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相信只有人民能够拯救祖国于危亡，而艺术该是人民事业的一部分。他决意把自己的艺术献给人民，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做出贡献。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中国前夕，一些国民党的官僚准备投降，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徐悲鸿历尽千辛万苦创作了《田横五百士》和《徯我后》。有人问徐悲鸿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能有这样大的毅力画完这样大的创作？他回答：主要是田横高风亮节的精神激动着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怒了他，中国人的自尊心促使着他，艺术家的诚心鼓励着他，所以他才能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画完这样的大幅作品。
徐悲鸿的画构图新颖，笔势刚健，意境雄浑之中略带沉郁，表现了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寄托了作者对新理想环境的渴望追求，不愧为一代名师。冯法祀在《我的老师徐悲鸿》一文中说：“周总理在一次出国画展的预展中，没有看到徐悲鸿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便问道：‘为什么没有那幅画？那是一幅反映时代脉搏的画，它很能代表当时重庆的政治气氛。’周总理在看徐悲鸿遗作展览时，曾感慨地说：‘悲鸿的画是和政治紧密相连的。’”
宁死枪下不为敌伪唱
义务戏的程砚秋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王勃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枪炮齐鸣，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日军的挑衅和进逼，抗日战争的炮火打响了。由于政府准备不充分，华北地区虽部署有不少中国军队，但仓皇应战，除少数部队的官兵拼命抵抗外，多数一触即溃，拔腿南逃，华北大片国土，包括文化古城北平，很快陷入敌手。
“七七事变”时，程砚秋正在山西太原公演。前10天的演出，每日悲剧、喜剧交替上演，反应极好。演出到第9天，事变消息传来。剧团成员的家小都在北平，北平周围炮火连天，大家怎么不心急如焚？戏无法唱下去了，立时辍演，同仁们也包括程砚秋都归心似箭。由于战争，平汉铁路已断，火车不通，程砚秋等被困在了山西，经朋友帮忙，弄到汽车，他们乘汽车去大同，再换平绥路火车，走走停停，才辗转回到北平。
程砚秋滞留山西的消息，传到延安，引起周恩来的关注。周恩来早年看过程不少戏，对他的艺术和为人十分钦敬，闻此曾派人去山西，打算先把程等暂时接到延安再做安顿。人到山西，程砚秋已乘汽车北上了。如果当时程砚秋真被接到延安住上一段日子，直接接触了共产党，那也许他的后半生历史将是另一种样子。
程砚秋辗转回到北平，等待着他的却是一座被日本军国主义占领毫无生气的死城。不少商店上着门板，街上路静人稀，日本兵把守着各城门检查行人，就像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中所描述的那个样子。日本兵的刺刀、皮靴，深深地刺伤了程砚秋的心。
故都沦陷，人心不安，很多剧团难于演出；就是演出，观众也寥寥无几。亡国奴的威胁，使人们惴惴不安，哪有心肠去看戏？靠吃“开口饭”的戏曲艺人，生活上陷入了危机。
日本军侵占北平后，急于粉饰太平装点门面，恢复“歌舞升平”的局面，遂找梨园公会，胁迫他们组织京剧名角联合唱义务戏，名义是“支援皇军，捐献飞机”。
北京（日军侵占后又复此名）夙有唱合作义务戏的传统。一定时期就有以“赈灾”、“救济贫困”等名义的义务戏，很多名角各呈佳剧荟萃一堂的大合作，往往轰动九城，名宦巨贾各界士媛争相观看，票价再高也在所不惜。因为义务戏实在是难得的一次集中欣赏京剧最佳表演之良机。所以，北京一有大义务戏，就成了各报章的重要新闻，采访特写，渲染夸张。爱好京剧的古城观众，即使看不上戏，也争相阅读报道，谈论时眉飞色舞、乐此不疲。
日本人和一些依附日本人的民族败类，看中了北京人的心理，想用办大义务戏的方法，繁荣市面稳定人心。还有，以“捐献飞机”为名，那唱戏的和听戏的岂不都是“效忠皇军”的良善子民？
当时梅兰芳早已南迁不在北京，杨小楼以年老多病为托词，日本人一进城就谢绝舞台，于1938年阴历正月十五病故。在旦角中，以程砚秋声名最盛，所以这场义务戏一定要让程砚秋出台。
在高压下，许多京剧名演员对这场义务戏不敢不唱，硬着头皮答应。梨园公会的找程砚秋商量，却碰了个大钉子。
这天，程砚秋正在什锦花园家中闷坐。“秋声社”的经理人吴富琴、高登甲陪着梨园公会的人来拜望程砚秋。梨园公会是京剧伶人自己的组织，办事人也是同行熟人。双方客气寒暄落座献茶。大家都知道程砚秋一向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性格，可事情又不能不和盘托出，于是来人嗫嚅地说：“四爷，您看有这么件事，还得请您帮忙……”
一向彬彬有礼的程砚秋，未等对方把话说完，腾地站了起来：“什么？给日本人唱义务戏？我不唱！”来人婉转陈词，希望他能圆这个场，体谅同业的难处。程砚秋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有死的罪过？谁愿意唱，谁就唱，我管不了。”来人再次劝说，表示大家很怕日本当局，以程在京剧界的地位，若坚决不唱，“对您，对京剧恐怕都不利。”程砚秋气得涨红了脸，愤愤地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连累大家。献机义务戏的事，我程某人是宁死枪下也决不从命！不妨转告日本人，甭找梨园同业的麻烦，我有什么罪过，让他们直接找我说话就是了。”一番话掷地有声，大义凛然。
拒绝高官厚禄毅然回乡的华罗庚
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
——（汉）刘安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金坛县，父亲以开杂货铺为生。他幼时爱动脑筋，因思考问题过于专心常被同伴们戏称为“罗呆子”。他进入金坛县立初中后，其数学才能被老师王维克发现，并尽心尽力予以培养。初中毕业后，华罗庚曾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就读，因拿不出学费而中途退学，故一生只有初中毕业文凭。
但此后，他开始顽强自学，每天达10个小时以上。他用5年时间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1928年，他不幸染上伤寒病，靠新婚妻子的照料得以挽回性命，却落下左腿残疾。20岁时，他以一篇论文轰动数学界，被清华大学请去工作。
从1931年起，华罗庚在清华大学边工作边学习，用一年半时间学完了数学系全部课程。他自学了英、法、德文，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3篇论文后，被破格任用为助教。1936年夏，华罗庚被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两年中发表了10多篇论文，引起国际数学界赞赏。1938年，华罗庚访英回国，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在昆明郊外一间牛棚似的小阁楼里，他艰难地写出名著《堆垒素数论》。1946年3月，他应邀访问苏联，回国后不顾反动当局的限制，在昆明为青年作“访苏三月记”的报告。1946年9月，华罗庚应纽约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去美国讲学，并于1948年被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华罗庚在1946年应聘到美国讲学时，很受学术界器重。当时，美国的伊利诺大学以1万美元的年薪，与他订立了终身教授的聘约。华罗庚的生活一下子舒适起来了，不仅有了小洋楼，大学方面还特地给他配备了4名助手和1名打字员。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人总以为华罗庚在美国已功成名就，生活优裕，是不会回来的了。然而，物质、金钱、地位并没有能羁绊住他的爱国之心。1950年2月，华罗庚毅然放弃了在美国“阔教授”的待遇，冲破重重封锁回到祖国。途经香港时，他写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抒发了他献身祖国的热情。他满腔热忱地呼吁：“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他毅然带领全家回到刚解放的祖国。
1950年3月，他到达北京，随后担任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中科院数学所所长等职。50年代，他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空气下著述颇丰，还发现和培养了王元、陈景润等数学人才。1956年，他着手筹建中科院计算数学研究所。1958年，他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从1960年起，华罗庚开始在工农业生产中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足迹遍及27个省市自治区，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经济效益。1978年3月，他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并于翌年入党。
晚年的华罗庚不顾年老体衰，仍然奔波在建设第一线。他还多次应邀赴欧美及香港地区讲学，先后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依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还于1984年以全票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85年6月12日，他在日本东京作学术报告时，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享年74岁。
放弃优厚条件毅然回国的钱学森
祖国，我永远忠于你，为你献身，用我的琴声永远为你歌唱和战斗。
——肖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