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重庆城西北青木关镇的石老翁山东坡下。一九六一年，我离家到西安上学；五年后，从西安交通大学毕业到西电公司工作。至今，近二十年里，我先后回乡探亲多次，每次都在我心里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这些记忆激励我认识人生，正视生活，扬鞭奋蹄，努力拼搏。为不忘当时情事，作琐记以留真。
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二年元旦前夕，大妹妹淑群来信告诉我：大伯、爸爸和幺爸三兄弟都得了严重的水肿病，腿脚肿得像黄桶，一摁一个坑，久久难以复原。终于，大伯和幺爸熬不住了，于冬月初一和十五相继倒下去，再也没有起来；只有爸爸幸运地被医院救活了。见信以后，我心急如焚，盼着回乡探望死里得生的爸爸，尽一点为人子的孝心。
一九六一年九月离开家之前，乡亲们已经受了一年多的灾荒煎熬。那时候，生产队每天按人头发给二两稻谷，大家去壳磨成面，搞“瓜菜代”熬了几个月；地里没有瓜菜了，人们四处剥树皮，挖草根……寻找一切可以充饥的东西。我的母亲上后山挖蕨根、芭蕉头、麻头、白膳泥……把这些东西与稻谷一起放到石碓里舂烂，捏成粑粑状蒸熟了就着野菜汤填满肚子。一家人吃了大便不出来，就在肛门上抹菜油，再不行就用手抠。这日子爸爸怎么受得了！全家八口人，他是主劳力，要天天到生产队出勤。我去西安时，已发现他两腿显浮肿了。这不，只撑了不到四个月，差点把命丢了，我好惦记他和母亲，惦记年幼的弟妹们。
说起弟妹，我想起最小的四弟登量。母亲在无奈之下，曾想把五岁的四弟送人，让他少受点罪，还可以省下每天的二两稻谷。可是，大家都自顾不暇，终究没有送出去。不知他怎么样了？
一九六一年，我在青木关中学上高三最后一学期，灾害中，学生口粮从三十二斤降到了十九斤。虽然定量减少了许多，但供应的毕竟是不带壳的净粮，加上学校四十亩农场里我们种的萝卜、土豆什么的，还能做到“瓜菜代”。我们的日子比生产队的乡亲父老还是好过一些。
不久，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很快到了西安。在西安火车站，我发现一大碗水煮的茄子只卖一角钱，一口气吃了两碗。我边吃边想：这一碗茄子，在四川少说也得卖一元钱，我算是脱离苦海了！虽然全国都遭灾，看来，陕西比四川好过多了。
在西安交大，我们男生的粮食定量是三十三斤，尽管有一部分叫做粗粮的玉米粉、高粱面，却都是纯粮食。我的人民助学金每月十二元五角，比在中学高出七元五角。其中，十二元学校发给饭票、菜票，吃不了可以换成现金，另外发给五角钱作洗理费。
为了给饥饿中的父母弟妹一点帮助，我尽量多吃低价菜，努力节省饭票、菜票；同时，剃光头，打赤足，坚持少花洗理费。四个多月下来，积下二十多斤全国粮票和十来元现金。
一放寒假，我便迫不及待地踏上归途，于腊月二十九日回到家里。
我发现，家乡的一切都不正常。乡亲们个个面带菜色；不少女人得了“疳病”，不得不接受“蒸汽疗法”；差不多的男劳力都得了水肿病，行动艰难，我的姐夫才三十岁，正在医院抢救。少数有人在外工作的家庭，经济好一些，在黑市上可以买到高价粮、高价蛋，有人以一餐饱饭就引来一个饿昏的女人做媳妇……我母亲和乡亲们一起上后山挖一种叫“饭芭头”的树根，砸出红色的粉浆作“代食品”，又苦又涩。
我到母校想看看老师们。门卫告诉我：都走了，生活困难，去年九月二十五日政府宣布学校暂时停办了。我败兴地在青木关街上踽踽而行，发现不少机关和店铺关门闭户，冷清清的，没有春节的喜庆气氛。
二弟登国希望我早点回学校去。只有十三岁的他，黄皮寡瘦得叫我心疼，但他懂事得像个小大人似的对我说：“大哥，你把粮票寄回来就行了，何必在这个时候回来哟！想让你在家不挨饿，两个老的心焦得很。”我很想在家多呆几天，可二弟的话提醒了我，我也看出父母的操心与无奈。于是，正月初三，我告别父母弟妹，告别乡亲，到重庆登上西去成都的火车，从成都再转车北上回到西安。
一九六八年
一九六六年夏天，我大学毕业了。因为留校“闹革命”，我们的毕业分配推迟了一年多，我到西电公司电缆厂报到，已经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了。按规定，工资从报到当月算起。于是，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工厂发工资时，我领到了平生第一次工资。虽然是八类地区见习生标准，只有四十八元五角，我仍感到十分的满足与开心。
一月二十七日是羊年腊月二十八日，我揣着工资，怀着对独立生活的憧憬回家过年。
一进家门就看到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出生的五弟登强，三岁多，瘦小机灵，歪着脑袋打量着我这个穿的卡中式对襟衫的陌生人。母亲告诉他：“老幺，这是你的大哥，叫呀！”他生涩地叫了一声，转身就到院坝里耍去了。
看起来，六年前大难不死的爸爸和饱经磨难的母亲，身体都复原了，“老幺”的出生就是证明。爸爸告诉我，一九六二年以后，农业生产逐步正常，家庭副业也可以挣点油盐零花钱；“文化大革命”一来又乱了，特别是从去年夏天起，闹派性，搞武斗，大家都没心思出勤干活路，不少地都荒了。他担心地问：“现在吃的、穿的、用的样样凭票供应，紧俏得很。不晓得会不会再出现三年灾害饿死人那种情况？”“不会吧！”我回答。我心里也没底，只能顺口说句宽心的话。
我交给家里五十斤全国粮票，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女朋友小刘全家省下来让我带回来的，还给了他们一张小刘着了色的相片，父母十分高兴地收下了。
但是，当我掏出身上的钱，告诉二老这是我工作以后第一次领到的工资时，爸爸却没有接过去。他说：“这次回来过年，交二十元吧！今后能每月寄五元、十元就行了，你的生活、安家都得靠自己。五元、十元在我们农村就不算少了，我们一个劳动日才折合两角钱。”母亲说：“弟妹一年年大了，今后他们安家、嫁人还得我们大人操持。好在老二、老三都没得读书的命，老二已经算全劳力，可以挣满分了；老三跟陈师傅学石匠手艺，可以自己管自己了；大妹、小妹除了打草帽卖，还能帮着种自留地，家里人多大家熬，总有一天会熬出头。你一个人在外，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听了父母的一席话，我心里热烘烘的。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今后要怎样才能报答他们？我掰起指头默默地算：大妹淑群二十岁，二弟登国十九岁，三弟登力十六岁，小妹淑蓉十四岁，四弟登量十二岁，除了登量在上学外，其余四个都只上了小学便和父母一起为这个家的生存与延续尽着各自的力量。我明确地认识到，我今后的人生，不仅要对国家对人民作出应有的贡献，还要对我的父母我的家作出自己的贡献。我动情地对父母说：“你们放心吧，我会安排好自己的一切的。我不会忘记自己作为长子对家里应尽的责任的！”
自己拿工资了，我想买点“礼信”去看看亲友，拜拜年，母亲为难地对我说：“造反给闹的，这一年多亲戚们都不大走动了。现在大家都按定量喝面糊羹，你去了人家拿啥子东西招待你嘛！姑娘回娘家，还要自带几两口粮哩！”我想，我总不好带起粮票走人户吧，只好放弃了自己的打算。
我守在家里和父母弟妹们团团圆圆地过了个春节。除夕晚，拜祖宗、吃年饭，有母亲自己做的香肠、腊肉，虽说定量无多，全家大小还是知足和美的；初一早上按传统吃上了家里自己水磨的汤圆，全家人都希望日子像汤圆那样，一滚就是一年。
想到厂里不少职工在加班“过革命化的春节”，不等探亲假满，我便回到西安，到小刘家拜年以后回到工厂，坚持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赶上“过革命化春节”的最后两天。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四年二月，我送妻子回老家生我们的第二个孩子蒂培。母亲在半年前就带着我们的大孩子蒂瑶从西安回到了老家。
家里，父亲五十八岁了，还是全劳动力。二弟登国已成为生产队的骨干，他结了婚，孩子已经一岁半了；三弟登力已是石匠师傅，多半时间都在外面做石头工程；四弟登量受“文化大革命”耽搁，高中尚未毕业；老幺登强正上小学；大妹淑群已出嫁几年，做了母亲；小妹淑蓉和她的二嫂合作持家。年前，全家完成了生猪交售任务以后杀了过年猪。
我们到家刚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我们乡下习惯叫做过大年，到处还留着过年的喜庆韵味。晚上，吃着自己家里做的汤圆、香肠、腊肉什么的，我们补过了一个传统的春节。只是妻子挺着大肚子，预产期将近，我们不敢出门走亲访友。
回家当天，我就感觉到隔壁郑维才大叔家没有一点过年的喜气。一打听才知道，郑大婶病了一年多了，赤脚医生治不好，送医院没钱住院，这几天已经起不了床，可能快不行了。我忙带了礼信去拜访。郑大叔激动地谢我，郑大婶却躺在床上直喘气说不出话。他们的女儿出嫁了，身边只有一个还不懂事的小儿子。
我们这个三合院，解放前是商人兼地主陈述禹的产业，我家是他的佃户，租了半个院子；另一半办了私塾传习处，是我五岁半发蒙的地方。解放后土改时，院子划成三部分，分给了三家人。以堂屋中线为界，东半院我家住着就分给了我家；半间堂屋和西正房，分给了单身雇农陈金轩；剩下的西灶房和厢房，主人便是石老翁山里的贫农郑家。那时，郑大叔两口子还不到三十岁，都是好劳动力。都是穷人，我们三家相处和睦，遇事互帮，有什么好吃的还端出来大家尝尝。合作化不久，陈金轩老人仙逝，他的那一间半屋先后成了生产队的保管室、养蚕房、蘑菇屋，院子日常成了我们郑、付两家的天下。
二月十六日晚上，我们躺下不久就听郑大叔在院子里带着哭腔喊我的二弟：“登国，你们郑大婶走了！”
我立即穿好衣服，随着几个弟弟赶到郑家，看到床上眼窝深陷、颧骨高耸的郑大婶，想起她刚从山上搬来时有说有笑、待人和气的样子，我的鼻子酸了，眼里不由自主地充满了泪水。
突然，二弟碰了我一下，说：“大哥，郑大婶好像没有断气，你看，在动！”他指着她的眼窝让我看。我擦擦泪水，果然发现那深陷的眼窝又缓缓动了一下。
“郑大叔，郑大婶还活着！你快摸摸她的胸口热不热。”我说。
郑大叔迟疑地把手伸进郑大婶的衣服里摸了一会，然后点了点头。
“好，立即送医院抢救！”我毫不迟疑地说。
“不！”郑大叔丧气地摇头说：“没钱，去了白跑冤枉路……”
我明白了。不等他说完便打断了他：“你不用管！”聪明的弟弟们立即回家用竹竿和躺椅绑了一副担架，然后，我们一前一后打起两把电筒把郑大婶送到了青木关镇人民医院。一番抢救之后，郑大婶终于睁开了眼睛。然而，医院死活不让住院，私下告诉我们，活不多久了，回去准备后事吧！我们几弟兄只好又把她抬回了家。
只过了一天，二月十八日早上天不见亮，郑大婶真的死了。二弟登国帮着失去主意的郑大叔申办贷款，请裁缝做老衣，请木匠砍了几棵桉树做棺材板……通过一天的忙碌，二月十九日，郑大叔的弟妹、舅子、老表一干亲戚赶来把郑大婶葬了。一个不到五十岁的农妇，就这样入土为安了。
二月二十日后半夜，即虎年正月二十九日子时，我妻子临产了。二弟登国去请大队接生员还没到家，我的小儿子便在我这个临时接生员的帮助下来到人世了。当我在小家伙的后背上拍两下，他终于发出响亮的第一声啼哭时，接生员赶到了，全家人开心地笑了。
二月二十五日，我把妻儿托付给家人后，踏上了归程。
这次探亲，我亲历了一个翻身后曾朝气蓬勃的农妇在病痛中无奈地死去；同时，我又亲身迎来了一个鲜活的小生命迫不及待地降生。死与生如炼狱般锤炼着我的灵魂。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乡亲们不会再有“无奈死”！我的孩子们成人后看到我的琐记会惊奇地问：“‘无奈死’是真的吗？”
一九七六年
从一九七一年六月我的女儿蒂瑶出生起，我正当壮年又护犊情深的母亲便开始了西安住一年老家住一年的奔波生活。因为，我妻患肝炎和胆结石，不能照料孩子；而老家尚有弟未娶妹未嫁，老幺登强刚发蒙上学，一切得让母亲操心。
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我带着上幼儿园的蒂瑶送母亲和两岁的蒂培回老家。
九日早上，我们在成都火车站等候上车转重庆。忽然，车站内外哀乐声起，广播里沉痛地播放出周恩来总理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去世的讣告。霎时，周围寂静无声，须臾，呜咽声起；随着讣告反复播放，有的人相拥抽泣，有的人蹲地痛哭……我被突如其来的讣告惊呆了，片刻回过神来，连忙向两个不解地瞪着大人的孩子解释：“周爷爷去世了！他是大家敬爱的好总理，所以这么多人哭了。”蒂瑶似乎有点明白，小眼窝里闪动出泪光；蒂培没什么表示，只是懂事地拉着婆婆的手朝检票口走。
在重庆牛角沱长途汽车站买好到青木关的班车票以后，我们到中山四路口的上清寺餐厅吃午餐。老少四人买了六两米饭、两个素菜和一碗合汤。这碗合汤没有一片菜叶，也没有一滴油珠，却是有生以来我感到最可口的汤；不知店家用什么做的调合，味道鲜美可口，收费五分钱。如果这世上评汤类奖，我一定推其为金奖。
走出餐厅门，品汤的好兴致顿失。一群要饭的人拥在门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面孔脏兮兮的。周围的人议论说：他们是从邓小平的老家广安下来的，还带着介绍信，领头的是位生产队长。那位被人称为队长的中年男人见我出门，向我弯腰鞠躬说：“同志，帮助一点吧，实在是没得办法了，邓老伯又倒了！”我连忙掏出半斤粮票和几角钱打发开了他们，心却被他的“邓老伯又倒了”搅得很不安宁。
一九七三年三月，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得到周总理力挺，毛主席称赞他“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一九七五年三月，他开始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在“四人帮”没完没了的捣乱下，他举步维艰，四面受敌，仍坚持“稳定、团结、发展经济”；不到一年，又批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吹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锋号，斗争矛头直指邓小平和支持他的周总理。如今，周总理去世了，国家将发生什么情况呢？这些“饥民”有组织地外出乞讨，是以这种方式抵制“反击右倾翻案风”或是真的“实在没得办法了”？！
家里怎么样呢？我忐忑不安地踏进了家门。爸爸告诉我：“大队陈书记把家里的门板都卖了买黑市粮吃了……”老家不少男女青年出走了。有的跑云南、贵州；有的走陕西、河南；还有的远去新疆……四弟登量高中还没毕业，希望我带他到西安，可我哪里有那样的条件呀。我在西安老少三代人只住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单身宿舍，做饭都在大走廊上。
在家里，我实在是住不下去了。两天后，我怀着深深的忧虑，留下蒂培，带着蒂瑶回到了西安。
一九八〇年
经过几年改革四川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百闻不如一见，我决定利用四年一次的探亲假回老家过年。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一日从西安动身，在成都住了一晚，十四日下午便到了家。
树大分杈，家大分桠。我的家已变成了几个独立的小家庭。与父母住在一起的是四弟登量夫妇和老五登强。登量在大队有色金属铸造厂上班，登强在乌鲁木齐服兵役，老二和老三两个小家庭还住在父母住的老院子里，只有我的小家在西安。
我们到家时，所有的男人都在挖阳沟，搞卫生，积土肥，因为过了次日腊月二十九日便是春节了，老老少少喜气洋洋。蒂瑶、蒂培一下便融入他们熟悉的环境，串门去了。
母亲和四弟媳正忙着准备除夕晚上的年夜饭。
夜幕四合，四弟伸手到墙上一摸，“叭”的一声，我们头上的电灯放出了柔和的光明。“终于用上电了！”我感叹道。以往回家，我都望着那凌空伸向远方的高压线发愣：何时我们家的煤油灯才能变成电灯呢？什么时候故乡碾米不再用牛呢？当生产队干部的二弟说：“穷啊！买不起电杆、电线，更请不起人家来安装，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电从身边过。”
除夕晚上，除了远在新疆的老幺登强，弟弟、弟媳和子侄们全都聚到大屋来吃年夜饭了。望着满桌丰盛的酒、菜，母亲感叹地说：“好多年没有像像样样地吃团年饭了，你们痛痛快快地喝吧！”我开怀地和爸爸、弟弟们行酒令；弟弟们则和爸爸无拘无束地划四川拳……终于，我的酒量不敌他们，醉倒回房睡去了。
正月初二早上，我站在屋后的石坝上，眺望四周的青山，欣赏层层水田中漾起的微波和旱地里葱绿的麦苗、胡豆苗，感到心旷神怡。成群结队走亲戚的乡亲们从我身边走过，他们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提着礼信，背着腊肉什么的精神地走着。认识的，我们相互亲热地打招呼、拜年。我忽然意识到，地里没有一个干活的人，不由嘀咕起来。
“嗨，过革命化的春节是老皇历了，‘四人帮’那时候是‘穷革命’！”不知何时，二弟登国站到了我身后，他说：“今年我们从腊月二十六日放假到正月十五日过大年。实行责任制，各作业组对年后的农活早就安排好了。”
不一会，石坝上聚满了人，大人们相互拜年：“恭喜发财！”孩子们放火炮，踢毽子，跳皮筋……我眼前迭现出自己少年时在家过年的情景。
“大哥，”四弟叫我，“家里来客人啦！”
我们回到大房子，家里已亲戚满座。好些远亲多年未见面了，自然急不可待地问候拜年。他们向我打听外面的情况：城里的供应情况如何？农村搞了生产责任制没有？多种经营还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吗……我没有想到，农民们竟然这么热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
弟弟们和客人们沟通着各自的年景。我在他们热烈的龙门阵中了解到：亲戚们每家至少杀了一头过年猪，我们队平均每家杀了两头多；大家的人均口粮都在五百斤以上，我们家加上工分粮、肥料粮，人均达七百多斤；劳动日值，少的五角多，多种经营搞得好的还要高些，我们队达一元多，比上年翻了一番，是一九六七年的五倍多……主客在交流攀比间，不知不觉提起了党中央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以及生产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
按习俗，吃完汤圆点心之后上菜入席。爸爸一边招呼大家入席，一边说：“现在有点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的味道了。不过，你晓得今后有没有变化？难说啊！粮食还是要存一点，再也饿不得啦！”大家都说：“就是，就是。”
正月初二晚上，爸爸召开家庭会议协商今后处理家庭问题的办法。会议最后由大妹夫周洪禄负责拟订了一份《关于家庭问题的协议》，《协议》规定了我们兄弟五个对父母生、老、病、死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还明确了四弟、五弟今后安家的办法。“孝”“悌”为立家之本，乃传统道德。今后，我应努力超过《协议》赋予我的责任和义务，做一个称职的“大哥”。
从正月初三起，我们天天做客。在去亲朋家的路上，我看到了果园、蚕房、鱼塘、变电站、碾米厂、沙石厂、铸造厂……每一处都吸引我的眼球、我的心，每一处都留下了我踯躅的脚印。
归期到了。三弟媳告诉我：“我们这里国产表脱销了。”我答应她在外面帮她买一块上海表。我看明白了，故乡的人们穿戴已经与我这个城里人差不多了，故乡恢复了元气，打起了精神，又显露出了“天府之国”的国色天香。我比过去任何一次回乡探亲都留恋故乡的人，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一切。
一九八一年
今年八月底，我出差重庆顺便回老家看看。因为不过年又不逢节，我突然到家，弟弟、弟媳们各自都在上班，我在地里找到了正在翻晒谷草的爸爸。
“你怎么回来了？”爸爸问。
“出差。我年初调到厂里当销售工程师了，经常在外面跑。”我回答。
我发现六十五岁的父亲脸色黄中带灰，比去年过年时瘦了许多，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得了‘气包卵’，医生说叫疝气，还有动脉硬化、血压偏高。”
“在治吗？”
“到青木区医院看了，医生说要手术。”
我对“疝气”一无所知，听说要手术，心里直打鼓：担心区医院做不好。于是对爸爸说：“到西安去做手术吧！”
爸爸犹豫着没有回答我，只是说登量在大队企业工作，登强还在当兵，担心土地没人管，农活还很多。
我说：“命要紧，活路做得完么！我跟登国他们招呼一下，办完事就来接您。”
过了两天，我回来接爸爸。二弟、三弟和四弟都叫爸爸放心地随我到西安治病，说大城市医院的医疗条件要好些。
爸爸和我一块到西安后，我们立即送他住进了医院，很快动了手术，十八天后便痊愈出院。医生告诉我：“疝气一般在婴幼儿时期好治，到老来发展到拳头这么大了，不及时处理，肠管受压迫，因血液循环停止坏死变黑，就有生命危险。”我暗自为爸爸庆幸。
爸爸出院以后，我们又带他到职工医院找医生治动脉硬化和高血压。他按医生的嘱咐坚持用药，身体慢慢地又恢复了健壮。
为了治病，爸爸留在了西安，他说：“我不回去了。”
我当然愿意父母都和我住在一起，以便我尽孝心报父母之恩。但是，居住问题让我大伤脑筋。虽然，今年初，厂里为了照顾我跑销售，为我在丰登路换了一套二十三平方米、一室一厅带小厨房的住房，但要三代六口人都住下还是有些难。我在庆安公司工作的朋友老王知道以后，把我的父亲安排到他自己办的小开关厂工作，晚上住在值班室值夜班。这要感谢改革开放，不然老王不会自己办厂。
父母都在西安生活了。按规定，从今年起我便没有探亲假了。我的探亲“琐记”也到此为止了。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