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是的，我明白我很对不起你。在我出走之前，我应该告诉你一声，可是我当时拿不定主意。我在这儿又看到弗郎克后，我都说不清我自己做了些什么。我纳闷自己当时在圣坛前怎么没晕倒过去。”
“末尔敦太太，在你讲明之前，我们是否该回避一下呢？”
“我是否可以谈谈我的看法，”那位陌生的先生说道，“这件事让我们保密得太过分了。就我来说，我倒愿意整个欧洲和美洲的人都来听听事情的真相。”说话的这位先生瘦长结实、皮肤晒得黝黑。他的脸刮得很干净，面部轮廓分明，举止显得很灵活。
“那么，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事情的经过。”那位女士说，“我和弗郎克是１８８４年在落山矶附近的迈圭尔营地认识的。
当时，我和弗郎克订婚时，我父亲正在经营一个矿场。后来，我爸爸有一天发现了一个富矿，从那之后他就赚了好多钱财。而这时弗郎克的矿脉却渐渐缩小，最后什么都没有了。我爸爸越来越富，弗朗克越来越穷。后来，我爸爸就不准我们的婚约继续下去。他把我带到了旧金山。尽管如此，弗朗克不愿放手，接着他也到了那里，并瞒着爸爸同我见面。让爸爸知道了会很生气，所以我们就自做主张了。弗郎克说他要去赚钱，直到他像我爸爸那么有钱时再回来娶我。当时，我就发誓要等他一生，只要他活着，我就不嫁给别人。“那我们为什么不立即成婚呢？”他说，“这样我对你就感到放心了，用不着在我回来后要求人家承认我是你的丈夫。”哦，就这样，我们经过了商量。他把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妥贴，请好了一位牧师，我们当即就举行了婚礼。过后，弗郎克就离我去闯荡。
“我再次听到弗郎克的消息是他到了蒙达那，他在雅丽萨那探矿。后来又听说他在新墨西哥。再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很长的报道：说有一个矿工营地遭到雅丽萨那印第安人袭击，弗郎克的名字被列在死亡者的名单中。看后我昏迷了过去。后来病了很长时间。爸爸以为我得了痨病，他找了整个旧金山大约一半的医生来给我诊治。一年多来，音信皆无，我确信弗郎克是真的死了。这之后，圣西蒙勋爵来到旧金山，我们到了伦敦。婚事订下后，爸爸很高兴。
但是我的心早已给了可怜的弗郎克，世界上再没有一个男人能代替他。
“尽管这样，若是我嫁给了圣西蒙勋爵，当然我会尽我的义务。爱情无法勉强，但是我们却可以勉强过日子。我和他一起步向圣坛时怀着尽我所能作他的好妻子的心愿。
但是，你们可以想象我那时的感觉；就在我走到圣坛栏杆前的时候，我回头一瞥，忽然看到弗郎克站在第一排座位那里望着我。起初我以为是他的鬼魂出现了。当我再回头看时，他仍站在那儿，眼里透露出一许迷惑不解的神色，似乎在问，我见到他是高兴还是难过。我纳闷自己竟然没有昏过去。我只感到天旋地转，牧师的话，就像一只蜜蜂似的在我的身边嗡嗡作响。我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我应当中断仪式，在教堂里闹出场风波吗？我又看了他一眼，看来他好像明白我所想，因为他把手指靠在唇边，示意我不要作声。接着我看到他在一张纸上草草地写了几个字，我明白他给我写了张便条。我在出来的路上经过那排座位时，将花束掉在他跟前，他趁捡花时悄悄地把纸条塞在我手里。
纸条上只一行字，要我在他向我发出信号时，就跟着他走。
当然，我绝不怀疑，我最重要的义务是向他尽责，并且决心完全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回家后，我告诉女佣人了。在加利福尼亚时她就认识他，并一直同他很友好。我嘱咐她不要说出去，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好我的长外套就可以了。我清楚我应该告诉圣西蒙勋爵一声，在众人面前我无法开口，我只好不辞而别，打算以后再去说清。我到餐桌入座不到１０分钟，就看到弗郎克在窗外马路的另一边上站着。他向我招招手就走进了公园。我穿好后就悄悄溜了出来，跟着他。正在这里有个女人来对我谈了些圣西蒙勋爵的闲话，她不多的话语中透露出他在婚前也有一点儿个人隐私，但是我想方设法摆脱了她，很快就赶上了弗郎克。
“我们搭乘一辆马车，驶向他在哥登广场租住的寓所。
漫长的盼望岁月过后，这回总算真的结婚了。弗郎克被印第安人在雅丽萨那囚禁，后来他越狱逃了出来，经过长途跋涉到了旧金山。他知道我认为他已不在人间，到英国去了。他赶到这里，在我第二次举行婚礼的那天早上终于找着了我。”
“我从一张报上看到的，”这位美国人补充说明。“报纸上只有教堂的名字，没有提供女方的住址。”
“接着我们就商量怎样做，弗朗克主张彻底公开。这一切让我感到很内疚，我希望就这样消逝，永远不再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给爸爸写个便条，告诉他我还在人间就可以了。一想到那些还围在早餐桌旁等我回去的爵士和夫人们，我心里就七上八下。弗郎克为了不让别人找到我，就把我的婚礼服和别的物品扎成一包，扔到一个旁人找不到的地方。若不是这位善良的福尔摩斯先生今晚来找我们的话，我们打算明天就到巴黎了。我难以想像他是怎样发现我们的，他明朗而善意地开导了我们，指出是我不对，弗郎克是对的，而我们这样害怕别人知道：那要犯很大的错误。然后，他提出给我一个跟圣西蒙勋爵单独交谈的机会，所以，我就立即到这里来了。好了，罗伯特，你现在什么都明白了吧。若是我让你感到痛苦，那我就太抱歉了。希望你不要把我想得太卑鄙。”
圣西蒙勋爵一点没有放松他那僵硬的姿态，他紧皱眉头，闭着嘴唇，听着这长长的叙述。
“对不起，”他说，“我很不习惯公开地讨论纯属我个人的私事。”
“这么说，你不会原谅我了？在我临走前，能同我握握手吗？”
“哦，若是这样能让你高兴的话，当然可以。”他伸出手，冷淡地握了一下她伸过来的手。
“我原来希望，”福尔摩斯建议说，“我们能共进晚餐。”
“我认为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了，”勋爵回答道：“也许我会默默承受最近事态的发展，但请别指望我会不知痛痒地高兴。如果你们许可的话，我现在祝大家晚安。”他向大家很快地鞠了个躬，然后抬头挺胸地走出了房间。
“我相信，至少你们会给我这点面子吧，”歇洛克·福尔摩斯说，“和一个美国人交朋友是令人愉快的，末尔敦先生，许多人包括我在内相信，多年前的一位君王的愚笨行为和一位大臣的错误，将不会妨碍子孙们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同一国的公民，在这片国土上，飘扬着米字旗和星条旗镶嵌在一起的国旗。”
“这桩案件很有趣。”客人走后福尔摩斯说，一件开始无法解释的事，现在十分清晰地表明，是多么简单就解释清了。再没有比这位女士叙述的事情的先后次序更自然的了。可是另外一些人，比如说伦敦警察局的雷斯垂德先生，照他看，再没有什么比这件事的结局更奇怪的了。”
“那么，你一直就一点都没有弄错吗？”
“对我来说，从一开始就对这两件事很清楚。一件是那位女士原本很愿意举行婚礼；另一件是，在回家后几分钟她就后悔了。那么很明显，一定早上发生了点什么事情，让她的心思发生了改变。这会是什么事呢？出了门以后，她不可能同任何人说过话，因为新郎一直陪着新娘。那么，她有没有看到什么熟人呢？假如有的话，这肯定是来自美国的人。因为她刚到这个国家，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有人给她造成深刻的影响，以致让她只看了一眼就完全改变了她的计划。你瞧，经过一系列的去伪存真，我们得到这样的结论，就是她可能遇到一个美国人。那么，这个美国人又是谁呢？他为什么会给她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可能是情人，也可能是她丈夫。我了解，她年轻的时候是在艰难而奇特的环境中度过的。在我听到圣西蒙勋爵的讲述之前，我只了解这些。当她告诉我们以下这些情况：在一排座位里有一位男人，新娘的态度有了变化，显然是为了拿到字条而从手里丢掉花束，她求助于她的心腹女仆以及提到的侵占土地——这在采矿者的行话中意味着占据别人原来已占有的探矿权——这一很有含意的暗示，整个情况就十分清楚了。她跟一个男人走了，那么这个男人不是她的情人，就一定是她的丈夫，丈夫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你究竟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呢？”
“本来可能很难找到，可是雷斯垂德老兄手里已掌握了他自己还不知道其价值的情报。当然，那几个姓名的起首字母很重要，但是比这更有价值的是，知道了他在一周之内曾经在伦敦一家最高级的旅馆结过帐这个事实。”
“你怎么推断出来是最高级的旅馆？”
“根据这么昂贵的价格推断的：８先令一个床位，８便士一杯葡萄酒，由这可知这旅馆是最豪华的。收费这么高的旅馆在伦敦并不多。我在诺森伯兰大街询问的第二家旅馆里，通过查阅登记簿，我发现有位叫弗郎细斯·Ｈ·末尔敦，在前一天刚离开。查看他名下的帐目时，恰巧又发现在复写的收据上看到的那些帐目。这个美国先生留下话要求将他的信件转到哥登广场２６号。于是，急匆匆前往那里，幸运的是，这对爱侣刚好在家。我冒昧地以长辈的身份向他提出了一点意见。我告诉他们，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们最好向公众，尤其是向圣西蒙勋爵表白得更清楚一些。
我邀请他们到这里和他见面，并且，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使他准时来约会。”
“可是，结局不怎么理想，”我说，“他的举止显然不够大方。”
“哎，华生，”福尔摩斯微笑着说：“若是你经历了求婚、结婚等一连串麻烦事之后，却在转眼间妻子和财富都没有了，恐怕你也不会很大方的。我想我们看待圣西蒙勋爵，不妨宽容大度些，并且感谢上帝不要让我们有一天也落到这不幸的地步。请把椅子向前靠一下，把那把小提琴递给我。我现在惟一需要解决的事情是，如何消磨这以后的凄凉冷清的秋夜。
绿玉皇冠案
有天早上我在窗前俯瞰街景。我说：“福尔摩斯，你看，有个疯子朝这边走过来了。他家里人竟然让他一个人跑出来，实在可怜。”
我的朋友懒洋洋地从扶手椅里站了起来，双手插在睡衣口袋里，从我背后往外面看了一眼。这是二月里的一个晴朗的早晨。头天下的那场雪还厚厚地积在马路上，太阳照在上面，发出耀眼的光。贝克街中心的雪被往来车辆辗成一道灰褐色的车辙，但人行道两旁那堆得高高的雪却仍然像初下时的那样白，人行道虽然清扫过了，但还是挺滑的，所以行人比平常稀少了很多。从大都会车站方向向这边走过来的，除了这位孤零零的先生外，别无他人了。这位先生的异常举动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大概五十上下，身材高大魁梧、脸庞厚实、仪表堂堂、气宇非凡。他身穿一件时髦华贵的黑色大礼服，头戴一顶发亮的帽子，脚蹬一双十分雅致的有绑腿的棕色高统靴，珠灰色的裤子做工考究。然而，他的举止与他端庄的衣着和仪表相比，却显得非常滑稽可笑。因为他正一个劲地跑着，时不时跳一跳，好像这样能减轻他双腿的劳累一样。他一边跑，一边挥舞双手，脑袋还晃来晃去，这使他的脸扭得很难看。
“他究竟怎么了？”我禁不住问道：“他在查看街上的门牌号码吗？”
“我想他是上我们这里来的。”福尔摩斯搓着手说。
“上这里来？”
“是的，我想他是登门求教的，我看出来了。哈！他来了！”说话间，那个人已经跑到我们公寓的门口了，他急忙把门铃拉得响个不停。
过了一会儿后，他进了我们的房间，一边气喘吁吁着，一边做着手势，眼睛里满是忧伤。看到他这副情形，我们笑不出来了，我们感到震惊和同情。他半天说不出话，一个劲地发抖、揪头发，十足的疯子模样。突然，他跳起来想用脑袋撞墙，吓得我俩赶紧把他拦住，把他拉到房子中间。福尔摩斯把他按坐在安乐椅上，自己也在一旁坐着陪他，轻轻地拍着他的手，并很有经验地用他那令人宽慰的语调和客人聊了起来。
“你来是想告诉我一些事情吧？”他说，“你急急忙忙地跑累了，先歇会儿，等你缓过气来，再把你的事情告诉我，我会很高兴地帮你解决的。”
那人坐了一两分钟，胸部剧烈地起伏着，他努力想把情绪稳定下来，过后，他拿手帕擦了擦前额，抿了抿嘴，转向我们。
他说：“你们一定以为我发疯了吧？”
“我想你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唉，这麻烦——太突然，太可怕了，足以使我发疯。
尽管我向来品行端正，但我可能会蒙受耻辱。每个人都有烦恼，这是上天注定的，但是这两桩事如此可怕地降临到我头上，把我弄得六神无主。这事情不仅和我个人有关，如果得不到解决，恐怕还会连累到这个国家的一些大人物。”
“先生，请镇静一下，”福尔摩斯说，“请告诉我你是谁，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们也许听过我的名字，”我们的客人回答说，“我是针线街霍尔德——史蒂文森银行的亚历山大·霍尔德。”
这个名字我们的确听过，他是伦敦城里第二大私人银行的主要合伙人。究竟是什么事情让这位有头有脸的人落到如此可怜的地步呢？我们满怀好奇地等他把精神振作起来好讲述他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