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中国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危机四伏，而且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社会性质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其基本生产结构是自给经济，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这种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不合理现象是导致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前进缓慢甚至迟滯的主要原因。虽然清末新政给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了根本性突破，抗战时期作为战略后方的重要交通枢纽，开发建设也略有成就。但这些都是短暂跳跃式的开发建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加之受自身脆弱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人文环境，民族构成的差异，以及军阀各自为政的割据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使原本就微弱的社会经济发展举步维艰，严重滯后。
近代张掖，处于一种局部缓慢发展的状态，大部分停滯不前甚至衰落倒退。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张掖的社会经济除了依照传统的经营理念，着手于屯垦戍边、发展垦殖、兴修水利等外，在生态环境、城镇建设、工矿和交通业等领域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推动因素，使张掖数千年缓慢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实现了根本性突破。但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一良好的开端因时局动荡和社会性质的变迁，难以继续维持和进一步发展。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有过建设西北的宏伟规划，其开发理论高屋建瓴，大大发展了清末先进人士的开发思想，更具有时代特征。在他的《实业计划》中还提出了移民实边，拓荒垦荒，兴修水利，促进全国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合理有效配置，促进全国经济均衡发展的构想。他设想在西北“仿古人屯田之法，凡于沙漠之区，开河种树，山河间地，遍牧牛羊，取其毛以织呢绒、毡毯"。提出了在西北“宜耕、宜牧、宜桑"处招民垦荒的主张。但最终因为袁世凯窃取民国大权和旋踵而来的军阀混战、军阀割据化为泡影。尔后，马家军阀在河西统治了几十年，互相之间抢地盘、搜刮民财唯恐不及，无暇谈及河西建设。虽然在抗日战争期间，甘肃作为战略大后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重心西移，张掖境内农田水利、交通和物流等方面建设一度出现高潮，但最终的发展结果表明，长期以来封建社会小农经济严重的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且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排斥力和抵抗力。加之当时的社会内部缺乏促使工业迅速发展、不断壮大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有效机制，从而造成道光年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张掖社会经济的发展总体滯后。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政府行为的指导，不论是政策上，还是经济上，一旦失去政府支持，经济发展就显示出后劲不足，导致开发建设成果半途而废。清末左宗棠在张掖乃至整个西北的开发实践活动，就表现出典型的“人存政举，人去事息"、昙花一现的现象。
1949年9月，张掖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掀开了新的历史，经过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运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1956年又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使张掖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8年以后，尽管遭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严重干扰破坏和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经历了一段曲折而艰难的道路，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决纠正了“左”的思想干扰，拨乱反正，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张掖的工农业生产和全国一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十年，张掖市委、市政府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并组织实施的“工业强市、产业富民、加快城镇化进程”的三大战略，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以项目建设为突破口，以科技人才为支撑，以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重点，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农业、工业、商贸流通业、交通运输业、邮政电信业、金融保险业等行业开始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趋势向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旅游、教育等方面发展，为全省小康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新的历史时期，市委、市政府根据十七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坚持特色方向，走好三条路子，推进三大战略，实现科学发展”的基本思路，以“做强四个基地、建设六项工程”为着力点，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施湿地保护“引水入城”工程，建设生态张掖，按照建设节水型社会的要求，积极实施黑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大力发展“两高一优”的现代农业，加快新农村建设，再铸张掖新辉煌。
回顾建国六十年来张掖经济发展的过程，从中总结有益的经验，对统一认识，协调步伐，完成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奋斗目标，必将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