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年～1068年）字君实，是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治平三年（1066年）撰写了《通志》奏呈，宋神宗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作序，西宁三年（1070年），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政未成，于是求外任，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成书，元佑元年（1086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即宰相。全面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政。死后被追封为温国公。
聪明机灵
在山西省夏县西北，有一个依山傍水的村落，这就是司马光的故乡。在宋代，夏县不属河东即现在的山西省，而属陕西管辖。所以当时司马光和其他人，都称司马光为陕西陕州（今夏县）人。司马光的籍贯是山西夏县，但他却不是诞生在夏县。而是生在光州（今河南光由县）。这是因为他的父亲司马池，在考中进士之后，便在光州等地作官。司马光在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十月十八，出生于光州，所以单名“光”；后来，司马光又称“司马君实”，那是因为他一生忠诚老实，不作口是心非的事；又叫“涑水先生”，他的家乡有一条小河叫涑川；不过，他自己则喜欢叫“迂叟”，意思是他老实忠诚到近乎“迂”的地步。
学习刻苦
司马光6岁始读书，7岁时，“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饮渴寒暑”。可见，司马光的少年时代聪颖好学，深受父兄的影响。司马光出生在一位做官人的家庭。他七岁那年，就开始专心读书。不论是大伏暑天，或者数九寒冬，他总捧着书不放，有时候连吃饭喝水都忘了。他不但读书用功，而且很机灵。有一次，他跟小伙伴们在后院子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一不小心，掉到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一面哭喊，一面往外跑，找大人来救。司马光不慌不忙，顺手从地上拾起一块大石块，使尽力气朝水缸砸去。“砰”的一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这件偶然的事情，使幼小的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广泛流传。司马光六岁起开始读书。七岁那年，老师讲《春秋左氏传》，他听得津津有味，回家以后，讲给家里的人听，讲起来头头是道，家里的人都很惊奇。这部书对他影响很大，从此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司马光20岁那年，考中了进士，做了官。但他继续刻苦学习，一有空就钻研历史。他发现从古以来历史著作非常繁多，一个人花一生精力，也很难读完。他想，要是有一部系统完整的通史能供读书人学习，那该多好呀！经过反复思考，司马光决定自己动手，写一部简明扼要的编年体通史。他对人说：“春秋以来，至今已有一千多年，从《史记》到《五代史》，合起来已有一千五百卷，读书人读好多年，不能读完，读了一辈子，也不能讲出大略情况。我想写一部历史书，上面从战国开始，下面到五代为止，用左丘明（《左传》的作者）等人的编年体裁，采纳各种各样的说法，写成一家之言。”体裁确定了，他先编了一部从战国到五代的大事年表，对历代的治乱兴亡作了扼要的叙述，书名叫《历年图》。接着，他又花了两年时间，按照年代顺序，把周、秦历史编成八卷，书名叫《通志》，这也就是后来的《资治通鉴》的前八卷。幼年时代的司马光，随着父亲的到处作官而奔波南北，他到过浙江杭州，安徽寿县，四川广元等许多地方。这些南国风光，给他以美好的印象。成年之后，司马光还经常回忆幼年时代的南国春秋，留恋那里的风土人情。
司马光虽然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父亲曾是四品官；担任过北宋中央政权中的天章阁待制等要务，但并不是权臣贵戚，更不是奸邪之徒。而且，司马光的先辈，是普通农民。司马光曾经说过，他的祖辈在埋葬时，连棺材都置不起。这种家风，给司马光以很大影响。司马光一生光明磊落，以清贫而不贪不奢为荣，并且希望这种家风，能传至后代。他在给他唯一的儿子司马康的训示中，就曾严格要求儿子俭朴，要求儿子不作亏心事。
事实上，司马光的父亲，也是这样要求司马光的。年幼的司马光不会剥核桃，别人间他核桃是否是自己剥的，他说是；正好叫司马池听见了。大骂儿子说谎。这件事对司马光教育很大。从此，司马光立志不说谎话，并且说到做到，终生不说假话，被入传为佳话和效法的榜样。不过，父亲要求司马光的主要方面，还在于读书求知。六岁开始，司马光便在父亲指点下，熟读文史。司马光不是神，也不是天才。他缺乏王安石那种过目不忘的聪敏和才气。他的学识渊博，来自惊人的刻苦精神。他睡觉用的枕头，是一段圆木，叫“警枕”；圆木容易动。使人睡不稳。只要圆木一动而司马光惊醒，就立即起床挑灯夜读。正是这种精神，使司马光从小就博览群书，学力超群，而且功夫扎实，甚至不惜死记硬背。这就为他后来的治学和参政，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步入仕途
司马光15岁就被录取为官。不过这是根据北宋规定，由于司马池是四品官，所以可以录用自己的儿子。这种“恩荫”即赐官，当然只能是一些待遇，而不是真的可以从此青云直上。司马光不想靠父亲的官位来庇护和赐与，他有自己的抱负。为此，他在20岁时参加了科举考试，并且荣获进士甲科。这是很不容易而又是十分光彩的事。考中进士，才可以真正做官。司马光先后被任命在华州（今陕西华县）、江苏苏州等地；作判官之类的小官吏。还曾在杭州、虢州（今河南灵宝）等地闲住。庆历元年（1041年），司马池病逝，司马光将父亲安葬在夏县家乡？自己也在那里服丧。直到四年之后，他才丧满在河南重新任职。从宋代到近代，有一种看法，认为司马光后来反对王安石变法，是由于王安石是南方人，了解南方的社会情况：司马光是北方人，只了解北方的社会情况，所以两人产生了意见分歧，这种看法是表面的、片面的，司马光虽出身于北方，但他的青少年时代，多在南方生活或做事，并且多次到过东南沿海各地。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中进士甲科，时年20岁。至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从20岁到45岁，在这一时期，他的政治思想、史学思想初步形成。中进士后，司马光以奉礼部郎为华州推官，以父司马池在苏州，为事亲求签苏州判官事。不久母亲与父亲相继去世，从宝元二年（1039年）至庆历三年（1043年）服丧五年。其间司马光写有《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服除后，又作《权机论》、《才德论》、《廉颇论》、《龚君实论》、《河间献王·赞》、《不以卑临尊议》、《史评十八首》等。这些文章，以后成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关“臣光曰”的内容。
庆历四年（1044年），服除，授书武成军判官，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皇祐元年（1049年）被荐为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理院，是年为贡院属官。皇祐四年（1052年）迁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殿校书。至和元年，知并州事庞籍辟司马光为通判并州事。嘉祐三年（1058年）迁开封府推官。嘉祐六年（1061年）擢修起居注，同判礼部尚书。嘉祐八年（1063年）立英宗有殊功，进知制诰，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司马光进入仕途后，表现出他是个为维系名分礼教而敢于极言之臣。皇祐三年，中官麦允言死，朝廷同意葬礼用卤簿仪仗，司马光反对这一决定，认为近习之臣用此礼，不合名分。夏竦死，朝廷赐谥“文正”，司马光认为这种至美谥不能赐给夏竦这一类人。嘉祐七年，充媛董氏死，仁宗追赠婉仪，又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葬给卤簿。司马光以董妃秩微，不能对她施以此礼。卤簿本用来赏军功，更不能施于妇人。仁宗晚年，立太子是一件大事，仁宗无意于此，一时议论纷纷，“国嗣未立，天下寒心”。一些重臣莫敢言，是司马光多次陈述此事干系重大，最后英宗得立。他反对按阴阳书上一套，另外择地葬仁宗，谓“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司马光重名分，重礼教，以此作为理政行事的根本原则。嘉祐六年，司马光在札子中说：“臣惟人君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也。”君王是否具有仁、明、武三德，关系到社稷的兴衰存亡。司马光后来的政论史论，一再重复这样的观点。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一致。
司马光政治生涯的转折，是在他27岁那年，他终于被调到北宋首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先是担任中央政权中的评事、直讲、大理寺丞等一般职务，后来又担任了馆阁校职，同知太常礼院等职，参与了有关刑事、礼仪及编校书籍等工作。这就使他有机会熟悉朝廷情况，了解北宋内部的矛盾与斗争。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当时宰相庞籍被免职，司马光离开了首都，庞籍是司马光的知音，司马光的入朝为官，得力于庞籍的推荐。如今庞籍离京，而且希望司马光跟他一起走，司马光思虑再三，为报庞籍知遇之恩，毅然弃官与庞籍一同到了郓州（今山东东平）。司马光在那里，仅担任了郓州典学和通判，通判是考察官吏治绩优劣的苦差使。这是至和元年（1054年）。第二年，司马光又跟随庞籍调到并州（山西太原），任并州通判。
嘉祐二年（1057年），司马光遇到了第二次转机。他再次被调入京，担任开封府推官等职，嘉祐六年（1061年），被提升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谏院是专门批评朝政得失的机构，司马光担任谏官五年，以其刚正不阿的性格，从内政外交，到社会道德，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这是司马光从政以来的黄金时代，现在看来，这些批评和建议，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但他反对北宋中期的因循苟且，弊病丛生，证明了司马光当时既不守旧，更不顽固，而是主张改革朝政的有志之士，遗憾的是，当朝皇帝宋仁宗和宋英宗对司马光的意见，大多听而不闻，不置可否，这就使司马光失望、苦恼。他终于决定力辞谏官之职，就任龙图阁直学士。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这位直气方刚的年轻皇帝，锐意改革。这就决定了北宋很快掀起了改革之风，本来，年富力强的司马光，在改革之风中可以意气风发地大干一番事业，宋神宗对司马光也十分看重，经欧阳修推荐，司马光被攉升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成为宋神宗的顶梁之臣，宋神宗还曾想让司马光主持朝政，领导改革，然而，由于司马光同王安石之间在改革什么，如何改革方面，产生了分歧与对立，而宋神宗又支持王安石，司马光终于又一次离开朝廷，被罢了翰林学士等职，于熙宁三年（1070年）到水兴军（今陕西西安）任地方官去了。司马光是多么不愿意离开首都啊，他是多么希望宋朝能够振兴啊，然而，这一切都将烟消云散。
熙宁四年（1071年）初夏，司马光又辞去了永兴军公职，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司御史台，这是有官无权的名誉差使。从此，司马光在洛阳“独乐园”内一住就是十五年。这十五年，司马光虽然仍然关心着当朝的政治风云，但既不能参与朝政，也不想参与朝政，而是埋头于完成自己主编的《资治通鉴》。从离开首都到西安，再由西安到洛阳，这是司马光人生道路上的第三次转折，这转折，对司马光来讲，是祸从天降，然而又有谁不为司马光的因祸得福而敬佩呢？举世闻名的《资治通鉴》，正是由于司马光可以闲居洛阳十五年，专心致志地修成了，这才真是我国乃至世界史学史上伟大的创举，司马光将与《资治通鉴》永存。
仁义礼信 治国治民
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比较复杂，他尊孔称儒，主张以仁义礼信来治国治民。他主张对百姓实行仁政，所谓仁政，就是要“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司马光的“兴教化”，加强了思想道德教育，改变社会风气，司马光认为文化教育是国家大事，应该抓紧抓好，如果天下百姓思想不一致，就不可能同心同德地为宋朝统治服务，就会发生问题，动摇统治基础，因此，他十分注重学校教育，注重形成好的社会风气，当然，他所提倡的思想道德和社会风气，不能超越封建思想道德的范畴，但是，司马光的立足点，是要对人民实行“仁政”，不主张对百姓实行残暴统治，他甚至认为，老百姓反抗朝廷，发生暴动，责任不在人民，而在于统治者，是各级官吏官逼民反，而不是百姓天生要造反。为防止百姓主要是农民起义，司马光强调要“修政治”，即选用好人才，修改好政策法令，严明法纪等。
司马光的“养百姓”，就是要宽待百姓主要是农民，不要过分剥削农民，压迫农民。在司马光看来，农民是天下衣食的直接生产者，如果不让农民休养生息，维持简单再生产，那么，不但农民活不下去，国家也将贫穷衰亡。这种“民为贵”的民本思想，支配着司马光的行动。他一再反对当朝向农民增加税收，他极力劝谅统治者不要挥霍民财。由于灾荒，许多州县老百姓受饥挨饿，“民多莱色”，而朝廷官吏还在那里搜括百姓，挥霍浪费，他怒不可遏，坚决要求朝廷节省开支，罢宴罢赐，而他自己，则带头将恩赐交给公用。由于北宋农民徭役即无偿为国家劳动大多，甚至使农民流离失所，司马光建议减轻劳役负担，有一次，司马光拍案而起，坚决要求皇帝“更下诏书，深自咎责，求所以事天养民，转灾为福之道。”也就是说，司马光要求皇帝深刻检讨，并且让大家都知道犯了什么错误；之后，再想办法如何“养民”即让人民生活得好些，以转灾为福。这种为民请命的胆量和气概，当时并不多见。
“养百姓”是前提，“利万物”是目的。所谓“利万物”，就是有利于物质生产。司马光不是清淡家或空想家，他知道要国强民富，不发展生产，不重视生产，不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是一句空话。因此，司马光同样重视社会生产的发展。他明确地说过，农业是国家的根本，而当时的一些政策法令，已经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他曾尖锐指出“害农者政也”，即政策阻碍了发展农业。他建议“为今之术，劝农英如重谷，重谷莫如平籴”。在他看来，光是口头上叫喊重视农民，劝告农民好好生产，是不够的，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之能够安居乐业，所谓“平籴”，宋初，旷常平仓“是行之有效的重农政策：在丰收年景，政府以高价大量购买粮食，避免谷贱伤农；而在灾害兼收之年，政府则以低价将粮食卖给农民，甚至救济贫民，以免谷贵害农。这种措施，到司马光时代已经名存实亡。司马光再三主张整顿和恢复”常平仓以促进农业生产。
司马光在政治、经济、思想、道德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种种弊端，提出了批评。尤其是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他任谏官和侍从时，更对时政提出了许多革新意见。例如，在人才问题上，司马光反对冗官成灾，因循守旧，无所事事的恶劣风气，主张精兵简政，主张打破门第出身，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主张以实际才德，越级提拔重用各种专门人才。又如，当时冗费和冗兵惊人，成为极大祸害，他主张兵在精而不在多，主张还兵于农，不要扩军，要让士卒回到农业生产上去；而对于国家无度的开支，他更严厉要求上自皇帝，下至县吏，应该节约为民。再如，司马光对于当时朝廷麻木不仁，反而以歌舞升平来掩盖问题成堆的状况，十分不满，指出这是不事进取，得过且过的坏风气。他强调“务实”，要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他自己，则是埋头苦干的务实家。有一次，司马光叫人去卖掉他家的马。他嘱咐卖马的，一定要讲清楚，“此马夏月有肺病”，不要欺骗别人。卖马的暗自发笑：司马光简直老实到愚蠢的地步。还有一次，他为村民讲学，村民提出一个怪问题，司马光老实承认，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能解答；以后研究清楚了，再来回答你们。
反对变法
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司马光政治生涯的重要方面。无论从私人情谊上讲，还是从政治态度上说，王安石变法之前，司马光与王安石都十分和谐与一致。当时的所谓嘉祐四友，就有王安石与司马光。俩人时常相聚交谈，以诗唱和，以文会友。从主张改革时弊的文论奏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俩人的政治观点基本相同。即使是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准备推行新法之初，司马光还对王安石抱有好感。有人攻击王安石时，司马光并不赞成，认为是言过其实。
司马光忽然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在于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新法“与民不利”。变法之前，王安石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主张和意见，但是，变法开始之后，王安石实际上把发展生产放在次要位置，而急于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北宋中期尽管税收数倍于国初，但由于冗兵、冗费和冗官等的巨额开支，造成了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的严重局面。宋神宗即位，碰到的难题首先就是财政困难。他曾召集王安石、司马光等，询问如何解决财政困难。司马光回答，首先应该节省朝廷开支，注意节流，如皇亲大臣的大量赐物，就可以省下来。王安石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提出节省开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应该从理财上着眼。王安石所说的理财，主要意思就是想方设法增加朝廷收入。而要增加收入，必然要增加对地主与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的税收或变相税收。司马光当场激烈反对王安石的这种主张。他说：天下财物百货，是有限的，不在老百姓手里，便在政府手中，如果增加税收，就是侵夺百姓财富，造成民穷国富，王安石并没有听进司马光的意见，而是在变法实践中，果然用各种办法，加重了地主、农民等的负担，从而解决了财政困难。这就使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矛盾与斗争，越来越激烈尖锐，直到两人由莫逆之交，发展到互相攻击，最后变成老死不相往来的政敌。
王安石的新法有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有有利于农民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农民的一面。司马光所看到和反对的，大多是不利于生产和农民的一面，例如当时争论最激烈的青苗法，既有限制豪强大地主放高利贷，残酷剥削农民的作用，但在发放青苗钱时，确实要收取农民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甚至成倍的利息。司马光其实并不反对打击与限制富豪的高利贷，而是反对向农民收取如此高的利息，他一再说，向农民发放钱粮，可以用常平仓的办法，不取或少取利息（可以收百分之十的利息）。其次是免役法，司马光早就主张改差役为雇役，王安石的免役法与司马光的主张大体相同。那么，司马光为什么又反对免役法呢？原因是免役法要向原来不服劳役的下户即农民及其他人，收取不少数量的免役钱。司马光认为这一政策，地主富豪有钱，可以应付，而贫民没有钱，穷于应付，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再次，是市易法与均输法，司马光认为这是与商人争利，不利于商品流通。最后是保甲法，司马光认为这会使农民不安心种地，而去练兵习武。由此可见，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是从其爱民，宽民和重农思想立场出发，反对新法中的苛民与伤农方面。把司马光说成是站在豪强大地主立场上，顽固地反对限制豪强大地主利益，恐怕是不准确，不全面的。
另外，对于王安石在变法中的具体作法，司马光也有意见，主要是王安石“求治太急”，不够稳重，犯了急躁冒进的毛病，还有是用人不当，用了吕惠卿这样有才少德的“小人”。这些，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三封长信中，都作了详细的说明，说了自己的看法。然而王安石始终没有接受与改正。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应该给以客观的，公正的评价。他反对新法中不利于农、工、商业发展的一面，他反对王安石某些作法欠妥的一面，必须加以肯定，以王安石变法划线，不加具体分析地一概把反变法派加以否定，并且加上大地主阶层的顽固派、守旧派的帽子，是不公正的，实际上，围绕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与斗争，既不是要不要改革之争，而是改革什么，如何改革之争，这场争论，见仁见智，互有短长，他们是站在同一立场上，都是想为巩固和发展宋朝的封建地主政权服务。由于在如何才能巩固地主政权方面，出现了意见分歧，所以导致了这场争论与斗争。全盘肯定王安石变法，把它说成是代表中小地主阶层利益，说成是从发展生产着眼推行新法，是片面的，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把它说成是搞乱了天下而又害国害民，恐怕也是片面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本来应该是有利有节的，然而，由于司马光看问题带有片面性，加上朝野反对变法之声越来越高的影响，他也就越来越走向偏激，以至夸大了新法的错误和缺点，犯了形而上学地否定一切的错误。真理再向前跨一步，确实会变成谬误，象农田水利法与保马法等，司马光是可以不加反对的。然而他却盲目地反对了。今天，如果我们把司马光同王安石在九百多年前的分歧与斗争，说成是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也就过分了。
自从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新法逐渐变化，变成单纯地为了增加官方收入。因此，新法的法令不但推行困难，而且一部分已经名存实亡，实际上已经废除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必原谅司马光晚年所犯的错误。是的，废除新法已是大势所趋。但是，实行新法需要慎重、稳妥，废除新法也需要稳妥、慎重。苏东坡曾经劝告过司马光：“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这一忠告是多么地深切而有远见。但是，固执的司马光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他自认为废除仅有的免役法、青苗法、保甲法，决不可以慢慢来，而应该像救火、救落水者那样迅速、及时。这就使他最后犯了与王安石相同的急躁病，迫不及待地付诸实践了。后采成为著名奸臣的蔡京，善于投机钻营，他钻了司马光性急如焚的空子，在开封府五天之内就废掉了免役法。司马光自己清楚，他在世的时间不多了。他要抓紧时间。更主要的，他认为新法已经成为害国害民的弊法。废除弊法，是不必等待的。他有良好的动机与愿望，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司马光对待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立场和态度。无法摆脱汉族中心观和中原王朝正统观的影响。但是，他的进步之处，在于承认契丹族、党项族等当时的少数民族，可以有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司马光希望汉族统治少数民族，然而，他认为这种统治，既不应动辄用武力征服，更不应把少数民族当作奴隶。司马光认识到，当时我国北宋和契丹、西夏三分天下，宋朝既没有力量，更没有必要急于求得统一。因此，司马光主张对待邻国，必须采取和睦亲善的政策，而不能任意诉诸武力，他提出“交邻以信”，就是要以宋朝的威望，大国的气度，去感化辽国和西夏，使他们佩服宋朝。自然，司马光清楚，即使如此，邻国还有可能犯宋，这就同时必须加强战备，巩固边防，而巩固边防，不在于扩军，而在于选择好将帅，加强操练，这些看法和主张，应该说是附合客观实际的，也是基本正确的，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期间对西夏的战争，司马光认识到战争有百害而无一利，是劳民费财之举，所以，在他任相时，将变法期间侵占西夏的领土，应西夏的要求，还给了西夏，如果把这种主张和作法，称之为卖国和罪行，是不恰当的。且不论在今天看来，西夏和辽国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政权，就民族和国家而言，宋朝有权建立以汉族为主的政权，契丹和党项族也有权建立自己的政权，既然已经建立了政权与国家，就可以而且应该睦邻相处，西夏或辽国进犯宋朝不对，宋朝进犯西夏或辽国，难道就是正义之师？司马光并不主张对西夏妥协、退让或投降，他曾经积极参与过对西夏的防守，他所反对的，是宋朝进犯西夏。把王安石称为企图统一中国的英雄，而司马光则被诬为投降路线的代表，事实上，王安石等好大喜功地主张对外战争，中国并没有统一，反而由于战争而损失了无数人力物力，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主张战争未必都是英雄，坚持和平未必都是卖国。我们不能跟着宋代人的大汉族主义和中原王朝中心观跑，而应有客观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
史学大家
司马光一生的成就，与其说在政治方面，不如说在学术、著作方面。他的著述之多，使人为之倾倒。除现存的《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八十卷外，还有《滦水纪闻》三十二卷，《稽古录》二十卷，《通鉴节要》六十卷等等，这就在宇数上超过了《鲁迅全集》。如果加上《资治通鉴》那么，可以说司马光著述之丰，真可谓前无古人了。《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主编的不朽之作，共二百九十四卷。这部编年体中国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记述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在中国史学史上，该书的成就，地位和作用，无与伦比，在世界史学史上，也首屈一指。研究中国史，了解中国史者，不可不读《资治通鉴》。
司马光早就想编一部简明系统的中国通史，苦于没有机会和时间，在和王安石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年～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触、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一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长编长达6500多卷，3000多万字。
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三、编制目录。《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胜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所以倾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样，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这不正说明了他著史是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吗？
《资治通鉴》这部巨著便以十九年的时间完成了。客观条件虽好，但决定于主观努力。司马光的修书精神，可以和司马迁相比美。为了修书，他常常拒不见客，为了修书，他“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每天挑灯夜读，黎明即起。他和其助手的看书之多，后人为之叹绝。他们实事求是的严肃治学精神，为人楷模。据说光是编写《资治通鉴》的草稿，就堆满厂两间房子。正是这种可贵的精神与毅力，才使《资治通鉴》于元丰七年（1084年）完成。这时，司马光已经到了烈士暮年，虽然壮心未已，却精疲力竭了。不过，他并不后悔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尽于此书”，反而欣慰自己“虽委骨九泉，志愿水毕矣”。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虽死而无憾了。
废除新法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政见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要不是宋神宗病死，要不是王安石变法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司马光本来会安居洛阳著书立说，直到谢世，司马光在洛阳写了十多年书，但是因为他反对新法出了名，一些保守的官员都很记挂他。他虽然口口声声说不谈政治，但是许多人还把他当作“真宰相”看待，连普通百姓也知道洛阳住着一个司马相公。
高太后临朝执政，把司马光召回朝廷，司马光已经是又老又病了。但是，他反对王安石新法却丝毫不肯放松。他一当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新法。有人劝阻他说，神宗刚刚去世，马上把他的政治措施改掉，总不大好吧！司马光气呼呼地说：“先皇帝立的法度，好的自然不要去改动，像王安石搞的那一套，却是害民的事，为什么不能改？再说，现在高太后执政，高太后是神宗的母亲，做母亲的改动儿子的主张，有什么不可以？”就这样，他不顾许多官员的反对，到了第二年（1086年），就把王安石建立的新法一古脑儿废除了。王安石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十分生气，不久就郁郁不乐地死去。而司马光的病也越来越重，在同年九月咽了气。司马光死后，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元祐元年，司马光所进《稽古录》20卷，写自伏羲至宋英宗治平四年，这是一部简要的编年体通史。同样这本书也贯穿司马光的观点。朱熹指出：“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其愿忠君父之志，更历三朝，然后成就。”又说：“小儿读了‘六经’了毕，即令接续读去亦好。”对易学等经学研究和在老子、扬雄等诸子研究方面，司马光都是有成就的，在理学上有重要的地位。但他与二程的观点有一些差异。司马光重史亦重经，与理学家的经细史粗说不同。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涑水学案》评论说：“小程子曰：‘阅人多矣，不杂者，司马、邵、张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
元祐九年（1094年）四月，宋哲宗亲政，改元绍圣，表示要绍述新政。绍圣年间，一反元祐年间所为，司马光虽已离开人世，也逃不脱受惩罚，被夺谥、追贬。甚至有人主张毁《资治通鉴》板。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擅政。九月，将司马光等120人的名字刻石，立为“元祐奸党碑”。崇宁三年（1104年），又扩大为309人，入碑籍者皆受迫害。两宋政坛上风波迭起，司马光受到牵连。论政见，司马光是守旧型的历史人物，但他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关于边事方面的意见，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其著作甚丰，后人编为《温国文正公文集》。
元祐元年（1086年）秋，这位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与世长逝。噩耗传出，人们为之罢市，万人空巷地前往送葬，争相购买他的画像。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实属罕见，也是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