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考上了位于和平门外北京师范大学南校的音乐系，1956年音乐系和美术系搬到什刹海边的北京师范大学北校（也就是今天恭王府的遗址）并改名为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好喜欢那里的环境，两座大石狮子雄踞于大门前，二道门里一溜的柏树林，下几级石阶扑面而来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小扇子般的树叶随风招展，好像摊开小手在欢迎我们，主殿当时是我们的演奏厅，天香庭院那几丛北京少见的竹子透着灵秀，一个个院落各有各的风采，那种疏落起伏的结构搭配，无不显示着悠久民族文化的美感，对于我们这班学习艺术的新人起到了不可低估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大门外是一大片空地，1958年大炼钢铁时的土高炉就建在那里，那是个锣鼓喧天人声鼎沸的疯狂年代。
1959年在这片空地上我们亲自动手盖起了两座对称的教学楼，东边一座是三层的美术楼，西边的是四层的音乐楼，一间挨一间的小琴房就是我们练琴上课和教学的地方。虽然我们教室紧张的局面解决了，但每次看到两座风格截然不同的楼破坏了整体建筑群的协调总是让我心中感到无奈的别扭。1960年我毕业留校在这个大院里教课，学校改名为北京艺术学院，把师范两个字给去掉了。1964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调整为中国音乐学院，本来我不是搞民乐的，按说应该调出，但阴差阳错却给留了下来，还是接着在这里教书。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一片红，这张照片（见插图）就是摄于这个时期，背后就是那三层高的美术楼。
用的是当时江青亲自抓的保定胶片厂出品的彩色胶卷，自己配药水冲片，自己放大。现在用 PS 两分钟可以完成的事，当时要花几天时间。彩色照片的冲晒对温度要求比黑白照片严格得多，为此自己专门设计了用温度继电器、电炉和大盆装上水作恒温水浴装置，用深棕色的滤色片做安全灯，扩放照片时需要黄、青、品红不同色阶的三十三张滤色片，国内不生产，进口的天价又不是我这个月收入五十大元的教师能负担得了的，只有土法上马靠自己来做！从搞病理学的伯父那里找到了他不用的柯达废玻璃硬片，放在热温水中洗去它的胶膜，再买了染毛线的酸性染料，掺和了明胶溶液，按照不同比例稀释，均匀地倒在唱机转盘上慢慢旋转的玻璃片上，为了防止灰尘，我在防苍蝇的食物罩上扣上了拧干的布，盖上它慢慢干燥。其中常常会因差错而失败，但经过总结教训，绝不放弃，愣是把33张滤色片做了两套出来，一直用到我分配到北京电影学院，在摄影系的暗房用到了专业的设备才收起来。1966年，我在中国音乐学院美术楼前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搜索需要的一切有关的资料，制定可行的工作程序，亲自动手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总结调整，最后达到预期的目的，不论专业的工作还是兴趣爱好，我就是在这种思想方法的指导下，一步一步地去拓展我的知识层面，丰富我的人生。
20100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