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一个偌大的中共中央“五大”是在一所小小的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中召开的。
会场内一片肃静。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几乎都在这里。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董必武、项英、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杨匏安、王荷波、彭公达、李立三等80多人参加了会议。代表党员57967人。国民党要人汪精卫、徐谦、谭延等都列席大会并致祝词，以示国共两党的合作仍在继续。为了防止意外，开幕式后，大会转到市郊黄坡会馆召开。
但是这些热闹的场面，并不能抵消共产党人内心的苦恼。就在大会开幕以前，共产党损失了上海、广州、北京三个重要的区委组织。那些地区的首脑部多被摧毁，大批同志被屠杀。剩下的组织不是失去联络，就是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几乎所有出席的代表都为此而心情十分沉痛。许多著名的人物———
李大钊没有来。“五大”开幕这天，是他临刑前夜。4月28日，他被张作霖绞杀。
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菘没有来。十天前，他们在广州被李济深、古应芬、钱大钧杀害。
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没有来。作为转入地下斗争的上海特委们，正在白色恐怖中与敌人周旋。
陈独秀主持会议。在他身旁坐着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以及米夫、罗卓夫斯基等人。
会前，住在中央机关61号的陈独秀精心准备了数万字的发言提纲。他要谈的问题太多了。党的四大以来，特别是“中山舰事件”之后，有多少事情值得检讨？当时退让不对吗？左派力量那样弱，不退又如何呢？不是连汪精卫也回避了吗？上海的起义有没有问题呢？有。假若不搞这样的武装对抗，蒋介石还能找到借口缴工人纠察队的枪吗？他在提纲里注明这一点：“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是错误的，问题是我们不懂得革命的方法，当时应该进行经济斗争，谈不上实现民主专政。”他突然想到几天前吴玉章的一个提议，要把一个共产党员领导的营扩成一个师，他当时没有同意，这不是让人家抓我们的把柄吗？再有那个瘦高个子的湖南人毛泽东，几次跑到武汉来跟他谈农民问题，谈“农民运动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谈“矫枉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的语气那样重，好像已经不愿听他的了。在毛泽东那双明亮的眸子里，似乎又多了几分怨气。
会前不少人觉得要彻底检讨过去，才能给未来带来生机。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周恩来，让罗亦农带来两点意见：中央要承认错误，彭述之不能进中央委员会。
陈独秀想说清点什么，但一触及具体问题，又觉难于下手。目光一回到手边的文件时，又会出现斗大的四个字：共产国际！
这四个字总在冥冥中支配着他的思维。
当穿着长衫的陈独秀做报告时，代表还是注意听着，希望他能对过去的错误有所检讨，对当前的局势进行明确的分析，然而他们失望了。会议休息的时候，罗亦农走到瞿秋白的面前，咧开嘴吐出“糟糕”两字。瞿秋白只是抽着烟，长久地沉默着。
下午再开会的时候，每个代表的座位上发了一本小册子，在第2页中间写着“第三国际还是第0国际？”下面写着“孟塞维克主义”，看见这几个字，代表们笑眯眯的，也有人当场出声地笑起来。这是身穿灰布长衫，剃着光头，戴一副深度白丝边近视眼镜的恽代英。他是对陈独秀极不满者之一。他一边笑，一边用手帕擦着鼻子，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陈独秀也看到了小册子，很不高兴，彭述之附和着：“这是见了鬼！”“见鬼”是彭述之的口头禅。他在主席台上一口咬定中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就等于似有似无的鬼……”瞿秋白在散会时说：“彭述之承认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可是只和‘鬼’联合，而不要和人———工农联盟，把革命的领导权双手供奉给‘鬼’，这真是见了‘鬼’！”
瞿秋白为此心里憋了不少火。他在小册子中写道：
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地说出来。我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有病的。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谄疾忌医。
斩首是中国皇帝的东方文化，是中国的家常便饭。
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如果再不明白公开的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为革命的胜利！
瞿秋白针对的是彭述之，原拟对陈独秀发动检讨攻势。鲍罗廷平时不多过问中共内部事务，这次也劝瞿秋白：你们已经很困难了，不应再去动摇现有领导。还是少检讨一些过去，多策划一些未来吧。瞿秋白也只好忍了。
陈独秀的地位是动摇了，但是谁又能在这个紧要关头继承其事？党内也有一种担心：自身检讨会降低自信，反而增加困难。再说检讨过去，也会涉及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的指导是否正确的问题，尽管共产国际领导的威信已在降低之中。
会议白天在会场进行，多是代表们冗长的报告。而真正紧急的问题，多半是在鲍罗廷的寓所里进行。人们多觉得这样一些带机密性的重要问题是不宜在人多口杂的大会中讨论的。也有人觉得在这紧急关头，一切应该当机立断，应付非常，这时举行大会从容讨论，在时机上根本就不适宜。而在这里，人们听到最多的是罗易与鲍罗廷的争论。
鲍罗廷不仅身材高大，架子也大，他讲话时往往不看对方，只看前方空空的地方。他认为：我们现在必须向国民党左派让步，继续取得和他们合作是中心的问题，假若现在我们和他们决裂便是中国革命完全的失败，我们将来什么也没有。
而罗易则认为：现在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已不是左派而是土豪劣绅、地主军阀的代表，我们应该号召左派群众起来推翻他们。
这两个人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不同。鲍罗廷往往从实际政治的观点出发，注重革命与反革命力量之间的对比，以此策划具体措施；而罗易则从理论的分析出发，往往着重于原则上应否这样做，似不多计较实际得失。他们两人并无统属关系，罗易是共产国际的执委，那时任驻中国的最高代表，鲍罗廷则有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支持，所以往往弄得相持不下。只是鲍罗廷毕竟已任国民党顾问多时，驾轻就熟，是易于自行其是的，但他也得花许多时间与罗易作无休止的辩难。
莫斯科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是很困难的。他们指导思想的混乱和斯大林、托洛茨基意见的冲突，都直接影响到武汉，而且也与中共内部的意见分歧纠缠在一起。失败往往又会助长内部的分歧，在“四一二”以后就更加明显了。
会议空隙，毛泽东和蔡和森散步。毛泽东说：“当年我们漫步橘子洲头，其后是广州东山，今天走到黄鹤楼来了。”
蔡和森笑笑：“你的心情还挺好？”
毛泽东：“自己宽心吧。我自己的情绪倒不要紧，我担心的是再这样下去，中国革命还要受损失。”
“大会没有安排讨论你们的农民问题提案，会不会和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关？”
“我们的差距的确很大，老头子越来越右倾了。”
“陈独秀看不起农民运动。向西北去实质是逃避土地革命，最终是消灭革命。”
“他根本不懂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我说农运好得很，他说过火了。”
由于瞿秋白、任弼时、毛泽东、恽代英等大多数代表的坚持，会议还是批评了陈独秀等人的错误，如“中山舰事件”使资产阶级占上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重视拉资产阶级进市民政府，而忽略土地革命与农民团结问题；蒋介石叛党时，不能使他孤立等。
陈独秀表示接受代表们的批评。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李立三、张国焘、李维汉、苏兆征、张太雷、阮啸仙、任弼时、陈延年、罗亦农、陈乔年、贺昌、向忠发、彭湃、项英、彭公达、赵世炎、恽代英、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等31人。
毛泽东只当选了中央候补委员。
在中共前五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只在“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委，进中央局；张国焘只在“三大”上落选中央执委，毛、张似乎命中相克。
政治局委员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九人。彭述之终于落选。
陈独秀虽继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觉其魄力与威信大不如从前了。
一个心中没数的舵手，使得迷途航船更令人担忧了。
悲剧在于：“五大”不但没有对险象环生的局势作出清醒的估计，反而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简单地认为资产阶级脱离革命，不但不会削弱革命，反能减少革命发展的障碍。这种观点，导致中共中央把希望寄托在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党中央身上，给以信赖和支持，到后来更是节节退让。“五大”以后，党没有大力去抓武装，特别是不抓军队，而只是单纯地片面地强调纠正工农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以维持同武汉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事首脑的联合。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这种片面纠“左”的观点，从上年12月中央特别会议起一直在继续发展。甚至到“马日事变”后还发出继续纠“左”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