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美术系加上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合并,改制成立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当时我刚上二年级。那年赶上了“除四害”运动,号召消灭苍蝇、蚊子、麻雀、老鼠。我们不上课了,成天带着绑了红布条的长竿和锣鼓家什上屋顶去轰麻雀。北京城来了个全体总动员,到处一起轰,场面惊天动地,颇为壮观,一群一群的麻雀惊恐地飞着飞着就精疲力竭地掉了下来,到处都是一大堆一大堆上缴的死麻雀(过了好久,经专家提出麻雀不单是吃粮食,也吃好些害虫,这才停止了对麻雀的赶尽杀绝,用蟑螂代替了“四害”中的它)。
凭着年轻人的一股热情,响应毛主席“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号召,我伙同另外两个同学,模仿西洋歌剧的模式,初生牛犊不怕虎地用了几天的时间,连词带曲地写了一部两景四场的歌剧《除四害》。有宣叙调、咏叹调,重唱、对唱、合唱,还有一个二三十人的管弦乐队伴奏。低班学生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还是头一遭,在学校引起轰动,经过日夜排练,校内校外演出了好几场,甚受欢迎。
翌年,赶上了“反右”,万没想到的是在大搞民族化和批判大洋古的运动中我们的这部《除四害》歌剧却成了典型,一箱子谱子成了展览品,当了反面教材(后来一直没能拿回来,真是遗憾)。虽说这是部集体创作的作品,但斗争矛头却直指向我,批判我“崇洋媚外”,“只专不红”,“名利思想”,一直追打到我的“资本家”出身,几次检查都不获通过,看到几个身边平常不错的朋友纷纷被打成“右派”,内心的惶恐可想而知。幸好我平时的人缘还不错,批判了好几次总算勉勉强强过了关。通过这次经历,我接受了教训,开始有了保护自己的警惕与意识。
跟着到了难忘的1958年。暑假,学校让我参加了北京团市委组织的第一届海防前线慰问团,同行的还有当时的劳动模范张百发(后来当了北京市市长),舞蹈家白淑湘、张策,声乐家吴雁泽、叶佩英等,开阔了眼界,光荣地完成了任务。回来后又去北京郊区的温泉下乡劳动,白天黑夜深翻地,密播种,要亩产万斤,吃大锅饭,搞人民公社。紧接着回城又砸锅砸铁大炼钢铁,要年产钢铁一千零五十万吨,二十年“超英赶美”,足足闹腾了半年多没念书。在翻天覆地的大时代中,每个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当时的我也是热血沸腾,有很强烈的创作冲动,加上上次在民族化的运动中挨了批,更想搞点民族的东西来翻翻本。我自幼就走南闯北听了不少各地的民歌和地方戏曲,对京剧更是情有独钟,本来对民族的东西没有抵触,现在更加强了对民族音乐的学习,但在我心里也不放弃对西洋音乐的喜爱和其技1956年,三个不知天高地厚创作歌剧《除四害》的毛头小伙子
法的学习,尝试结合这两方面的特长就写出了首小提琴独奏曲《农村小调》。
在钢琴模仿火热锣鼓的前奏声中,引出了小提琴极具乡土气息的欢快旋律,把我在农村劳动的感受的一方面用音乐表现出来,中段我以西洋音乐中的三段体曲式安排了一个慢板作为对比,可以说是一种心情的舒展,也包含着我内心淡淡的哀愁,但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也只能抛开个人的一切投身到这个主旋律中去。
这首曲子演出后受到极大的欢迎,成了我好几年演出的保留节目。
《音乐创作》(一本权威的音乐杂志)1959年1月刊也登载了它,并给了我五十多元稿费,我除了拿一部分给母亲买了件礼物送给她外,全部上交作了班费。
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出版自己的作品,尝到了民族和西洋相结合被肯定的兴奋滋味,增强了我坚定走这条路的信心。
2007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