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30后的这代人，青春一早就无私地献给了党和社会主义的祖国了，80年代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新气象，国门渐开，由于太太是归国华侨，在那时就有了申请出境的理由和机会，想想自己一辈子，年近五十，长此下去虽说不至于没饭吃，但庸庸碌碌地老是重复自己，看不到有什么重大的转机变化，总是心有不甘。 时不我与，能有挑战自己、证实自我社会价值的机会，我是不会放过的，这是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我得抓紧我人生道路的最后一击。
1985年底，好不容易申请了七年的赴港通行证终于批下来了，在香港已住了两年的太太帅元纪特地飞回北京打点了几天，因为没有了大锅饭，手停口就停，而且放不下那里的学生，交代了些细节和过关须知后就匆匆地回香港去了。
临走前完成了早就答应北京电视台田歌的一个访谈节目《一曲难忘》。
在这个节目里，我简单地阐述了音乐语言如节奏、旋律、和声等的概念，1985年，北京电视台田歌的访谈节目《一曲难忘》再通过当时颇为流行的美国电影《爱情故事》的主题歌结合起来谈，这是我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一贯坚持音乐普及教育工作中的一环。节目还没播出我已启程，没能亲眼看到播出，连个录像带都没有，实为憾事，不过从反馈回来的消息听到好像反应还不错，还重播了多次，算是离开大陆前做的最后一件事。
1986年1月，告别了至亲好友，带着重返故地和再次团聚的喜悦从北京南下到了深圳，那时罗湖边境的建设还是比较简陋的，虽说每天批准出境的人有一定的限制，但只有这一条通道，还是人头汹涌十分拥挤。出了海关，走过罗湖桥，手持着港澳通行证，来到了香港移民局。
关卡大厅里挤满着大批形形色色的新移民，不同的衣着，不同的社会层次，不同的面部表情——兴奋、彷徨、疲惫、漠然，喧嚷着不同地方的方言。经过好几个小时的等候终于轮到了我，一个身穿笔挺制服面容严峻的移民官接待了我。当我交上了填写好的表格，回答了那些例行的问题后，他把我表格里的英文姓氏的“Hu”改为“Wu”。1937年，我在香港出生时登记姓氏“胡”的英文写法就已经是“Hu”了，我当然表示不能改，他官气十足地瞪了我一眼说：“‘胡’在粤语中的发音就是‘Wu’，不得有异议！”再也不听我的任何解释。几十年来逆来顺受的习惯令我再次在英国殖民地官员前体会到“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这句话的深意！我又能怎么办？总不见得为了这件事的不服气甩头走回去吧？过后我才知道，“胡”的英文拼音在香港不仅可以是“Hu”，还可以是“Wo”、“Woo”等，看来就为这位移民官的一时兴起，搞得我和我全家及整个家族的姓氏都不同了，在国外和家人出去旅游过关自报家门时，曾多次要在洋人奇异的眼光下费尽口舌去解释这一因由。
出了香港移民局，满肚子窝火，筋疲力尽，又累又饿，在罗湖火车站前会合了来接我的太太，登上了火车，一阵久违的香味飘过。在记忆的深处，朦朦胧胧地，回想起幼时母亲经常给我买的至爱小食——炸鸡腿，在饥饿感和这香味的情意结下，我顾不得形象地问老婆要了港币，从小贩手里拿过了鸡腿就咬将下去，后悔了！很多美好的印象还是让它保留在心中会更好，一旦面对了，往往因为和心中的想象有太大的差距而感到失望，亏得这还只是小事一桩，没构成什么太大的遗憾。
车到了九龙塘转乘地铁，车站车厢都清洁整齐，虽说人很拥挤，但秩序井然，不得不佩服香港的高效率以及处处为乘客方便着想的心思，我想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吧！我们在九龙旺角车站下了车，由老婆带路，我终于走进了家，她在一年前租下的西洋菜南街好望角大厦二十层的一个房间，房东是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孙子小阳，他们一家三口住着另一间，客厅饭厅厨房合用，徐悲鸿的长子徐伯阳兄夫妇和他的小儿子小君就住在楼下，我们两家互相照应，亲如家人，几十年来直到现在还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情。
第二天开始，老婆让我熟悉熟悉环境好好歇两天，扔给我两张红色的百元港币叫我在附近逛逛，就匆匆忙忙教钢琴养家糊口去了。九龙旺角是个红灯区，治安不是太好，时有打劫发生，如果打劫的抢不到钱，就会捅你一刀见见红图个“吉利”，所以这两张红色的钱就是为保命用的！当然两百块钱在当时除了大件的东西买不了外，还是可以买不少东西的。下楼就是弥敦道、女人街，油麻地、佐敦道也就在邻近，这是九龙最热闹繁华的地区。商店、食肆、各种娱乐场所（正经的和黄色的）、庙宇和教堂……我最感兴趣的电器影音器材店里都是些新奇时髦的东西，看得我眼睛都不够使了，百货公司的货品更是数不胜数琳琅满目，相比当时国内物资贫乏的状况，想起临走前有同事问我香港的供应好不好这个问题，真令人哭笑不得。晕晕乎乎地转悠了半天，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不敢走远，怕迷了路给人添麻烦，买了本地图好回家仔细研究，捎带在街市买了点菜，回家洗衣做饭当宅男！晚上让辛苦了一天的老婆回家也可以有碗现成的热饭吃，我没闲待着，为这家尽份力也心安理得。
就这么几天下来我待不住了！大老爷儿们的，有胳膊有腿，有脑子，能力也不比人差，没理由让老婆养着！就开始到处张罗着看看有什么可以干的事情，楼下小君把他的一份给芭蕾舞学校弹钢琴伴奏的活儿让给了我，让我挣到了在香港的第一份工资。
“吴霜霞芭蕾舞学校”坐落在离家十分钟路程的亚皆老街的一座商业大厦的楼上。吴老师以前在北京舞蹈学校就是一位出色的芭蕾舞演员和教师，虽说小君已经和她提前打了招呼，但是看到我空着双手找上门去还是诧异地问：“琴谱呢？”——通常的钢琴伴奏总是带着一大摞的谱子来上课，而我的回答是：“没有！都在脑子里呢！”在香港，时间就是金钱，分秒必争，课间休息的时间很短，她也顾不得多问，匆匆将钢琴的位置交代清楚后就忙着照顾小朋友去了。我看见在边上还有一台录音机，想必是万一我要顶不下来留的一手后招。上课了，吴老师边示范着动作，口里边喊着：“一、二、三，一、二、三……”我跟着拍子，即兴地和着她的节奏、速度和情绪在钢琴上漫步似的弹奏着，当有大跳、踢腿旋转等动作时，我用了相应的音乐形象去密切地衬托配合，有时候用的是现成的音乐，更多时候我根据当时的感觉随意弹出心中涌出的旋律。小时候1986年，初到香港
姐姐妹妹都学钢琴，我则是有空就在钢琴上乱弹，想什么弹什么，好听的歌呀、曲子呀，琢磨琢磨配上什么和声好听啊，兴之所至心里会想出一些自己的旋律，当听到别人的赞扬就更来劲了，后来上了大学配合运动演出活报剧，经常会即兴地用手风琴去配乐，所以这些对于我来说是种熟悉的游戏，也是一种无拘束的享受。一面弹着一面心里想着，每弹两分钟就赚了一块港币：“又赚了一块钱！又赚了一块钱！”这种通过自己付出直接就有回报的感觉是从来没有过的。到香港第一笔财富的积累就这样玩儿似的开始了。连续两堂课极顺利地下来了，十几段柔和、慢板、强劲、快速等不同节奏、不同风格的伴奏音乐，令吴老师对我刮目相看，情绪高涨地吩咐秘书安排以后的上课时间，并比已说好了的学费每小时多加了五块钱给我！
不久，在同一座楼里“普通话研习社”的合唱团也聘我为驻团的专职钢琴伴奏。那是由一班爱好音乐学习普通话的年轻人组成的合唱团，唱的那些普通话的歌曲又都是我熟悉的，根本没有什么难度。并且我常常有意识地根据歌曲的内容去丰富伴奏，使其庄重、活泼、优美，或是华丽辉煌，每次的变化都会让指辉郑丹和团员有惊喜，感到音乐美妙和神奇的魅力。这工作又娱己，又娱人。我们很快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有什么活动，比如去深湾海边野餐，或集会聚会也都会叫上我，和年轻人打成一片，我们都乐在其中。每年年终都会有几场汇报演出，正式的演出场地，九尺的德国斯坦威演奏级的钢琴，见惯大场面的我一点也不怵，我的钢琴伴奏为音乐会添加了色彩，受到大家的欢迎。1986年，普通话研习社合唱团在香港大会堂演出时担任钢琴伴奏
另外，通过几位热心朋友的介绍，我又收了几个学小提琴和钢琴的学生。这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乐器的考级制度。香港时兴的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八级考试制，每一级都有几首音阶、练习曲和乐曲，本意好像是不错，有统一的水平，一定的标准，但实行起来，为了应付考试，一年翻来覆去就弹这几首东西，在重复又重复机械的练习下什么新鲜感和兴趣都被磨灭了。别说孩子觉得学乐器枯燥了，连我这个教了几十年音乐的人都觉得了无兴趣。本来一件很开心的事，生生地搞成这样死气沉沉面目可憎，弄得很多孩子都憎恨自己所学的乐器！我只能在这个制度下尽量引导他们，让孩子们在枯燥中增加一些乐趣。孩子还都喜欢我。香港的学生和在北京学校的学生是完全不一样的，北京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奔着专业而去，上课认真，练琴主动得多。而在香港的学生往往是家长想让孩子多一点修养，或是别人都在学自己也就跟着学的攀比心态，所以学生练琴的积极性就差得多了。清楚了这种区别，把自己的位置调整好，把那阵子陪自己孩子练琴的办法都使出来了，学生不练琴，我就在上课时陪他练，什么地方总弹不好，就把这个难的地方抽出来重点地练，不同的孩子根据他们自身的特点，用不同的方法，把音乐语言的形象有趣味地向他们展示，用尽一切手段，循序渐进地诱导。总之，不论做什么事，大事或小事，你只要把心放进去，总是会有所收获。通过这样做，孩子琴艺进步了，反应灵敏了，思想活跃了，想象力丰富了，肢体的配合协调了，还锻炼了意志力和毅力，学到了学习的方法，即使以后他们不再搞音乐，但这种素质的提高在他们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一定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在大学，我的主科专业是小提琴，1960年毕业后留校也是教授小提琴，到了1964年成立中国音乐学院时组织分配让我改行，从此离开了我热爱的小提琴专业。我已多年没有碰小提琴了，临时抱佛脚地练了几天琴就跑去“泛亚交响乐团”应征，面试我的是团长叶惠康及乐团首席阎泰山。叶惠康早年从香港去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习，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来回到香港在浸会学院任教，创立了叶氏儿童合唱团和泛亚交响乐团，为香港的音乐普及作了很大的贡献。阎泰山是沈阳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授，1964年“上海之春”全国小提琴比赛我听过他的演奏，他是比赛的二等奖获得者，也是当年国内以帕格尼尼二十四首随想曲开独奏会的第一人。他们俩在了解了我的情况和听了我拉琴后，二话没说就收了我任第一小提琴，并让我立刻就参加了当天的排练。和我一起应征的还有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李传韵的父亲李厚义，那是个极为忠厚老实的人，来港前是河北歌舞团的乐队首席，专业的小提琴家，琴拉得比我强多了。我们俩就坐在第一小提琴的最后一个谱台参加排练。排练结束后他迷茫地问我：“这就完啦？”我说：“是啊！”他又问：“以后有问题向谁汇报？”我的回答是：“这里没有组织，一切靠自己。”这是一个刚来到自由社会的人所产生的困惑，我抛开了仍在纳闷的他径自走了。
不久我又去应征香港音乐事务统筹处的乐团，也顺利通过。这是一个普及音乐教育的政府机构，有擅长各种乐器的音乐老师为学生提供平价的课程，使喜欢音乐的孩子们不用支付高昂的学费也可以得到良好的学习音乐的机会。我们乐团的任务是每个星期一去各区的学校为学生演出两场普及教育的音乐会。我终于又可以拉我心爱的小提琴了，除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外还有钱收，好开心！
只要是我力所能及而又有经济效益的事，说服自己，平和心态，满怀热情地去做，虽说收入零零碎碎数目不大，但积少成多，对于刚到的我来说已经是个极好的开端了。我抓紧时间看报看电视，了解这个久违城市的动态外还学习广东话，捎带结合自己的专业了解香港和大陆完全不同的艺术文化。我还拿着地图坐上巴士地铁通街跑着去香港、九龙、新界各地，了解人文，熟悉环境，近距离去观察这个似曾相识又完全新鲜的世界，泡在书店如饥似渴地看在当时大陆不可能看到的各种书籍，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想，钻到各个琴行去看向往已久各种各样新奇的电子乐器和电脑录音器材……利用刚到香港的这短暂空闲的时间，积极地去做好一切准备，以寻找机会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