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九年元旦快到了。尽管时下肉呀、油呀什么的都得凭票定量供应，人们仍然忙忙碌碌地备着节日食品。特别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各种原因离散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家庭显得尤其忙碌，有的还长途跋涉到农村去买黑市高价的鸡、鸭、鱼、蛋什么的。因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两年拨乱反正，这些离散家庭大多亲人团聚了，元旦佳节一元复始，邀请亲朋好友劫后再聚，一起开怀痛饮畅叙别情，这是再好不过的盛事了。
望着那些兴高采烈的“家庭采购员”，我在心底里羡慕他们。触景生情，我不由得思念自己八年未归的爱人郑德生，我想：“德生不是反革命，今年没回来，明年一定会回来。”我把平反的希望寄托到新的一年。怀着希望，我也给自己买了节日的食品，熬过了八年，如今快到头了，一个人我也要像像样样地过一个节！
在我的期盼之中，却又在我的预料之外。十二月三十日上午，我忽然得到德生平反的通知。一时间，我心潮澎湃，迎着风雪不觉寒，两腿生风，行云驾雾般地回到家。
我哼着秦腔，收拾着凌乱的屋子，准备迎接德生归来。我的反常举动引起了邻居们的关注，因为八年来我回到家总是闭门不出，担心牵连邻居。他们先是在门外私语，随后，与我一墙之隔的大婶忧心忡忡地走进我的家，她小心地盯住我的眼睛……我明白了，她担心我神经出了问题，看我眼光是否有散射。我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喜滋滋地说：“大婶子，别看了，德生平反要回来了。”随着大婶一声召唤，邻居们一下子涌进了屋里，亲切的祝贺，热情的问候，消融了八年来我们之间不自然的隔离与生涩。
突然，汽车的马达声由远而近，一辆吉普车“嘎吱”一声停在了我的家门口。我正要出门看个究竟，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却迎面向我走来，他放下行李急切地抓住我的手说：“玉玲，我回来了！”
分离八年，当年那个英俊高大的厂团委书记变成了“老头”，想起德生的冤情，我心一酸，不顾一切地扑进他的怀里嘤嘤地哭了。
邻居们这个说：“八年的辛酸到头了，哭个够吧！”那个说：“德生回来了，要高兴才是。”在一阵劝慰声中人们把我们拥进了家里。德生扫视一眼屋子，急切地问：“怎么不见妈？妈呢？”
“……”我迟疑着，没有回答。
德生看看婆婆住的房间，从空旷中似乎明白了什么，沉默了一阵又酸楚地问：“孩子呢？我还没有见过面的孩子呢？”
“……”我仍然迟疑着，没有回答。
“怎么，难道孩子也没了？”
“不，不！孩子在……”德生的话不吉利，我连忙截住了。
提起孩子，拨动了我绷了八年的心弦。我当着邻居们的面，从头向德生讲了一切。
二
八年前的国庆节前，我挺着怀孕八个月的身子正在车间包装挂面。快要当妈妈了，我的动作虽然缓慢，心里却甜蜜而愉快。忽然，党总支书记来到我面前，通知我立马到区公安局军管会去一趟。书记关心地说：“德生的问题升级了，你可要注意自己的身子。”
我顾不上细想，脱了工作服就急冲冲地赶到公安局。接待我的军代表告诉我：郑德生是整中央领导黑材料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逮捕了，希望我划清界限，检举揭发。怎么会这样？一个月前，郑德生被叫去参加区粮食局的“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就再没有回过家。“学习班不就是学习么，怎么成了反革命呢？”我要求与德生见一面，回答说：“回家去见吧！”来不及多想，我心急火燎地往回走，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出公安局大门，只觉得秋阳耀眼，眼前一片金星，腹中一阵阵揪心地痛，霎时天旋地转，我一下子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床边椅子上一个身材高大、面孔黑中透红的老伯伯坐在那里，正满脸慈祥地看着我，那神情像是守护亲人。望着老人花白的头发，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没等我开口言谢，老伯伯却抢先招呼我：“你可醒过来了！孩子，你昏睡了大半天啦！”老人家高门大嗓，引来了同室病友的关注，他毫不在意，继续感叹道：“唉，你差一点把小宝宝丢在马路上了：怎么搞的啊？”他这一问，病友们都露出了疑惑的神色：原来你们不是一家？而我也蓦然意识到了自己“反革命家属”的身份。也许是产后还一直没吃东西的缘故，心头一阵难过，我又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再次醒过来，听到身旁有“哦、哦”哄孩子的声音，睁开眼，老伯伯不在，朦胧的灯光下，一个瘦小的老妈妈正搂着婴儿襁褓来回走动。她也是花白的头发，看上去有五十多岁，她又是谁？我感激，好奇地望着她。
老妈妈发现我醒了，轻手轻脚地把孩子抱到我面前，细声细气地对我说：“看看，多乖的小子！”她的神情好像在夸自己的孙子。
看到儿子粉嘟嘟的脸蛋，我顾不得自己浑身无力，一把抱过来就亲。老妈妈在一边着急地喊：“小心点，小心点，别毛手毛脚的！”嗨呀，她对孩子比我还想得多。等我亲够儿子，老妈妈细声细气地又对我说：“老头子说他在这里不方便，把我接来了……我说，孩子，你吃点东西吧！这是我给你煮的醪糟鸡蛋。”她接过孩子，指了指床头柜上的保温饭盒。我明白了，老妈妈和老伯伯是一对热心的老夫妻。
好不容易出院了，老伯伯不仅为我办清了出院手续，还亲自蹬三轮车送我回家。这时候，他才问起我的家在哪里。揣想着老伯伯吃力蹬车的样子，我想，两位老人费这么大的精神帮助我，要是知道了我的身份，那该是多么失望、后悔。而我蒙混了他们好几天又将是多么难堪啊！离家越近，我的思想负担越沉。
终于到家了，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婆婆的两只眼都哭肿了。德生被捕，我下落不明，婆婆急得六神无主。原来，我去公安局的时候，军代表和公安正押着德生回家抄黑材料。难怪军代表叫我回家与德生见面。婆婆顾不得招呼客人，连忙从我怀里抱走孩子不住地端详，然后从枕头下翻出她早就为孙子出世准备好的婴儿衣服换起来，也许是触景生情，想起了德生，老人边换边抽泣起来。老伯伯和老妈妈向我投来探询的目光。我不顾一切地向两位老人讲述了一切。
两位老人完全如我预料的那样，他们愣住了。我的心随二老的神色悬起来，准备硬着头皮承受他们的指责，然后看着他们失望地愤然离去。
然而，事情并没有朝我预料的方向发展。老伯伯只是走到窗前凝目沉思，老妈妈则一直盯着他，屋子里除了婆婆的啜泣，没有一点声音。半晌，老伯伯才压住嗓门问：“真的是这样吗？一个党员写材料反映‘文攻武卫’的罪行，谈了些对江青的意见就成了现行反革命？”
婆婆听到老伯伯的问话，止住抽泣，从怀里摸出一张纸，说：“德生被押走时当着公安的面叫我放心。他说这个证上的罪名是莫须有的。”我接过来一看，是逮捕证，在“捕由”一栏上“罪行”列得分明，我连忙递给老伯伯。
老伯伯看完逮捕证怒骂起来：“他妈的，真是这么回事！这叫什么反革命？狗屁！如此说来，我也够他妈的格了！”我不明白老伯伯后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疑惑地望着他，没有言语。
“老头子，隔墙有耳，你小声点嘛！”老妈妈着急地小声提醒老伯伯。
“怕什么，开除我的党籍？坐牢？这是胡整！”老伯伯不在乎地向老妈妈摇摇手，随即转向婆婆却把嗓门放低了些，说“老嫂子，哭个啥？历来忠臣多劫难，百姓心中自有秤，总有一天会澄清的。”他劝人的话就和棒槌似的，硬邦邦的。
老伯伯的话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里。八年间，我不止一次想起这句棒槌似的话。
从此，两位老人隔天就来看望我们一次。真难为他们了，每次一来回的路就近十里。我心里不明白，邻居们都不敢公开和我们来往，两位老人为什么却不避嫌？是可怜我们的遭遇或是有什么想法？
不久，我就清楚了一切。
老伯伯姓王，是三轮车工人。他和王妈妈是一对患难夫妻。
解放前夕，年轻的王伯伯在铁路上当搬运工。一天，一个瘦小的逃荒女人倒在铁道边，看样子又病又饿。他把她背回自己那个工棚里，熬汤喂水，救活了过来……后来，他们就成了夫妻。可惜的是，王妈妈得了一场妇科病，九死一生，身体很差，不能生孩子，至今老夫妻俩无儿无女。看起来王妈妈年纪似乎大些，其实她比王伯伯小五岁多。
王伯伯在全市的三轮车工人中很有影响力，不仅因为他是解放之初在“清匪反霸”中入党的老党员，还因为一九六七年夏天全国武斗日益严重的时候，他一个人扛着“反武斗独立大队”的旗帜在全市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他一无宣传车，二无宣传器材，三无办公地点，他的宣传阵地就是他谋生的工具——三轮车，他的宣传手段就是“红喇叭”。所谓“红喇叭”，就是用硬壳的马粪纸卷成喇叭，然后在外面糊上一层大红纸。那时候，王伯伯蹬着三轮车专到市里人多的地方去，在招展的队旗下，他挺立在车上，手举“红喇叭”号召人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同业兄弟们劝他小心些，王妈妈为他担心，他一律当成耳旁风。终于在供电局发生武斗时，他蹬着宣传车跟随军区去制止武斗的解放军，到双方对峙的现场高喊：“‘文攻武卫’害死人！”结果，一发流弹打穿了他的右腿……伤好以后，他更加不遗余力地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更加不顾一切地声讨江青的“文攻武卫”。难怪他说“当反革命我早就够格了”。我对老人充满了崇敬，庆幸自己在不幸中遇到了亲人。
不久，我得到通知，德生被判了刑。当时我想，男人当“反革命”坐了牢，这对于我该是人生里最大的打击了吧？！然而，我想错了，没过多久，一个接一个的打击直接降临到我的身上。
我的孩子还没有过满月，局里一个叫“三办”的机构找我去训话。他们说，掌握了我支持郑德生从事反革命活动的证据，要我老实交代，不要自绝于人民。隔天叫去训一次。我对德生的事确实一无所知，没有办法交代，训话受屈时真想一头撞死在墙上，一想到孩子又挺了下来，只好沉默。沉默，又说我顽固不化，态度恶劣，于是又把我叫到批斗会上去“陪斗”，接受群众教育。就这么翻来覆去，整得我筋疲力尽。身处其境，我深深地体会到了王伯伯愤怒地称为“胡整”的含义。
那些日子，我坚持以沉默应付一切，既不辩解也不求情。最后的结局，我不仅仅是“反革命家属”，而且成了被实行“群众专政”的坏分子，在厂里监督劳动，每月只发三十元生活费。
“三办”的人一再警告我，要与郑德生彻底决裂，要考虑今后的出路和孩子的前途。我用王伯伯在看到德生逮捕证那天讲的话激励自己，坚信德生不是反革命，横下一条心坚决不离婚再嫁人。然而，孩子怎么办呢？“反革命子女”的可悲命运，令人不寒而栗。
每天从厂里回来，我要去菜市场拣一点还可以吃的菜，然后再去翻垃圾桶拾破烂卖，星期天还要到十里坡帮上坡的人力车拉边套挣几个零钱，不到两个月我便累得走路都吃力了。孩子的营养跟不上，一天比一天瘦。望着哭闹的孩子，我和婆婆商量后决定：找个好人家，把孩子送给人家。我在心里对孩子说：只要你健康长大，今后前途光明，妈妈就不枉生了你。
孩子的去处还没解决，一个新的打击又来了：婆婆思念儿子，又心痛我和孙子，身体一天天垮下去，不久便住进了医院。我卖掉家里值点钱的东西给婆婆治病。可是，我顾得了医院又顾不了还不满半岁的孩子，向厂里请假，根本不批准。
这可怎么办？想来想去，还是照顾婆婆要紧，孩子必须马上送人。
正在我为难之时，这天晚上，王伯伯和王妈妈又来看望我们了。我强忍心中的苦痛，依旧和往常一样迎接二老。可是，当王伯伯问起婆婆住院有什么难处时，我一时把持不住自己，慌乱中竟支支吾吾地编不出说词。王伯伯目光灼灼地盯着我，突然大声问我：“玲子，你有心事瞒着伯伯！你对我们信不过？！”从小失去父母的我，面对老人真挚的目光，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一下子倒出了心中的一切。
屋子里一下子静得出奇，两位老人都陷入了沉思。忽然，王伯伯朗朗地说：“好啦，我的出身好，我家成分硬，我们老两口又没有后人，这样吧，你就做好事把孩子送给我做孙子好了！”
王妈妈认同地点点头。
“你们……”我迟疑了：除非家族内部过继，按常情孩子是不送熟人的，不然的话，将来孩子长大了，会出现一大堆问题。
王伯伯像看透了我的心思，冲着我说：“不要紧，为了孩子，今后我们两家不再来往就是了。不过，你尽管放心，孩子跟着我们绝不会遭罪。”孩子跟上这样的老人，我当然放心，于是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就这样，王伯伯老两口抱走了孩子。孩子没有哭，他太小，什么都不晓得，我追出门，望着王伯伯他们消失在夜色里。我不由自主地远远跟着，不知不觉跟了三条街，猛地想起婆婆还在医院里，于是拖着沉重的腿转回身。回到家，看到空空的摇篮，我后悔孩子送走了自己竟连一个官名都没有给他取！
第二天，我家的门缝里塞进了三百元钱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玲子，三百元钱拿去给你婆婆治病，不用还，就算我给孩子的出生费。”望着纸条，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孩子被我“卖”掉了，王伯伯的钱堵死了孩子再回来的路了，我在心里不由得埋怨王伯伯，拿起钱冲出大门，愣愣地望着过往路人，直想放开嗓子喊：“我不卖孩子！”
药物能治身病，治不了心病。熬了几个月后，婆婆就丢下我含恨去世了。临死前，她无力地叫着：“德生——德生——”断气后又一直睁着两眼，死不瞑目啊！
不到一年时间，我夫离子散婆婆亡，家徒四壁物卖光。我成了一棵石头缝里的草，见不着阳光，直不起腰。
我想念孩子，晚上常常跑几里路到王伯伯的小院外偷偷看看孩子，每次去时急冲冲的，回来时却拖不动腿。我看到过孩子在王妈妈的怀里喝奶，看到过孩子在院子里追小鸡，听到过孩子叫：“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孩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长大，方方的脸盘，厚实的嘴唇，大大的眼睛，活脱脱一个小德生，多可爱呀！好几回我都差一点冲进小院……
可是，一九七六年五一节以后，王伯伯的小院锁上了门！我一次又一次满怀希望而去，一次又一次失望而归，心慢慢地凉了，孩子大了，老人到底把他带走了！我想。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两位老人，再也没有看到过我的孩子……
三
德生平反了。但是，因“反革命”罪带来的问题却不因“平反”而得到解决，成了遗留问题，特别是我们的孩子问题。
德生听完我的回忆，沉重地低下了头，轻轻地叹了口气说：“玉玲，完了，我们没有孩子了！”我没有理会他的话，心想：只要你回来就有办法！脸一红，安慰道：“我们还年轻，再生一个就是了。”德生无声地摇了摇头。
法院陪同德生回来的同志似乎想起什么，连忙说：“孩子等问题由政府帮助解决，你们放心吧。”
晚上，只有我们夫妻在一起的时候，我明白了白天德生摇头的原因：八年前，德生被送进监狱的第一天就成了废人了。那天，他被推进了牢房，在监管员的授意下一个犯人过来要“开导”他，那家伙狠狠一脚踢在他的下身上。他大叫一声就昏死过去了——他的睾丸被踢伤了。
我扑到德生怀里，伤心地哭了，从那天起到他离家去工人疗养院，每天晚上我都听见他在梦中叫：“孩子……我的孩子！”
元旦后不久，区革委会送来通知，请我们去解决孩子问题。握着通知，我愣住了：政府能解决孩子问题？孩子在哪里呢？难道王伯伯二老又回小院了……我的眼前出现了孩子在二老身边咿呀学语的情景，出现了王伯伯蹬着三轮车接送孩子上学的情景……不由得思索起来：孩子虽然是我生，可八年来他靠二老心血成长，已经成了两位老人的心头肉了。八年，一块石头在手里都摸光了，揣热了，不要说是一个孩子！孩子如今心里只有两位老人是亲人。对爹娘恐怕一点印象都没有。怎么能让他们分离呢？何况，是两位老人在危难时刻帮助了我们，领走孩子时又给了三百元出生费，如今我们去和他们打官司要孩子？我感到手中的政府通知像块火炭，烫手烧心。
怎么办？徘徊中，我信步向电信局走去，打电话叫德生回来商量一个主意。
寒风吹得人浑身凉冰冰的，我心事重重，昏昏沉沉地走回家门，真没有想到，不等德生回来，我前脚刚刚进门，后脚就跟进来两位老人和一个男孩。王伯伯他们像从天而降，我愣住了。
王伯伯还是过去那么爽朗，他没有等我回过神就大声地责备起我来：“玲子，你怎么啦？！德生平反了也不去给我们报个信？啊——！”
听到老人亲切的斥责，我心一热，十分歉然地望着他，不好意思地说：“前些年，我经常悄悄去你们家偷偷在外面看看孩子。可是，一九七六年以后你们就搬走了。”
王妈妈听了，轻轻地、神色凝重地说：“玉玲，你王伯伯也当了‘反革命’啦！我们祖孙俩无依无靠，只好到乡下他老家去投靠他兄弟，你到哪儿去找啊！”
王伯伯这才告诉我，一九七六年的清明节，他让一个悼念周总理的学生坐自己的三轮车撒传单。追查“清明节事件”的时候，就把他拘留了，审查了几个月才放出来。我听了，心潮起伏。久久地望着老人家，竟然忘了看看自己日思夜想的孩子。
王伯伯见我这副模样，哈哈大笑起来，豪放如当年，他说：“愣住干什么？抬起头来向前看吧，日子还长着呢！”说着，他把孩子推到我面前：“好好看看吧，我们把孩子送回来了！要不是这个通知书，我们的心事还不知道哪一天才能了呢！我们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盼儿’，就是盼着这一天哪！”说着，老人又转身对孩子说：“盼儿，叫呀，这就是我们平日对你讲的妈妈。”
孩子听话地、腼腆地走到我身边，生涩地叫了一声“妈妈”。第一次听到自己的骨肉叫自己“妈妈”，我的心一下子舒服透了，猛地伸出双手紧紧地把孩子揽到怀里，八年里积存的亲吻，我恨不得一下子补偿给他，我闭上眼，搂着孩子，沉浸在深深的幸福之中。
半晌，我抬起头，呀，两位老人站在屋子中央，慈祥地微笑着，眼神是那样的柔和、满足，但又依稀显示出依依难舍，特别是王妈妈，笑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我不由地想到：孩子这么大了，是老人的心头肉了，我能就这么把孩子留下吗？我慢慢松开搂孩子的手，愣怔着陷入了沉思……两位老人光彩夺目的言行，我该怎么办才对？木然中，我发现孩子抬起脸正望着我，八岁孩子那稚气的眼光里混合着陌生和探寻的天真。
突然，孩子冲出我的怀抱，一下子扑进王伯伯的怀里，撒娇地呼唤着：“爷爷，您和奶奶不能把我留下，你们不能走，我不让你们走！”啊，孩子似乎看出了我的烦恼，也看出了爷爷奶奶不忍离去的心，多么懂事的孩子啊！
生活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当你遇到难题苦思冥想而不得要领的时候，一个偶然的触发却给了你解决问题的钥匙。孩子纯真的呼唤像闪电似的穿进了我的心扉，一下子心灵透亮，茅塞顿开，我立即有了解决“遗留问题”的主意，迅速做出了一个我相信德生会满意、二老也会高兴的决定：认二老为义父义母，两家合一家！我舍不得孩子，同时也和孩子一样舍不得两位可敬的老人。两位老人听了，同声叫“好”。
我扑进王妈妈怀里，从心坎里发出了一声忘记多年的呼喊：“娘——！”
王妈妈紧紧抱着我，瘦弱的手微微有些颤抖，我们紧紧地抱着，相互传递着母女亲情，盼儿仍旧在“爷爷”怀里……
“哈哈哈”突然间，王伯伯发出一串快活的笑声。他抚摸着盼儿的头说：“老伴呐，看来咱俩还得感谢‘四人帮’呢！要不是他们制造这么多的冤假错案，咱们哪里会有这么好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哟！”说完，又是放声大笑，我也会心地笑出了声，王妈妈愣怔了一下，然后也开怀地笑了起来。
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