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骊歌》，并不知道它的名字，那时我刚刚从小学毕业。
改革开放起步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小说《城南旧事》被吴贻弓导演拍成电影，一曲《骊歌》贯穿全片。舅舅和爸爸观看后非常兴奋：“又听到感人至深的好歌了，那是我们这一代的歌哪！”他们说。
爸爸告诉我，从前最后一次合唱《骊歌》，是在川大子弟小学的礼堂里。“地方狭小，气氛郁闷，”爸爸回忆，“毕业班的同学要离开了，不少老师也要告别，大家失去的不仅仅是小学，而是万里江山—他们手里拿着去台湾的飞机票。”
我不能体验片中那份从土地深处发出的、悠远浑厚的忧伤，待找来原著细读，也品不出深意，只注意英子的老爸与某姨娘的暧昧之情。爸爸问我读后感，我发挥了和年龄不相称的想象力，问他：“爷爷在这小说所反映的年代，也是教授，爷爷有没有情妇？”爸爸看着十三岁的我，愣了半晌，又气又恼，要我站好挨训，我却一溜烟逃出门去。
门外的大楼走廊里，我却听到，爸爸书桌旁边的收音机正播放《骊歌》，柔美哀婉的旋律牵扯着我，我悄悄地回头，在窗户旁边驻足，终于听清了歌词，那是荡气回肠的瑰丽诗篇：“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那年代虽然闭塞，却不排斥古体诗词。不过，流行的那些，多半是慷慨豪迈的“励志篇”，鲜见令人低回不已的婉约体。尽管我从《红楼梦》里见识了些许，背得出黛玉的葬花词，可是，这般大张旗鼓的缠绵欲绝，又不失典雅大气的“阳春白雪”之章，借无线电波传送，似乎是“文革”以后第一次。
我靠在窗台上，陷入沉思，问：这是“旧时代”的毕业歌吗？怎么缺乏雄壮开阔的气势？我们读完六年级以后，也唱毕业歌，那歌词当然是什么“将来都有好前途”，“为国家作贡献”……
……《骊歌》在重复播放，听得出，电台的主持人对它着了迷。“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终于，清纯的泪水，涌出十三岁的眼眶，回忆起小学时的种种无邪，仿佛懂得了什么叫“失去”。
20岁那年，我所在的剧组，正在紧张地拍摄电影《月随人归》。爸爸把电话打到上影厂的摄影棚来，告诉我他小学的好友回到故里，乡音未改鬓毛衰。这段对话，被站在我身边的吴贻弓导演听到了，他问：“曾宁，你还记得你的小学吗？回去看过吗？”我垂下眼帘，答不上来，吴导演没有追问下去，他知道我已经下定出国的决心。
果然，4年后我远渡重洋，上海成了“山外山”。我每次回家，总会路过当年的小学，当年我们种下的小树，早已长成大树，又被砍去，空留带着密集年轮的树桩。校外的早点铺，据说所卖的早点被评为全上海“最好吃的”，如今供应用料讲究的三鲜小馄饨和蟹肉小笼包，当年又便宜又饱肚的老虎脚爪和烘大饼，却没了踪影。挂着“全国重点学校”牌子的校门，极尽豪华之能事。里头两层高的教学楼，是当年日本人留下的，不但加高，还装上亮丽的落地玻璃窗。这样的学校，怕只有“贵族”才上得起，周围的弄堂房子起价600万。
我徘徊一阵，终究没有进去。《骊歌》却在心里响起了。
今年，我儿子小学毕业，即将去附近的乔丹初级中学就读。一天，他拉着我的手，走进他的小学校园：“妈妈，你还记得第一次带我来学校吗？我想去这个滑梯玩，你不准，说太高，危险。你不知道，放学的时候，丹纽带我来玩，我说我不行，他说你行的，我就这样，第一次玩了高滑梯。”
我停在滑梯前，听他细说，“我会记得同学，还会记得优秀的霍伯克老师，他的篮球打得真好，还有，因为他，我喜欢上历史课。”
我一声不响，不放过儿子的每一个词。“这个沙坑里面有我的秘密，我埋下很多很多的弹子和卡通画片……”
我抓住儿子的手：“孩子，这些好东西，你将一一失去，你会觉得伤心吗？”
他想了想，说：“会的，但是老师说，他们希望我快快乐乐地走进中学，我二年级开始就想去乔丹中学了……”
儿子迎着斜晖再次奔向滑梯，这时，夕阳正落山，山麓铺满紫烟，晚风一阵，吹起儿子的头发。我凝视着他，他凝视着滑梯。我知道，这个初谙世事的少年，心里充满了别情。在美国长大的儿子不懂那支《骊歌》，但他日后的人生时时会响起《骊歌》，《骊歌》声声，儿子的背影渐渐长大，走向社会……我在心里以《骊歌》的节奏应和着儿子在滑梯上的动作，视线渐渐模糊……“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