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下雪的日子实是好记，临近过年，正当“大寒”那天，大雪翩然而至。虽顾名思义，下雪的正日子应该是在“大雪”节气，但农历是按照黄河流域的气象、根据太阳和月亮的位置确定节气的，南方的雪比北方迟一点也是顺乎天意地理的。
记得那天凭窗眺望，空中的雪粒连绵不绝地、均匀地散落，好像干燥白纯的面粉。接近地面的雪粒陡然丰满，被东北风扇着斜射成密匝匝的羽阵，像巨大的天鹅抖落漫天羽绒。阳台雨篷上的雪，间或如一只白色鸟义无反顾地急速坠落，在地面敲击出“啪”的一声。树冠上成团成团的白色在滚落，如山崖崩塌，然而洁白可爱。电线杆向东北的一边，被涂上了毛茸茸的一层白。于是电线杆半边白，半边黑；半边干，半边冻；如一幅精致的木刻。停靠在小区围墙边的长排汽车，像盖上了厚厚的棉被，一辆辆被他们的主人抛弃在家，木讷而委屈。偶尔有辆开出去的，地上留下了一个边沿清晰的黑色长方形。雪花还是不停地纷纷扬扬，它们悠闲而雅致地舞动着飘落，于是那汽车蹲过的地面，黑色的长方形边缘逐渐模糊起来，慢慢地竟然有了邮票那样的缺刻，后来更像是残缺的破草席，灰沉沉了。
雪后放晴，层层楼台，处处金色。先是大块的雪从楼顶上崩塌下来，轰隆隆发出巨大的响声。然后终日滴滴答答如骤雨不绝。排在围墙边的汽车显出了真面目，绿的是绿，蓝的是蓝，红的是红，银的是银，白的脱了厚重只显光滑亮洁。街两边的人行道上，扫起的积雪一堆堆，中间的路面干燥而白亮亮。
屋里的电暖锅热气腾腾，氤氲着家常的温馨。隔着白色的蒸汽，我望见了逝去的岁月，那雪天步行的年轻人隐隐在前，如前世。
想起半个世纪前，我却在寒冬里长途跋涉。我参与创建并任教的大榭中学放寒假了，王校长说，每人发五十斤学校开荒自产的萝卜。那时尚处在困难时期的尾巴，当地又以盛产萝卜干闻名，大家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我路远，第二天才走。大清早，却见七顶山雪满山冻不流云，田野上银装素裹一色净，还少有行人的足迹。我穿着薄裤旧棉袄，一根小扁担挑起约莫二十余斤萝卜，赶过渡口，赶到穿山长途汽车站。等了许久，等车的人一个个离去。一位农民说：今天车子不来了，阿拉走吧。我只好挑起扁担就走。经山门，往霞浦，向大碶。公路上铺满了雪，路倒好走，嚓嚓嚓地踩扁碎琼乱玉。只是百步无轻担，扁担压得肩膀疼。革命人不怕肩膀疼，怕的是走得过快担子要摇晃，只好合着节拍不紧不慢地行，想起婶婶常笑话没用的青年人“廿岁英雄，只挑两盏灯笼”，自己就要争争气，不让婶婶笑话。中午经过大碶，碶桥边有一家小店，坐下吃了一碗粉丝，上面竟有几片牛肉，好不兴奋。又上路向山边行走，翻越布阵岭，过小港，渡甬江，看到了镇海鼓楼。进了石框小门到了家，已经下午向晚了。婶婶惊讶地看我放下担子，递过一杯热茶，说大雪天怎么来了。去翻看袋子，见无非是一些萝卜，又抬眼望望我。我八岁慈母见背，婶婶就是我的阿姆。工资早就寄的寄了用的用了，两手空空，再没有什么可以交给阿姆了。
第二天雪过放晴，阿姆交给我一些带鱼票和钞票，叫我去排队买过年小菜，我耐心地去排队，为有事做而高兴。
阿姆已去世多年，随着自己年岁徒增，那场雪拌和着惭愧却在心底里越发清晰起来。我还是盼着下雪，尽管自己的额前已挂霜雪，可我心中的雪总是向年轻的季节飘去，总是见到雪后的风景分外瑰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