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2月，蒋介石又上了庐山，邀请邓演达参加。说是研究进军江苏、浙江，实则以统一军政、军令为议题。蒋介石攻击武汉由宋庆龄等主持的政治分会，是“潜移党权、毒害本体、分子复杂、复多怀疑、抗拒命令、为共党驱使”等等。
邓演达在会场取保留态度，未作正面发言。
晚上，邓演达来到蒋介石房间。他听见一扇门响了一下，看见蒋介石趿着拖鞋，慢慢地从里屋走过来。
邓演达坐在那儿，两手插在腋下，慢慢舐着嘴唇。他讲得很多，先讲国共合作，又讲合作后的发展，接着讲农民问题：“总理创造国民党的基础，就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土地问题。总理告诉我们‘使耕者有其田’……”
蒋介石干笑了一声：“坚决分共！农民问题等到统一全国后再办，其他问题不必谈了。”
邓演达坚持说：“老实说，依照中国社会的客观要求说，目前共产党的工作应该同我们国民党的工作没有多大差别。与其造谣说国民党‘赤化’、‘共产化’，不如说共产党‘国民党化’。如果国民党丢弃了他应有的使命民主化、革命化，丢离了他社会的主要基础农工，就无异他自己宣告自己的死亡，那不如自己先收拾起招牌，趁早收工，还可以保存四十多年在总理的领导下面的光荣历史；不然只有退到军阀和封建势力妥协的道路上去，至多不过造成孙传芳式的‘保境安民’的把戏，或者至少是要和革命的势力隔绝，迷离恍惚的乱撞，撞到坟墓为止。”
蒋介石用两只大拇指前前后后地摸着皮带。他这样慢慢地、一点不漏地连摸了好几次。然后大拇指突然停在半路上，两眼不由自主地眨巴起来：“打开窗子说亮话，现在是到了全党一致，倚仗武力，倚仗权威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邓演达站了起来：“自己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增进党的权威，才能够拿这个权威去指挥统一全体军队，无论是旧有的或新收的。”
蒋介石不再吭声，两人明显地谈不拢，怏怏而散。邓演达匆匆返回武汉。
邓演达走后，吴稚晖又在蒋介石耳畔吹风：“总政治部不过是总司令部的一个单位，被邓搞得比国民政府还要大！”
“目前只要他不公开站在共产党方面就行了，不能树敌太多。”蒋介石伏在案上给邓演达写信。
邓演达收到蒋介石的亲笔信，展开一看，上有“十年来患难相从，一本革命精神进行到底，值兹北伐之际，中道纠纷，形成分裂，言之痛心。尚望吾弟力挽狂澜、共谋团结”等语。
邓演达把信给其他人看，一半感叹，一半讽刺地说：“此人反革命到了尽头，想以个人情感动摇人们的革命意志，使用最后手段了。”
按照国民党章程，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半年至少开一次，后又决定每三个月开一次。但自1926年5月二届二中全会以来，三中全会一直未开。其原因，有战争的影响，但主要是蒋介石的阻挠。他先是挟持一部分中央委员在南昌另立中央，大搞分裂活动；当滞留南昌的中央委员也同意定都武汉、陆续起程赴汉就职时，他又擅自将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日期无限期地推迟，并继续阻挠在赣的中央委员赴汉。1927年2月22日，国民党中央开会否决了蒋介石推迟开会的主张，通过了共产党人于树德的提议，于3月1日以前召开三中全会。为了催请少数留赣的中央委员来武汉，国民党中央特派陈铭枢、谢晋于2月24日携《全体会议提案大纲》赴南昌。由于大势所趋，人心归汉，蒋介石再也无法刁难他人成行，但又提出全体会议改在3月12日召开。在送别谭延等人的宴会上，蒋介石揩揩嘴巴，看了看像永远在轮椅上的张静江，然后若有所思地对谭延皱着眉头说：“他们能等我，等到3月12日开全会，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则虚伪可知。”他知道武汉方面已把会议的最后期限定在3月10日。
3月7日下午3时半，除蒋介石、张静江和军事将领朱培德三人外，谭延、何香凝、李烈钧、丁惟芬、陈果夫等五人到达武汉。下午6时，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举行预备会。恽代英、邓演达都来了。
谭延直搓手心，照蒋介石的吩咐说道：“蒋介石、朱培德二同志纯粹因处理军务，未能赶来，我提议延至12日开会。”
会场顿时骚动起来。
彭泽民首先发言：“3月7日开会，都报告各党部并在报纸上发表，人人皆知今日开会，如等南昌同志全来，则迁延又不开会，实属错误。现在口号打倒独裁，打倒个人专政，因蒋介石不能来而延期开会，岂不犯了个人独裁之嫌吗？”
吴玉章接着说：“不能专等一二人来才开会。革命是共同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来指挥。今日到会人数既达足数，就应开会。”
“会议已宣布延期两次了，”恽代英激昂慷慨地说，“今日开会，也是众见众闻。因有同志未来而延期，已经是尊重蒋介石的意见了，如果再推迟，则在报上发表也不好说，大家都感觉党权有提高之必要，怎能为等人而改期……”
谭延是个老于世故的人，连忙辩解：“先声明非等人，未来之前，武汉曾有人电告，谓此间决定南昌同志不到会亦开会，如能等候蒋、朱到来，则他人无从挑拨矣！”
恽代英透过缭绕的烟草的雾气，打量一下左右两边的面孔，说：“谭同志所谓挑拨，这话太奇怪！如说不容纳，则召集开会时，何必打电报登报纸？蒋同志起先不是因为军事而不来，即使他不来，朱也可来嘛。”
恽代英坐了下来，尽管说了这些话，怒气还是没有消除。他看见邓演达嘴角旁的淡淡的笑容。
徐谦试图调和：“提案需要讨论一致嘛，谭同志的意见也值得考虑。”
恽代英不肯退让：“提案可在全体会议讨论，其大纲南昌同志亦都看过，何必再等。”
会议主席孙科提议表决是否再延期。
谭延反对：“到会委员不足半数，不能表决。”
吴玉章发言：“照党章，候补执行委员可补正式委员，出席人数三分之一有表决权，即是正式十五人，候补即可补上五人。”
董必武也说：“根据联席会议惯例，执行委员有十六人便可开会，今日有十六人，当然可以开会。”
谭延也急了，声音气冲冲的：“徐谦刚才不是还说‘自革命上立论，固不必斤斤于人数问题’，西山会议，不足法定人数，我们不正是以此驳斥它吗？”
吴玉章反驳：“西山会议是根本的不对，不是人数的不对！”
“人数也不对。”谭延嘟囔了一句。
吴玉章继续说道：“今日会议绝不能与西山会议相提并论。此种说话，甚为妨害彼此感情。今日大家到会，多数主张要开会的，我们革命党人，一面顾事实，一面顾革命，假如有变故，同志多被杀逐，只剩数人，则又如何？试问此时尚开会否？谭同志以为我们不顾事实，本席以为我们真是顾事实。7日开会公开宣布多时，是很光明正大的，不是突然中变。大家应通盘看，不应误会。”
谭延抬起头来。他红了脸，直眨眼睛。
恽代英问邓演达：“你怎不表明你的态度？”
邓演达的嘴角又淡淡笑了一下。此时的邓演达是中国军人的头脑，他对蒋介石的关系还保持着部属对长官的关系。他本来是一个很有才气很有决断的人，他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与违反党纪的种种事实一清二楚，但是在公开场合对蒋介石特别小心谨慎，他的态度总是冷静和沉默。
三中全会照原计划召开。
3月10日下午，正当大会开幕时，武汉分校的学生赴血花世界参加国民党武汉地区的党员大会，适值湖北省总工会在该处召开宣传大会。当工人群众高呼“打倒军事独裁！”“提高党的威权！”“一切权力属于党！”的口号时，军校中的反动学生以维护蒋校长威信为名，闯入会场，擅自拘捕四名工人。事件发生后，邓演达、恽代英十分重视。邓演达及时把这一事件向会议作了报告。恽代英当天夜晚赶回军校，进行调查处理。当天军校各队组织向工会道歉，声明此事件纯系少数反动学生所为。第二天，恽代英在二届三中全会上报告了“三一○事件”的经过，并朗读所起草的训令，由中央训令武汉分校和湖北总工会，“禁止挑衅工人学生间感情，如有挑衅，即反革命”。大会决定由恽代英和邓演达、王法勤、陈公博、詹大悲等人组成调查委员会负责处理“三一○事件”。这一天，大会还讨论通过了恽代英、邓演达等提案，改选了中央常务委员和各部部长，将蒋介石排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选举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七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团。
此后，军校向全国发出宣言，说明“三一○事件”，同时发电南昌，要求蒋介石速来武汉向民众解释误会，表明态度。逮捕了忠于蒋介石的肇事者20人，开除党籍学籍并通令不得任用者10余人，并给其他有关人员数十人以不同处分。取消了亲蒋介石的黄埔同学会，撤去了不愿明确反蒋的张治中的军校教育长和武昌学兵团团长的职务。
3月27日，国民党中央根据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议，取消武汉分校的校长制，正式委任恽代英和谭延、徐谦、邓演达、顾孟余为委员。不久决定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委任恽代英和谭延、邓演达为常委，实由恽代英负责。
将要刊登消息的《汉口民国日报》主编高语罕似有不解，找包惠僧来探听究竟。
包惠僧扯下笔记本的最后一张纸，把它包了烟头，扔到纸篓里，然后很有兴趣地把脸转向高语罕。
“军校改委员制，而以使代英经常驻校负实际责任，是邓演达提出的。”
“他俩意见好像也不完全一致。”高语罕猜度着。
“是啊，恽代英不免书生气重，对人处事是小手小脚，与邓演达大刀阔斧的作风刚刚相反，所以他同恽代英共事中也有些不愉快。有一次他同我谈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制问题，他说，一个军事学校应该采用校长制，为什么不叫恽代英当校长呢？因为他不是军人，他不懂军事，所以不能当校长。他固然表示很信任恽代英，也流露出来他不满意恽代英。”
“那么我们共产党方面为什么不主张校长制，不推举邓演达为校长呢？”
包惠僧解开上衣扣子，他讲话讲得发热了。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他常常讽刺我们是书呆子，可我们的人在他周围一点作用也不起，我们小组就从来没有谈到对邓演达的工作如何做法的问题……”
“这些你不要对外发表啊！”包惠僧用笔杆在桌上一敲，高语罕不再心不在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