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让老梁向公司提出也购置同套设备，在已有成绩摆在眼前的情况下，从来特别抠门儿的公司没有怎么费事就同意了，创办了一个以我设计为主的音乐工作室，这个音乐工作室形式一直延续到今天，算是我对TVB的一个贡献吧。这样，家里和公司里的设备就挂上了钩，我的活儿在家里和公司里两边都可以干，工作效率就更高了。
所有的设备都只是工具，只有熟练地掌握和运用这些工具，才能把脑袋里所想出来的音乐形象亲自用真实的音乐声响展示出来。而音乐的创作主要是每个人的思想、经历、技巧的总和，在我来说是几十年音乐基础和技巧的功力以及人生道路上亲自经过动荡曲折的风风雨雨和逆境求存奋斗的感受，这些东西是任何人都拿不走也抄不去的！1981年国际电影电视学校联合会（CILECT）的年会讨论了我们电影学校应该教些什么，大家一致得出的结论是： 艺术是没法教的！“我们只能给这些未来的电影艺术创作者一些基本训练，也就是作为一名导演所需要的基本功。我们只能给他们这样的基本训练，至于他们能不能成为一名电影创作者，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了。”（摘自周传基文）这个结论可以覆盖所有的艺术工作者。所以在音乐工作室成立后，我一如以前的教学习惯，毫无保留地把我已掌握的一切经验和大家分享，而且鼓励大家来尝试这种全新的体会，在组里掀起了一阵创作的热潮，间接地替公司解开了没有唱片用的尴尬局面。
做了几套剧集后，我在TVB有了不错的口碑，工作不断地找上了我。这年我陆续又为《高材生》（十集电视剧集，主要演员： 王书麒、刘玉婷、莫镇贤）、《赤脚绅士》（二十集电视剧集，主要演员： 吕方、周海媚、刘青云、周秀兰）、《哥哥的女友》（台庆电视单元剧，导演： 李力持，主要演员： 周星驰、吴启华、唐丽球、林绮文、李香琴）、《达摩》（二十集电视剧集，主要演员： 吕良伟、陈秀雯、毛舜筠）、《倚天屠龙记》（三十六集电视剧集，主要演员： 梁朝伟、黎美娴、邓翠雯、邵美琪）、《快活良缘》（十集电视剧集，主要演员： 欧阳佩珊、刘丹、林立三）配乐。
其中很多音乐段落都是我用那套设备做出来的。我退休后在多伦多遇到前TVB人事部经理程乃根，他和我说那阵子高层开会常会提到我为配乐组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在这里要特别提一下由TVB老牌监制李添胜监制的《哥哥的女友》这部台庆电视单元剧。李力持、周星驰和我当时都算是新人，星仔第一次担纲男主角，这是我们三人的第一次合作，各人的风格尚在摸索阶段均没形成，但星仔的喜剧细胞在此片中已初露端倪。有了这段愉快的开始，才有我们几年后在电影圈的一系列电影的合作。
TVB的工作现在是我主要的工作了，每周还有固定的泛亚交响乐团和音统处交响乐团的排练和演出，吴霜霞芭蕾舞学校和普通话研习社合唱团的伴奏还在继续弹着，钢琴和小提琴的学生还教着。
香港中乐团也来和我约稿了。香港中乐团团长黄安源是我在中国音乐学院的学弟，香港中乐团的总监关乃忠是我太太中央音乐学院的同学，他们对我的情况都有所了解，当时香港能写中乐作品的人不算多，知道我来了香港就来找我为乐团编写点东西，都是一些音乐会上给合唱或独奏的伴奏乐谱，篇幅不大，也不复杂，可能是通过这样的作品来了解我的能力和水平，我按他们的要求完成了任务并准时交稿。
那年我给香港中乐团编写了《生活是这样美好》（童声合唱，民族管弦乐队伴奏）、《明天会更好》（童声合唱，民族管弦乐队伴奏）、《土耳其进行曲》（木琴合奏，民族管弦乐队伴奏）几首乐曲。
到香港认识的朋友陆展球（前上海芭蕾舞乐团第一小提琴演奏员）接了香港舞蹈团舞剧《舞汇金曲》的编写音乐工作，他找到我，我们一起为舞剧编配音乐，并熟练地用我那套家伙录了整个舞剧的音乐，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新尝试。
我开始忙起来了，抓紧每分每秒，走路一路小跑，马不停蹄地应付着各方面的工作，很快地就适应了香港那特有的快节奏。我很早就清楚，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是人们无法控制得住的，你能控制的唯有你自己！社会就像一个转得飞快的齿轮，你除了把自己当作一个小齿轮，将速度调整得和它一样飞身投入进去跟着转外别无他法，不然不是遭它碾得粉碎就是被它弹出来。我喜欢这种高效率的快节奏，它使我感到浑身充满了活力，每一分一毫的努力都会得到尊重，每一点一滴的付出都有相应的回报，人的潜力和积极性都最大限度地被挖掘和调动起来了！对比以往的经历我分外地珍惜着这一切！
九龙旺角的弥敦道，是香港最繁华的地区之一，两边高楼林立，每天清晨下楼去上班，一踏出门，那些经过一夜沉积后聚集在街巷散不去的汽车废气、酒楼管道里弥漫出的油烟、冷气机散发出的有害物质一并冲进肺里，混合而污浊的空气实在有点让人要窒息的感觉！近一年的忙碌工作带来了收入的增长，我开始考虑到要置业的问题了。
有了置业的心，开始对香港的地产市场加强了留意。在这么个小小的城市住着五六百万人口，地少人多，房子的密度、高度和价位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没有办法之际就被迫用劈山填海的方法来增加地皮拓展起楼。我有三个学生在香港鲗鱼涌的康怡花园置了新家，那里开阔的环境和清新的空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由于这个楼盘是劈山由山上A、B、C、D往下慢慢盖的，下了地铁还要转乘小巴或是爬二十分钟山路，让当时还没有车的我觉得很不方便，但每周在那里下了课我都要抽时间下山在附近转上两圈，对楼的方位、朝向和周边的情况作仔细的考察。1986年底，康怡花园最后盖到英皇道，坐落在地铁上的Q、R两座楼花（期楼）推出，这是我等了很久的心仪之选。楼花楼花，就是楼还没见影儿，先集资，把钱收上来再起楼，这是香港地产经营的普遍手法，七百多平方呎开价六十七万，和老婆商量她觉得太贵：“前两年‘美孚’和‘太古’（九龙和香港的两个居民小区）同样面积才只要三四十万。”我回答：“那时是那时，再也不可能有这个价钱了。”我算了算我们的积蓄和每个月的收入，再算了算支付了买楼的首期后每个月供款的能力，非常紧，但够，而且知道自己的能力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即去银行开了本票到售楼处交了定金，前后从得到消息到交定金就一天！有朋友觉得我仓促决定太过冒失：“怎么这么大的事就像买个西瓜似的就决定了？”其实这个问题的酝酿已有时日，我这个人就这个脾气，事前我会对事情仔细分析考虑，一旦考虑成熟就当机立断毫不迟疑！就算有时会失误也当买个教训不去后悔，但更多的情况是抢占了先机争取到时间。当时真是没想到，在1997年我结束香港的工作时，这层楼是我在香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一个物业！楼花买了，虽说有银行的贷款，但房子起码要在半年后才能入住，现在的房租加上贷款的分期付款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感到压力的沉重，工作上就更要加把劲儿了！夫妻俩每天从早到晚，外搭周末和节假日，没有娱乐，没有休息，真像下象棋那样的“小卒子过河只有拼命向前”了。
在这期间，老岳母在北京病逝，我们相处多年，尤其妻子和女儿离京之后她都由我照顾，老太太常常对着我说：“没想到老了老了倒得了你的济（北京人把老年得到好的照顾叫“得了济”）了！”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但因为我在香港没住满一年，根据移民的条例是不准离境的，只能让妻子独自回北京奔丧，是为憾事。
1987年，这年TVB和我签约，我成了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正式员工。工作更忙了，日子过得飞快，转眼来港一年了，看来一切尚算顺利。我把TVB的工作放在首位，由于公司从广播道搬了去郊外的清水湾邵氏影城，路途远了好多，公司在地铁站每小时安排了一班接驳的巴士去影城，花费在路上的时间更长了，有些工作兼顾不到，总得有个取舍，我只能把芭蕾舞学校和合唱团的钢琴伴奏工作辞了，也减去几个私人学生。虽说我在无线打工的年份在组里是最短的，但俨然已是中坚主力了。我的工作时间表常常是“08—26”，也就是说每天从早上八点上班，一直干到半夜两点下班！正常一般人的工作量来说每周是四十五小时，按我们的工作性质来讲公司是没有超时工资补贴的，那几年我差不多每年要超时三四百小时，真是不要命地在干！而且自己要求自己只能干好不能干坏，往往为了修改一个小小的瑕疵，我会铆足了劲翻来覆去地干上半天，老婆在边上听得都烦死了，跟我嚷嚷说没人会听出这么一点点区别，但我说只要我自己能听得到的我就绝不能把它放过去！要创建一个招牌太不容易了，可是只要有一丁点儿的疏忽，打烂它可就太容易了！
1987年中，坐落在港岛东区、太古地铁站上的康怡花园按时交了楼，二十一层楼高前无遮挡，开阔的景观可以望到维多利亚港湾及对面的九龙半岛，空气流通，阳光充沛，楼下就是香港的主要街道英皇道，除了地铁外还有有轨电车、各路巴士，周围商场、饭馆、酒店、电影院林立，生活交通和购物都特别方便。我们抓紧时间做了简单的装修就搬了进去，七百多呎的面积有三房两厅，虽然每间屋子都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最让我满意的是终于有了一间属于我自己的独立工作室了！生活的质量一下子提高了一大截，这是五十年来第一次靠自己的能力购置的全新房子，放在早两年，真是想都不敢想！居有定所，心里就踏实了，可以无后顾之忧地甩开手大干一场了。
当时内地施行改革开放，出境来往的人多了起来，除直接来香港的外，经常还有去欧美各国途经香港的，我在康怡花园家里的工作室
出差或自己出来的，经费不多，手头不宽裕，住酒店又贵，还想省点钱买个几大件回去，我们刚出来，特别能体会到这种心情，住得稍许宽松了，就会接待他们，我的朋友又多，几年来亲戚、朋友、学生在我家陆陆续续住的有几百人次。我们俩夫妻都忙，除了请吃一顿饭外，就给把钥匙，给张地图，交代了油盐酱醋的位置，冰箱里的食物、煤气、洗衣机等用法后，无需客套，一切自理，大家各忙各的，更为方便！
在这个时期，我还挤出时间去学习开车，考到了驾驶执照，买了辆丰田的二手汽车，上班不用再受班车时间的限制，节省了时间，半夜下班回家也方便多了。我让妻子也去学车，她犹豫不决，经过我的鼓励，不久也拿到了驾照。她的学生很多都住在香港半山，平时搭小巴费时不说，还要日晒雨淋的，叫不到的士，经常要等很长时间，自己开车就方便多了。有了房子有了车，收入也逐渐增加，生活上了轨道，一扫初来时的彷徨，开始为开创新的局面作更详尽的计划。
1987年秋，我弟弟离家八年后带着我从未谋面的弟媳和侄女从美国回到上海，他约我去北京和他会面。弟弟伟杰比我小九岁，父亲过世时他才四岁，我在他七岁的时候离开上海去了北京，在一家满是女人的环境下，他和我的感情最好，每逢假期我回上海，他对我这个长兄特别依恋。和我不一样，从小他就是个听话的乖孩子，念书练琴比我用功多了去了，上学以来一直名列前茅，衣着朴素，思想进步。就算这么努力改造，高中毕业后还是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没有考上大学，被分配到了杭州汽车发动机厂，虽心有不甘，但还是老老实实地去当他的工人了。没想到命运还是不放过他，“文化大革命”时期，忽然被周围的人发现，这么个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的老实人居然是“资本家”出身！被一通猛批猛斗后他彻底灰了心，想调回上海照顾老娘又调不成，1979年改革开放后，一有机会就去美国圆他的大学梦去了。这一走就是八年！现在他当了工程师，结了婚，带着老婆闺女回来了，但最疼爱他的老娘已于六年前病逝。我和妻子在紧张的工作中挤了十天的时间回北京，兄弟见面悲喜交集，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尽的情，讲得最多的还是关于母亲的事情。
这是我去香港后第一次回北京，我惦念着我的学校和学生，在出去这一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能将我见到学到的东西带回来为咱们的电影教育事业添砖加瓦，这次就专门带了一些设备回北京电影学院无偿地给学生搞了个现身说法的讲座。1987年MIDI在内地还是个很稀罕的玩意儿，知道的人不多，就算知道也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一些简单介绍，这和亲眼看到实物的实际操作还是有很大的分别。从来不保守的我，倾我所知，从理论到实践，连讲带做，给他们打开了一扇窗户，看到一个全新的音乐制作过程，师生们都十分感兴趣。在座听讲的学生中有不少后来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一直发展到今天北京电影学院还有专门的MIDI音乐工作室提供给师生使用。
我离开北京时没有退职，只是留职停薪，那套两居室的宿舍也没退，因为我的原意本来就是打算出去转个圈，十年八载后叶落归根再回来，平时有空回来传授点知识，当是电影学院在境外开设的一个窗口，这对当时学院的状况来说怎么都是有利的。不想学院某些人不是这么想的！我回到香港不到一个月就接到学院的通知，给了我一个突然袭击，限我在两个星期内将那套宿舍交出来，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原来是那个讲座给他们提了个醒）。在香港我公事杂事缠身，人不在北京，就是要搬也需要托人找地方安置东西，这点时间哪儿能够，我急得上火，满嘴长泡。到了限定的那一天，学院某些人破门而入，将家里所有的东西，包括我所有的手稿、进口的三角钢琴、家具细软一股脑都搬空堆在露天的楼下！我经历了“文革”后再一次被扫地出门！同事们愤愤不平，几经交涉才找了一个破仓库把东西堆了进去，但我还是收到通知要限时处理，我那叫一个寒心啊！对身外之物我从来不会太在意，但那些乐谱、手稿、资料和教案是我一生的心血，未经整理，几次搬弄，失落在所难免，这是我最心痛的！从1960年毕业工作到1986年去香港，二十六年来从未涨过的工资仅够糊口，熬到1984年分我那套两居室的宿舍，到今天又是这样的状况，如果说是退职收房，又从来没见到一纸文件和一分钱的退职金！这种缺乏对人的起码尊重的做法一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给我一个说法！这几十年在内地的辛勤劳动，除了沧桑的人生经历和浑身的伤痕病痛外，真是一无所有了！
没工夫再去理这些扯皮的事了！事实上，繁重的工作也不允许我再在这些事上去耽误时间，调整心情投入工作，干点实事比什么都强，我再也没有退路，我再也不抱幻想！将消极因素转为积极因素，让这件事情变为激励我奋发图强的动力！我更加意识到，不能只靠自己的勤奋，还要有必胜的信念，才能再闯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