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五年，终于机会来了，这一年的七月二十五日，皇帝突然猝死在热河避暑山庄。由于传位人选一时不能确实，北京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金匣所藏人名无法得知，而国家又不能无君，于是随行的王公大臣就在承德集会讨论。从现存的史料看，当时与会的人似乎没有分什么党派，只是有些大臣过分稳重，而发生了一些小争论。最先发言的是宗室亲王禧恩，他认为皇帝嫡后所生的二阿哥曼宁是正统，而且嘉庆十八年紫禁城里大乱他平乱有功，得到“智亲王”的嘉号，是嘉庆生前属意的人选，应该由他继位。但是首席军机大臣托津等人则说：二阿哥智勇双全，众望所寄，自当人承大统，不过金匣中的名单未见，万一先皇朱笔亲书的人名不是二阿哥，如何善其后呢？托津的考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听在二阿哥耳中实在不是滋味。后来见到金匣中封藏的继承人名果然是二阿哥，曼宁于是登上了龙椅，但他对托津、戴均元一批大臣始终厌恶，对他们在山庄会议时的犹豫不能释怀。
新皇帝就是大家俗称的道光皇帝，他在运送死去皇父棺木返京城时便命军机大臣们写了一份嘉庆皇帝的“遗诏”，不知什么原因，以托津、戴均元为首的拟稿人竟又称乾隆的诞生地是承德避暑山庄。当道光抵达北京后，大学士曹振镛等人就向新皇帝指出“遗诏”中的严重错误，而暗中策动这次告发行动的人则是刘凤诰。
道光皇帝本来对托津等人就不满了，现在正好有了正当的理由，于是先下令要托津等“明白回奏”为什么犯此大错？托津等回答是他们参考了《清仁宗御制诗初集》，也就是嘉庆皇帝在太上皇乾隆死前两年所写祝寿诗下的注文。道光说他们“实属巧辩”，因为嘉庆皇父所说的“都福之庭”语意是“泛言山庄”，“并无诞降山庄之意”，而乾隆《御制诗》久经颁行天下，“不得诿为未读”。因此道光皇帝下令“托津、戴均元俱以年老，不必在军机处行走”，托津、戴均元就这样被逐出了军机处，另外还有卢荫溥、文孚等人也受到降级的处分，军机处与中央政府于是被道光宠幸的一批人曹振镛辈把持了。
乾隆皇帝的出生地竟然在清代中期皇家以及君臣之间产生如此大的问题，甚至影响到中央政权的重组。曹振镛等得势后，在道光的命令下，把嘉庆皇帝御制诗注与遗诏都作了修改，内容统一地都写成了乾隆生于北京雍和宫邸。
清朝官方与宫廷文书上的乾隆诞生地问题，虽然经道光初年的一番改动文字而解决了；但是民间传闻依旧存在，特别是到了清末民初，更因反满种族情绪的推波助澜，乾隆出生地又扯上他生母的问题，承德贫贱李氏女之说随之而生了。由于乾隆的生母若不是高贵的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则乾隆一支的子孙，包括嘉庆与道光在内，显然在血统上都有了问题。他们的血统若有问题，得位之不正当然便是事实了。专家们因此认为乾隆在自己诗注中强调生于雍和宫邸，嘉庆后来承认刘凤诰等的查证属实，以及道光不惜重组军机处高阶人事，都与皇位继承与皇室血统这些重大问题有关。这一看法固然是不无道理，但我个人却有不尽相同的看法。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先摒弃乾隆生母是海宁陈家汉人或是承德贫丑宫女等的成见，跳出野史家与小说家所制出的传闻框架，也许我们就可能产生出一些如下的思维来的，例如：
一、乾隆与道光都确说“诞圣”地是北京雍和宫邸，只有嘉庆提出异说，是他在为父亲太上皇祝寿诗中小注上说的：“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此中因缘不可思议。”事实上，嘉庆的诗注是值得推敲的，他说承德山庄“肇建”于“康熙辛卯”，这一点就与史实不符，因为承德山庄“肇建”时间是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不是乾隆出生的五十年辛卯，两件事不能相提并论。再说“此中因缘不可思议”，是不是与康熙六十一年皇家祖孙三代欢聚于山庄狮子园有关呢？因为康熙当时对孙子乾隆极为喜爱，称赞乾隆日后可登大位。我们知道，康熙一生服膺朱熹的理学，很重视道德形象，行事遵循儒家学理。乾隆若是贫贱宫女所生，在他看来必是不成礼统的，必不会对乾隆有好感的，不可思议的因缘也就必不能发生了。总之，嘉庆皇帝为太上皇写祝寿诗绝对是为谄媚的，没有仔细考虑到时间准确与否的若干小节上面。
二、嘉庆能继承皇位实在是有一番曲折的。乾隆初年，皇帝一心一意的要立嫡立长，可是嫡后富察氏所生的两个儿子永琏与永琮，虽然都被乾隆指定为属意人选，但是这两位皇子福小命薄，都在未成年时就先后夭折了。直到乾隆三十八年，皇帝六十三岁时，才密定嘉庆为储君。当时乾隆只有七子存活在世：永琪是废后所生，当然没有资格为继承人；永珹足残好酒，显然不是理想人选；永理才华出众，且书法极精，但是极富文人气息，不适合理政；永磷等皇子年纪过小，学识能力都不足为君。只有永琰（嘉庆本名）“治默持重”，喜怒不形于色，自幼喜读书，十三岁即通五经，“上下三千年，治迹一目了然”，因此乾隆才以他为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永琰在密定为储君后二年结婚，据说他还是“日居书屋，惟究心治法源流，古今得失，寒暑无间”，可见他整天尚友古人，对书本之外事知道不多，对他父亲出生地或有所闻，可能也未能深究，无法确定，所以当实录馆官员检出证据时，他也就相信雍和宫之说了。再说嘉庆为太上皇写祝寿诗时已经三十多岁，思想早已成熟，乾隆出生地若与得位正不正以及血统事有关，他又何必妄生枝节，搬砖头来打自己的脚呢？况且他自己的母亲也可能是汉人冒充入宫的，而且还是一个出身不高贵的优伶或乐工，嘉庆能自揭疮疤吗？
三、乾隆诞生于承德之说确实在乾隆末年已流传了，不然皇帝不会在诗注里用“实于康熙辛卯生于是宫（雍和宫）”来辟谣。然而当时的这项传闻在乾隆与一般大臣看来必不严重，否则皇帝会下令彻查，甚至会大兴狱案，严惩造谣生事之人，因为这是诋毁皇家的大不敬事件。乾隆朝因薄物细故不知发生过多少文字狱案，官民因犯大不敬之条的也不知被杀了多少人，如此恶意的“诞圣地”谣传更是严重的罪行，岂有不严查严办之理？嘉庆在刘凤诰等官员提出文字证明后，也不再坚持“都福之庭”之说，甚至后来也没有下令尽改他诗集中的注文，这也十足表明这是普通事件，不像后世人想像的那么严重。道光重提旧事，完全是借题发挥，用以除去托津等军机处重臣，纯粹是政治斗争的问题。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未必正确，希望将来能出现可靠史料确证乾隆出生于承德山庄，否则我们还是相信当事人乾隆说的为是了。
三、一个久远的传说
关系到一件重大史事的传闻一旦有了相当的社会影响，便势必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而一旦有专家学者介入，则被传闻掩盖的历史真相迟早要显露出来，并最终得到社会认可。无根的流言就像天上的乌云一样，可以笼罩一时，终究会风流云散；当然，“乌云”不会自行消散。对于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传闻，史学家出来廓清至关重要。
海宁陈家
乾隆家世的离奇，除了上面谈到的生母为谁不够清楚之外，还有一些纠缠不清的说法。下面就来谈谈清末民初广为流传的乾隆是海宁陈阁老之子的一段故事。
海宁在清朝时属浙江杭州府，是滨海的一个小县，它之所以闻名于世，一是这里可以观看气势磅礴的海潮，再就是明清以来这里出了一个连皇帝也挂在嘴边的“海宁陈家”。
海宁陈氏后人陈其元所撰《庸闲斋笔记》讲了这么一段掌故：道光朝时他的从祖陈崇礼官建昌道，有一次皇帝召对垂询他的家世，崇礼奏称系陈元龙、陈世倌的后人，道光皇帝听了，微微一笑说：“汝固海宁陈家也。”于是将他擢升为盐运使。
这里提到的陈世倌，就是乾隆六年（1741年）以尚书官拜文渊阁大学士，被广为传说是乾隆真正生父的海宁陈阁老。
清朝末造，革命军兴，排满浪潮风起云涌，一些暴露清官秘闻或丑闻的野史、小说、词曲纷然杂出，尤以南方为盛。天嘏所著《清代外史》排击满清不遗余力，此文首揭“弘历非满洲种”，铺陈乾隆乃海宁陈氏之子的故事如下：
浙江海宁陈氏，自明季衣冠雀起，渐闻于时，至（陈）之遴，始以降清，位至极品。厥后陈诜，陈世倌、陈元龙，父子叔侄，并位极人臣，遭际最盛。康熙间，胤祯（按即胤禛）与陈氏尤相善。会两家各生子，其岁、月、日、时皆同。胤祯闻悉，乃大喜，命抱以来。久之，始送归，则竟非己子，且易男为女矣。陈氏殊震怖，顾不敢剖辩，遂力秘之。未几，胤祯袭帝位，即特擢陈氏数人至显位。迨乾隆时，其优礼于陈者尤厚。尝南巡至海宁，即日幸陈氏家，升堂，垂询家世。将出，至中门，命即封之。谓陈氏曰：“厥后非天子临幸，此门毋轻开也。”由是，陈氏遂永键其门。或曰：“弘历实自疑，故欲亲加访问耳。”或曰：“胤祯之子，实非男，入宫比视，妃窃易之，胤祯亦不知也。”或又曰：“弘历既自知非满人，在宫中尝屡屡穿汉服，欲竟易之。一日，冕旒袍服，召所亲近曰：‘朕似汉人否？’一老臣跪对曰：‘皇上于汉人诚似矣，而于满洲非也。’弘历乃止。”
此说一出，又有钱塘九钟主人撰《清宫词》为之推波助澜。《清宫词》中有一首暗喻乾隆出海宁陈家：
巨族盐官高渤海，异闻百载每传疑。
冕旒汉制绝难复，曾向安澜驻翠蕤。
该诗作者还对最后一句诗加注云：“海宁陈氏有安澜园，高宗南巡时，驻跸园中，流连最久。乾隆中，尝议复古衣冠制，不果行。”
海宁陈家源出渤海高氏，至始祖高谅时，游学至海宁，不小心落入水中，被一卖豆腐的老汉救了上来。这位救命恩人叫陈照遇，老而无子，便以女儿妻高谅，高谅生子，便承外祖姓陈氏。以此之故，上面那首《清宫词》开头说的“巨族盐官高渤海”，指的就是海宁陈家。这首词的原注指乾隆南巡驻陈氏安澜园流连最久为证，表明钱塘九钟主人比天嘏要有历史修养，他已经注意到对传闻异辞、稗官野史要引史实为据。
应该说，《清代外史》也好，《清宫词》也好，有关乾隆生父的异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带有浓厚的排满的政治色彩。因为如能坐实乾隆是海宁陈氏之子，也就无异于否定了他的纯正的满洲血统，清朝自乾隆以后，实在已成了汉家天下。因此，这个传闻尤为汉人津津乐道，到了晚清，几乎众口一词，牢不可破，尤其江浙一带。这种强烈的种族敌忾情绪难免激起满族人的反感以至气愤，富察敦崇所撰《皇室闻见录》即现在能见到的较早的辩诬之作：
俗谓雍正在藩邸时，王妃诞生一女，恐失王眷，适有邻居海宁陈氏，恰生一男，命太监取而观之，既送出，则易女矣，男即乾隆也。夫以雍正之英明，岂能任后宫以女易男？且皇孙诞生，应由本邸差派太监，面见内奏事，先行口奏，再由宗人府专折奏闻，以备命名，岂能迟至数日数月方始声报也？其诬可知。
富察敦崇以旗人谈清宫事，本应精确，可惜亦不尽然。这表明有关乾隆是否为海宁陈氏之子的争论，还处于低层次阶段。说者不免漏洞百出，荒唐可笑，而辩者也未能以确凿根据力辟传闻之伪。正当局势混沌不清之际，小说家又出来添乱，首先登场的就是名噪一时的鸳鸯蝴蝶派大家之一许啸天先生。
1925年在上海出版的许啸天名著《清官十三朝演义》共一百回，从爱新觉罗始祖布库里雍顺一直写到宣统大婚。关于乾隆家世，书中即写乾隆原是陈阁老的儿子，被雍正妃子用“掉包计”换了来，乾隆长大以后，从乳母嘴里得知隐情，便借南巡之名，去海宁探望生身父母，但此时陈阁老夫妇早已去世，乾隆只得到墓前，用黄幔遮着，行了人子的大礼。许啸天虽写200年前的乾隆故事，却融入了上海滩十里洋场的韵味，加以文笔如行云流水般地自然晓畅，因而十分投合市井小民的胃口。随着《清宫十三朝演义》的风靡一时，乾隆为海宁陈阁老之子的说法更不胫而走，广为人知。
金庸笔下的“掉包计”
中国历来就有俗文化压倒雅文化，《演义》、小说之类埋没“正史”的传统。一部《三国演义》风行海内，几乎家喻户晓，而没有什么人知道晋朝人陈寿还有一部纪传体正史《三国志》，民间以为《三国演义》讲的就是三国时代的历史。这大概就是虚实参半，甚至完全荒诞不经的“演义”、小说大得其道的社会原因吧！近来，乾隆为海宁陈家之子的传闻仍不断写入文艺作品，而影响最大的当推武侠小说泰斗金庸的《书剑恩仇录》。
金庸先生是浙江海宁人，自述当童子军时就曾在乾隆修筑的海塘上露营，看到如万马奔腾一样汹涌而来的海潮。由于从小听的就是有关乾隆的种种传闻，故而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也就紧紧围绕着乾隆家世之谜展开。在金庸笔下，当时江湖最大的帮会——红花会的总舵主于万亭秘密入宫，将乾隆生母陈世倌夫人的一封信交给乾隆，信中详述乾隆出生经过，并指他左股有朱记一块为证。待于万亭走后，乾隆便把当年喂奶的乳母廖氏传来，秘密询问，得悉了自己的家世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