙的计划。毛泽东也被调离湖南，到武汉任农民协会会长。5月30日，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的浏阳农民军，孤军进攻长沙，失败了。
汪精卫见到陈独秀时，话里有话：“不是说有十万大军吗，怎么连许克祥一个团也打不赢？”
陈独秀气得直瞪眼，无言以对。
共产国际又是如何对待呢？
问题提交给执委会中国小组委员会讨论。布哈林将情况告诉他的两位同事———意大利的陶里利蒂和法国的特兰，说中国农民正在夺取土地：“农民夺取土地吓坏了武汉政府。如果我们不限制土地革命，我们将失去我们的左派同盟者，并且将不可能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如果限制土地革命，我们将扩大在国民党中的影响，而当我们变得更为强大时，或可不顾现在的同盟者。”
特兰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问题不在于是否牺牲无产阶级的所有同盟者，而是要确定牺牲哪个同盟者———是起义的农民还是资产阶级。共产国际以国民党的合法决议为武器来指挥中国革命，它今后的地位不会比眼前更有利。
当辩论进行时，布哈林建议请示斯大林。布哈林出去打电话，陶里利蒂和特兰继续讨论。
斯大林在参加中国小组委员会时，支持布哈林提出的论点。他坚持认为，除非共产党人制止农民暴动，否则资产阶级左翼要转到敌对方面，而这就意味着内战。他说：“大多数武装的中国人是雇佣兵，我们不能筹办大量足够的资财，把他们争取到我们方面来。”
特兰争辩说：“然而这些雇佣兵大量的是破产的农民，只要提出土地纲领，他们就会开小差似地跑向共产党。”
斯大林出示鲍罗廷的电报，以证实他的观点。电报说，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土地革命，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同共产国际的破裂。斯大林坚持说，“资产阶级左翼很强大，它的军队不会在一瞬间散掉，在暴动的农民能够同工人起义协同行动以前，我们就将被打败”。斯大林的意见就是两者择其一：目前的问题是战斗还是使用策略？
特兰答得很干脆：“我们必须战斗。”
斯大林接上一句：“战斗意味着失败。土地革命使国民党害怕，仅仅是由于它直接损害到了国民党员和军官们的利益。我想给鲍罗廷送发指示，叫他反对没收和分配国民党员和国民党军官的土地……我们有足够的权威使中国群众接受我们的决定。”
陶里利蒂赞同斯大林。他同时认为，共产党人必须加紧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为达到这个目的，重要的是要在革命的基础上重新组织整个军队，清除军队中的反革命分子，并补充共产党员和可靠的国民党左派分子。
自然，斯大林一派的观点占了上风。特兰让步说：“你们是多数，你们决定吧。”布哈林画蛇添足，又缀了一句：“少数必须服从多数。”
一句多余的话触怒了特兰，他几乎是叫了起来：“这件事关系重大，世上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我提出自己的保留意见，并公之于众。难道你们要对我使用武力吗？”
斯大林磕他的烟斗：“不要过甚其词了。”
于是在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上便有了这样的决议：
农民革命（没收土地和国有土地包括在内），这是中国革命中新阶段之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
中国共产党必须竭尽全力直接保持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同时，中共必须保有自己工人阶级先锋的政治面目，和那最急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面目划分清楚才行……
所以，中共的任务是把国民党转变成包括城乡劳动群众的真正群众性组织……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被写进了决议，这就是重新组织军队的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更以为，改编军队的问题，编制绝对委身革命的队伍，军队与工农组织间之联络，建立军队中干部，改编雇佣兵为革命之常备军，在目前特别需要。
争论中产生的又要作为指导性文件出现的国际决议，是一张难以一口品味出咸淡的圆饼。因其全面，而不免有其自相矛盾之处；又因制作者多为职业革命家，又不乏远见卓识之点。就像共产国际难以具体指导中国革命的每一步骤，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从共产国际的文件中找到一条没有荆棘而布满阳光的路。
但斯大林对武装斗争的一再重申，无疑是对中国革命的最大贡献。
共产党对手们最不能忍受的也是这一点。
当罗易在6月1日接到斯大林的电报时，决议中的许多观点尤其是发展军队一项，已被斯大林具体到了人数；而当罗易将此电愚蠢地拿给汪精卫看时，分裂的局势顿时加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