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群众越聚越多，反抗情绪也沸腾起来。葛贤看到大伙打死了黄建节，知道事情闹大了，就和群众一起，到玄妙观开会商量。大家一不做，二不休，推举葛贤等20多人当首领，找税监孙隆算账。
葛贤等分路找到12个税棍的家，点起了一把火，把他们的家全烧了；另一路群众浩浩荡荡来到苏州税监衙门，捉拿孙隆。一时间，呐喊声震天动地，孙隆吓得魂不附体，爬出后墙，狼狈逃到杭州去了。
孙隆逃出苏州以后，苏州知府下令捉拿参加暴动的人。葛贤得到这消息，怕连累大家，自己跑到苏州府衙门，说：“带头的就是我一个人，要杀要剐由我顶着，不要牵连别人。”
知府正为这个案子抓不到为首的人发愁，见到葛贤挺身出来投案，就把他关进监狱。
葛贤进监狱那天，成千上万的苏州市民含着眼泪为他送行。葛贤进了监狱，又有上千个人络绎不绝带着酒饭、衣服来慰问。葛贤再三推辞不收，大家还是不肯带回去，葛贤就把大伙慰问的酒饭等都分给监狱里被押的难友了。
明朝统治者看到这情况，没敢杀害葛贤。葛贤坐了两年牢，终于被释放。
舍生取义不降元朝的文天祥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南宋庐陵（今吉安）人。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争夺皇位的自相残杀局面，建立了元朝，接着把侵略矛头直指南宋。1273年，丞相伯颜统20万大军攻下襄、樊，以此为突破口，顺江而下，两年不到，便直临南宋首都临安的近郊。蒙古兵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农田荒废，百业凋敝，这是一场空前残暴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南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文天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抗击侵略的伟大民族英雄。
南宋朝廷长期为投降派所把持。在1259年，宰相贾似道便以称臣、割江北地区和岁纳银绢各20万两匹为条件，暗中屈膝求和。伯颜却意在灭宋，并不停止南侵。1275年，将贾似道13万大军消灭，朝廷便再无可用之兵。
此时宋恭帝在位，年仅4岁，太皇太后谢氏临朝听政，不得不发出“哀痛诏”，号召天下四方迅速举兵“勤王”。文天祥当时正担任赣州知府，他“捧诏涕泣”，并立即行动，在3个月内便组织了第一支“勤王”队伍近万人，几经周折，赶到了临安。而在成千上万大小地方官中，带兵勤王的只不过他和张世杰等三人而已，这个政权腐朽到什么程度，可见一斑。
1276年正月十八日，伯颜兵临皋亭山，左相留梦炎早已投降叛变。其他大臣或已投降。伯颜虽愿受降，却要右相陈宜中去元营洽谈，陈哪有这个勇气？当天晚上便逃之夭夭。谢太后可派的人只剩下一个文天祥。他毅然临危受命，但不是去投降，他考虑是“战、守、迁皆不及施”，“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他甚至想借此机会观察一下敌营的虚实以谋“救国之策”。但是他没有想到，正当他指斥伯颜扣押不能返回宋营时，他的义兵则在同时被投降派命令解散。敌人的凶残不曾使文天祥受困，昏庸的朝廷和无耻的投降派却使他遭到了第一次严重的挫折。
1276年二月初九日，文天祥被押送去大都（今北京），行至京口（今镇江），在义士的帮助下，逃脱了虎口，据他在《指南录后序》所记，至少有16次幸免于死，经过千辛万苦，于四月初八日逃到了温州，此时他听说度宗的两个儿子（即恭帝的两个兄弟）已逃到福州，于是立即上表劝进。不久，被诏至福州，任右丞相兼枢密院事，后又命为同都督。7月，文天祥便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打起帅旗，号召四方英雄豪杰，各自起兵，收复失地。1277年3月，文天祥统兵进军江西，收复南部数十州县，同时围困赣州，湖南、湖北皆起而响应，震撼了江南，鼓舞了人民的反侵略意志，使元统治者大为惊慌。元忙调40万大军来解赣州之围，另派兵5万追击文天祥。文部不过5000余人，这年8月，空坑一战，遂致大败，部将数人牺牲，文妻及子女皆被俘，赵时尝在紧急中假扮文天祥，吸引了元军，文才得乘间逃脱。赵随即被杀。这是文天祥在一年多时间内所遭到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但是文天祥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下定决心抗元到底。1278年11月，他收拾残军，加以扩充，移兵广东潮阳，不幸于12月20日兵败五坡岭，文天祥自度难以逃出重围，当即吞服随带的冰片，以求一死，免遭污辱，但他并未死，而在昏迷中被俘了。这是他遭遇的最后一次严重的挫折。从此以后，文天祥便再也不能统领义军在战场上与元军拼杀。
文天祥被俘后，打定主意，只求义死而不求苟生。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还在伯颜将他扣押北营时，他便明白地告诉对手：“宋状元……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1279年10月，元平章阿合马来文天祥囚所劝降，文天祥长揖就座，不把他放在眼里，阿合马却要他下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阿合马以胜利者自居，傲慢地说：“你何以至此？”文天祥嘲讽地说：“南朝若早用我为相，你去不了南方，我也不会到你这里来，你有什么可神气的？”阿合马用威胁口气对左右说：“此人生死尚由我。”文天祥正义凛然道：“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不由你。”阿合马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同年年底，元丞相孛罗审问文天祥。孛罗一来就摆威风，要文跪下，遭到文拒绝，左右便用武力强使文天祥作跪拜状，文凛然说道：“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至于此，幸早施行。”临刑前夕，皇帝忽必烈亲自出马劝降，以宰相之职作为诱饵，妄图使文天祥投降，但遭文天祥严厉拒绝。忽必烈只好问他，那你究竟要什么呢？文天祥回答说：“愿以一死足矣！”文天祥这种以身殉国、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使得敌人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这实际上等于宣布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他自己所赞颂的“正气”的胜利。也等于宣布侵略者的失败，是一切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失败。
在国家民族危亡紧急时刻，文天祥无时无刻不把国家民族利益看作最高的利益，对投降派和奸佞之徒从不留情。1259年，元军渡江围鄂州，皇帝宠幸的内侍董宋臣怂恿宋帝迁都，文天祥勇敢地上疏，乞斩董宋臣。1275年，朝廷追封投降元军大将吕文德为和义郡王，又提拔他的侄子吕师孟为后部尚书，投降气氛一时弥漫京城，文天祥又上书乞斩吕师孟，以稳军心。文天祥被俘后，留梦炎一班降贼都曾硬着头皮来劝降，文一律唾骂置之，就连先已投敌的宋恭帝前来劝降时，也被置之不理。文天祥明确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他并不对帝王愚忠，而只无条件地忠于国家和民族。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菜市口英勇就义。他死后留下了大量诗文，其中如《过零丁洋》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狱中所作的《正气歌》以及死后从其衣带中发现的“衣带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都已成为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成为民族精神财富的宝贵部分。文天祥也因此成为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持节不变的洪皓
苟利国家，不求富贵。
——《礼记·儒行》
南宋朝廷中除了文天祥，还有一位被誉为与汉朝苏武不相上下的坚守气节的大丈夫，那就是洪皓。
洪皓，字光弼，鄱阳（今江西波阳）人，自小便有气节和志向。他的一生真可以用一段话来总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他曾出使金国，结果在那被流放于冷山15年，受尽艰辛，但其始终持节不变，而且为官无私爱民，受人景仰。
洪皓是政和五年进士及第。宣和年间，被任为秀州司录。当地发大水，百姓流离失所，洪皓向太守请求让自己担起拯救灾荒的任务，打开粮仓减价卖给灾民，百姓受益甚多。
此时，正逢从浙东运往都城的米刚从城下经过，洪皓请求太守留下粮食救济百姓，太守知道私截皇粮是杀头之罪，认为万万不可为。洪皓大义凛然地说：“我愿以自己一人的性命来换10万人的性命。”百姓都被他深深感动，称呼他为“洪佛子”。
后来秀州军队叛乱，肆意抢掠，无一人幸免，但路过洪皓家门口却不敢冒犯，说道：“这是洪佛子的家。”
高宗建炎三年，洪皓被派出使金国。金大将完颜宗翰强迫其任南宋叛臣刘豫的伪官，洪皓严词拒绝，宁死不屈。完颜宗翰大怒，想要杀他，旁边的金国官员赞叹洪皓是真正的忠臣，跪下为他求情，洪皓才免于一死，但被流放到冷山一带（今吉林农安北面）。冷山非常寒冷，4月草生，8月就开始下雪。洪皓住在山洞里，有时两年都得不到食物，盛夏时仍穿着厚厚的粗布衣服。遭遇大雪时，柴火烧完，洪皓只能用马粪燃火煨面来吃。在此期间，金人不死心，经常来劝降，洪皓始终不为所动。后来金主听说他的声名，想任他为翰林直学士，洪皓一心决不侍候二主，坚辞不受。
洪皓在金国很长时间，处境恶劣危险，但他坚守气节，连金人都非常敬佩，他所写的诗文，金人都争着传诵刻版印刷。
虽然身处危困之地，但他仍竭尽全力帮助大宋朝廷探听消息，以及救济帮助流落至此的宋室贵族子弟。
绍兴十二年（1142年），金与宋议和，金主因生子而大赦天下，洪皓得以南归。从洪皓出使到回国，在金国流放了15年之久。一起去的13人中，只有洪皓、张邵、朱弁得以活着回来，而以忠义闻名天下的，只有洪皓一人。
在内殿见到皇帝后，他没有居功自傲，而是请求返回家乡奉养母亲。皇帝说：“您忠贯日月，志不忘君，即使苏武也比不过你，怎可舍我而去呢？”
洪皓回国后，金的使者来了，一定会询问洪皓现在做什么官，住在哪里。
洪皓后来在论事中对秦桧说：不可苟安钱塘，结果被秦桧所嫉恨，屡次以谗言陷害，致使其多次被贬，在外流离辗转任职10年，最后在南雄州病逝，终年68岁。
他死后第二天，秦桧也死去。但是历史给予洪皓和秦桧的评价却是天壤之别。洪皓因为持节不变而彪炳青史，万世流芳。秦桧最终被塑成石像跪在岳飞坐像前数百年之久，遭世人唾弃。
皇帝听说洪皓去世，很是叹惜，赠其敷文阁直学士，赠官四级，谥号“忠宣”。
实话实说是非分明的高允
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
——《荀子·修身篇》
高允（390—487），北魏文学家。字伯恭。是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初被征为中书博士，迁侍郎，授太子经书。曾与崔浩同修国史，后浩以国史案被杀，他以太子营救得免。
北魏的统治者是鲜卑族拓跋部人。在东晋初年，拓跋部还是我国东北的一个游牧部落，后来吸收了中原文化，逐步建立了封建的经济制度。公元386年，鲜卑贵族拓跋珪建立了北魏，就是魏道武帝，魏道武帝建立北魏王朝以后，任用了一批汉族士人当他的谋士。其中最有名望的要数崔浩。
崔浩在北魏统一北方的战争中，立了很大功劳，受到北魏三代皇帝的信任。到魏太武帝即位以后，他担任司徒，掌握了朝政大权，还派了几十名汉族士人，担任各地郡守。这样，他和鲜卑统治者之间就发生了矛盾。
魏太武帝派崔浩带几个文人编写魏国的历史。太武帝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
崔浩和他的同事按照这个要求，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史。当时，皇帝要编国史的目的，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但是崔浩手下有两个文人，偏偏别出心裁，劝崔浩把国史刻在石碑上，让百官看了，也可以提高崔浩的声望。崔浩自以为功大官高，没有什么顾虑，真的花了大批人工和费用，把国史刻在石碑上，还把石碑竖在郊外祭天坛前的大路两旁。国史里记载的倒是史实，但是北魏的上代文化还十分落后，有些事情在当时看来，是不体面的。过路的人看了石碑，就纷纷议论起来。
北魏的鲜卑贵族认为这一来丢了皇族的面子，就向魏太武帝告发，说崔浩一批人写国史，是成心揭朝廷的丑事。
魏太武帝本来已经嫌崔浩太自作主张，一听这件事，就发了火，命令把写国史的人统统抓起来查办。参加编写的著作郎高允是太子的老师。太子得到这个消息，着急得不得了，把高允找到东宫（太子居住的宫），跟他说：“明天我陪你朝见皇上，如果皇上问你，你只能照我的意思答话，别的什么也别说。”高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二天就跟随太子一起上朝。太子先上殿见了太武帝，说：“高允这个人向来小心谨慎，而且地位比较低。国史案件全是崔浩的事，请陛下免了高允的罪吧。”太武帝召高允进去，问他说：“国史都是崔浩写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