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民众多的美国，问人家“从哪里来”，得小心翼翼地选择措辞。
我那时却不懂，开门见山地问他，他思索了一下，说：“好问题，我当然是从中国来的，不过，我去过很多很多地方，澳洲、欧洲、亚洲、北美……处处无家处处家，无论到了哪里，我都会忘记停留过的老地方。”最后，他洒脱地做结论：“所以嘛，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他刚来报社担任副刊编辑那阵，我和他见面的开场白就是这般的。最后，他一见如故地吩咐我：“看来，你挺喜欢文学的。既然在报社工作，就送些稿子来，近水楼台嘛。”他世故地笑着。看我在犹豫，他又说：“放心，我对你有信心，肯定刊登！”
他在待人接物上手腕的圆滑，叫我有点惊讶，虽然他才四十岁出头。
几天后，我送去两篇文章，他坐在办公桌后仔仔细细看完，抬起头疑惑地打量我：“是你自己写的？”问罢，有点不服气地再读了一遍，说：“你说你没有读过大学啊！”我骄傲地昂起头。他放下稿纸：“你听我说，马上写小说，长篇的！你有这个功底。”我虽然受了感动，却有点不满，问：“你不登这个了？”他真诚地说：“我若是登了就是害了你，你会满足于小小豆腐干的成就，不会再花工夫写长篇。听我说，要想在文坛上建立地位，打入国内图书市场，非写长篇小说不可！老实说，别人写的，即使不行，我也会违心地吹捧，但是我不想误导你，让专栏的小玩意儿耽误了前途。”我板起脸，心里直嘀咕：不登就不登，找那么多托词干吗？掉头走开。
想不到的是，没几天，我的文章便刊登出来。从此，我的豆腐干在副刊占了一席之地，卑微的心愿算是完成了—成为华文平面媒体的专栏作者。他不幸而言中，我一直写不出长篇小说。
打这以后，我默默地递给他一篇篇“豆腐干”，他默默地一篇篇刊登。他接过我的稿件时，赞赏中透出一丝惋惜。他看稿子和排版的间隙，他偶尔和我聊聊天，他说：“外面的世界虽然很大，汉语文学的土壤，却只能在中国。”他又说：“我要养家糊口，不能再追求纯文学了，但我还是要四处跑，不会株守一个地方。”
我吃惊地问：“还嫌漂泊不够呀？文化人混到你这步，很不错了！当体面的编辑，薪水也不少，还想去哪里？”“不停地走，总是一种乐趣。”他淡然地说。
他辞去报社的工作前，跑了一趟澳洲，上隐居多年的著名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门，为报社拉来十多篇随笔，以报答知遇之恩。他离开这里前，到我家参加派对。朋友们在客厅笑闹时，他到后院来看花，我指了指环绕白马蹄莲和红玫瑰的紫色野花，对他说：“我每天都要拔野花，玫瑰花的养分全被它们夺去了。”他说：“真可惜，野花不也是花吗？多么漂亮的紫色：深紫，淡紫，粉紫，风吹种子，落到什么地方都能开花。看，这一丛长在石缝里呢！老实说，这么美丽的花朵，中国也不多见。”我笑了：“你要是去中国，我就把野花全送你。”“别忘记写小说。”他没头没脑地插上一句。他离开报社后，我没再见到他。
后来听说，他满世界跑，做生意去了，据说发了点财。再后来，听说他在所有朋友中消失了踪影。和他一起喝过酒、在他家唱过许多次卡拉OK的文友们，都惦念他。我记起他的话“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不敢问他到哪里去。前天夜里，他来到我的睡梦中，还是那般温和的微笑：“我走得匆忙，忘记带走你后院的野花。”
次日早晨，我跑进后院，疯一般地拔下所有的野花，抱着走进邮局，说：“我要把它们寄到中国去。”
邮局职员瞪着我，木然不动。排着队的顾客好奇地打量我，有人小声议论：“她是谁？从哪里来？”我吆喝：“我要寄到中国去！”在我尖厉的叫喊中，手里的野花疯狂地变大变长，长成大树，云霄上枝丫交接，遮盖天日，硕大无朋的花朵由紫变黑，天地间，一片喑哑，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中，纤巧雪白的野花花瓣在我面前倾盆坠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