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以上考虑，乾隆立即采取了下面四项措施：一、图勒炳阿不必革职，仍留河南巡抚之任，理由是“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二、夏邑县知县孙默“能查出此事，尚属能办事之员”，与永城知县一并不必革职拿问，各仍留原任；三、命直隶总督方观承驰驿前往，会同图勒炳阿追查段昌绪“伪檄”抄自何处，穷究审办；四、命方观承会同图勒炳阿前往彭家屏家查抄，是否亦有“伪檄”。这最后一项措施最令人莫名其妙。乾隆是这样解释的：“段昌绪既有此书，传抄何自？此外必尚有收存，即彭家屏恐亦不能保其必无。”揣摩其中的含意，不难发现乾隆，深疑彭家屏与段昌绪乃一丘之貉，都是从汉族反满的立场出发，借地方官员的失误而煽动乡民闹事的。而彭、段相比，乾隆更重视彭，因为他是在籍二品大员，具有相当可观的政治号召力。离开德州北上后，乾隆又陆续颁发谕旨，命彭家屏来京听候讯问，派出三泰、苏勒德作为钦差大员驰赴夏邑彭家，严密查抄一切书籍文字。
四月二十六日乾隆回銮至圆明国，结束了此次风波迭起的南巡。第二天召见九卿科道，彭家屏以戴罪之身也奉谕参加。乾隆首先向臣工叙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列举南巡途中颁发的一系列谕旨，表明自己体恤灾民，爱养黎元的本心，以及在处理图勒炳阿、彭家屏、孙默等人时一秉至公的态度。在声势造成以后，即开始了对彭家屏的质问：“朕为恩待你呢，还不为恩待你？”彭家屏沉静地回答：“皇上大公，非为臣一人。”彭家屏之意，是说皇帝从国家社稷出发，对任何一个臣子都谈不到私情。这话如在别的场合，自然没有问题。但出诸此时彭家屏之口，就分明有抵触的意味。乾隆帝见彭家屏竟无感恩之意，不免再低头审视，只见跪奏的彭家屏面色死板，毫无惶悚服罪的样子，心中越发恼怒，下面质问的语气自然严厉起来：
“你家必定藏有伪檄，如能自首，尚可开一线之路。”
“吴三桂伪檄，臣实未寓目。”
“即使如此，你家也必定藏有与伪檄相类的诋毁悖逆之书！”
“……”彭家屏支支吾吾，半天才回答：“臣家原有明末野史数种，存留未烧，但臣确实不曾阅看。”
“既然说未看，你如何知道其不当存留？天下岂有只见一书之名目，而就能了解其为何等书吗？家有藏书，当然难以遍阅，但既已知道为不当存留之书，而又故为藏匿，是诚何心？”
锐利的词锋逼得彭家屏频频叩首，唯唯认罪。据他交待，家藏的明末野史有《潞河纪闻》、《日本乞师记》、《豫变纪略》、《酌中志》、《南迁录》及抄本小字书若干种。乾隆随即降旨：彭家屏革职拿问，俟方观承等查奏到日，审明按律治罪。
方观承的奏折很快到了，但他并未如乾隆帝所期望的那样把彭家屏收藏伪檄及明末野史一事查个水落石出。据方观承奏，刘元德供称，其呈词彭家屏之侄彭型曾传递阅看，既如此，彭家屏已属知情。乾隆帝认为，方观承没有详究逆书实迹，却专以刘元德控告一节来定彭家屏的罪案，乃属轻重倒置。特命军机大臣传谕方观承，不必为刘元德一案所纠缠，要把查办重点放在藏匿逆书上，并寄去彭家屏所供明末野史诸书名目，命方观承逐一详查具奏。
其实，方观承倒不是有意避重就轻，对彭家屏有所袒护。自从他接奉谕旨负责查办彭案来到夏邑之后，曾数次前往彭家搜查，非但查不出“伪檄”，连内容稍有忌讳的书籍也一本未见，因此他才以主使刘元德呈控一节请旨定彭家屏之罪。接奉乾隆新的谕旨后，方观承立即将彭家屏之子彭传笏及亲信家人隔离看守，分别审讯，明示他们所追各书都是彭家屏在京亲供，如再坚执不认，即当照律缘坐，立行正法。几经追问，彭传笏终于招认：四月十六日他得知从本县生员段昌绪家查出逆书，遂连夜查阅家中藏书，见有明末野史等抄本，恐有违碍，概行烧毁。其时家父在外，确实不知此事。方观承立即具折奏闻，乾隆命方观承将彭传笏等亲自押解来京，交部严审。
六月六日，经军机大臣、九卿、科道会审，彭家屏拟斩。乾隆谕：“彭家屏本应斩决，但所藏之书，既经烧毁，罪疑惟轻，着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彭传笏亦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彭家屏的家产除酌留养赡家口外，分赏该地贫民。至于彭家屏为什么“本应斩决”，乾隆作了如此解释：“以彭家屏居心观之，则其所抄藏者，白系诋毁悖逆之词，又焉知其不加以批阅评点？”这是典型的诛心之论！
就彭家屏所供的几种明末野史而论，这些书籍在当时并不难找到，并非彭家屏秘藏的海内孤本，法司定罪时，完全可以找出这些书籍，检查其中是否有“诋毁悖逆”之词。在没有物证的情况下，乾隆不去调阅这些书籍便断定彭家屏所抄藏的几种明末野史为“诋毁悖逆”，真是专横到了极点。在彭家屏的罪名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又谈什么“罪疑惟轻”，只能暴露出他的虚伪。《日本乞师记》、《酌中志》、《南迁录》（似为《南渡录》）等书或记明末事，或记南明弘光朝事，对清人绝无诋毁悖逆之词，如果一定说不利于清廷，那只能说这些野史的个别章节涉及到了满洲的前身——建州女真，充其量不过字句稍有“违碍”。至于《豫变纪略》，写的是所谓“闯贼之祸”，更与清人无干。彭家屏是河南人，李自成军在河南之事有些是他所目击的。乾隆八年他还为《豫变纪略》写过一篇序文，其中说：“叹当时之丧乱，幸今日之太平，可以动君子之鉴观，觇细民之匪群，是有功于世道，非仅以博旧闻也。”乾隆说彭家屏极有可能作了敌视清人的“批阅评点”，这太冤枉彭家屏了。白纸黑字的序文，证明彭家屏是绝对忠诚于清廷的。乾隆无视这种种并不难找到的证据，必欲加之以罪，严加惩治，说到底是只有如此结案，才能达到乾隆发动此案的目的：杀鸡给猴看，借彭家屏震慑汉族臣民。这样一来，彭家屏的冤狱还不会就此了结了。
本年七月，河南巡抚图勒炳阿为置彭家屏于死地，奏称他曾刊刻了名为《大彭统记》的族谱，内容“甚属狂悖”，这就为乾隆杀彭提供了借口。乾隆认为《大彭统记》的问题极为严重：彭家屏说“大彭”得姓之始，本于黄帝，其意何居？以《大彭统记》命名，这“大彭”与累朝国号有什么区别？该族谱凡遇庙讳及御名（即清初诸帝和乾隆的名字）皆不缺笔。这最后一点，乾隆特加说明：“朕自即位以来，从来未以犯朕御讳罪人。但彭家屏历任大员，非新进小臣及草野椎陋者可比，其心实不可问！”乾隆认为他“目无君上，为人类中所不可容”，从宽即赐令自尽。
彭家屏被冤杀了，但他的死却给自己的家乡带来了某些意料不到的实惠：夏邑等四县历年旧欠钱粮银谷一并豁免；本年应征地丁钱粮亦概予蠲免；派员通盘筹划根治归德府属各县历年受灾之源；彭案了结后，立即调图勒炳阿还京，体面地解除了他的巡抚一职；夏邑、永城两个不知体恤百姓的知县仍革职按问。
一潭死水激起的几轮微澜就这样平静了下来。夏邑等县的绅衿士庶们在享受着彭家屏、段昌绪这些为民请命者、带头闹事者给他们带来的利益时，也从他们的下场领教了诸多有益的教训：要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头顶上的父母官再贪虐，也要静待圣明天子来处置；勿仗义直言，勿好事逞强，庸庸碌碌，浑浑噩噩，绝不会有意外祸殃。这些教训化成“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之类的处世格言，伴着彭家屏、段昌绪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下去，塑造出了豫西贫瘠土地上的驯顺臣民。
但乾隆在处死了彭家屏之后却没感到宽释，留存于民间的明末野史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据彭家屏供，他的明末野史诸书，俱得自昆山徐乾学家。徐乾学是明末大儒顾炎武的外甥，康熙朝曾充《明史》总裁官，家富藏书。乾隆考虑到如因彭家屏而蔓引株连，势必兴动大狱，获罪者众，何况这样做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间收藏禁书的问题。究竟如何是好？乾隆从彭家屏案开始已在认真探索一种将所有诋斥悖逆书籍统通销毁的一劳永逸之计了。
十、准噶尔之役
在清代的历史上，“盛世”一称几乎是和乾隆皇帝同时诞生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即弘历诞生的第二年，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向全国臣民宣布，现在库帑充裕，从明年起，人丁不再征收丁银（人头税），此举不止有益于民，亦国家一大“盛事”也。史家从此就把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称美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岁末，当平定准噶尔取得最后胜利的报捷红旗驰递到京师时，乾隆感慨地说：“乃者关门以西，迄乎大漠，虽亘古不通之境，究以国家全盛余力而定之。”承继父祖余烈，乾隆终于将国势推向了全盛的巅峰。
回首往古，环顾宇内，站立在盛世之巅的乾隆皇帝将何以自处呢？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第六次南巡，也就是最后一次南巡即将结束回銮时，乾隆在杭州颁发了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南巡记》，总结即位五十年来一共做了两件大事：一件大事是“西师”，另一件大事是“南巡”。乾隆一生文治武功不暇细数，在《南巡记》里，“西师”何以被列为悠悠万事中的头等大事呢？乾隆并没有加以申说，为了解皇帝内心深处的想法，就有必要先把“西师”的原委说一下。
明朝末年，强盛一时的蒙古分裂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三大部落。清人关前，漠南蒙古先已归附了清朝，成为清军征服中原地区最忠实可靠的盟友。漠南蒙古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内蒙古，在它北面是漠北蒙古，其牧地在今天蒙古共和国一带，当时称为“喀尔喀”，是明代蒙古中兴之汗达延汗的后裔。喀而喀从西向东又分为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和车臣汗三部。扎萨克图汗部隔阿尔泰山与漠西蒙古毗邻，清朝称漠西蒙古为“厄鲁特”，在明代称这部分蒙古人为“瓦剌”。厄鲁特的牧地东起阿尔泰山，西至斋桑泊，南起伊犁河谷，北到鄂毕河、托博尔河上游，又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辉特等部。清初准噶尔部在噶尔丹汗领导下，逐渐统一了厄鲁特，又控制着天山南路清人称为“回部”，实际上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居住的广阔地区，势力非常强盛。清朝人就把厄鲁特也称为准噶尔。准噶尔一方面遏制了正在向东进行殖民扩张的俄国对中国土地的蚕食，捍卫了祖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另一方面又怀有雄心壮志继成吉思汗之后完成蒙古统一的大业，进而与清朝争夺天下，这就不能不成为刚刚在中原地区立住脚跟的清朝最强大最危险的敌人。
康熙初，喀尔喀扎萨克图汗与土谢图汗部之间大起刀兵，这就为准噶尔提供了东进统一蒙古的大好时机。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强劲的准噶尔骑兵在残破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与土谢图汗部之后，兵锋南指，逼近漠南蒙古乌兰布通，京师震动，康熙皇帝亲自率兵出古北口，揭开了与准噶尔长达七十年战争的序幕。乾隆说的“西师”，实际上最早应发端于此。康熙时曾三次出塞亲征漠北，最后准噶尔汗噶尔丹兵败走死青海，而喀尔喀则全部归附清朝，与漠南蒙古一起成为清朝皇帝进一步完成祖国大一统的强有力的同盟军。终康熙之世，清朝与准噶尔的冲突并没有止息，而双方争夺的焦点是对西藏，特别是对喇嘛教大教主达赖喇嘛的控制权，因为他们都十分清楚，谁控制了西藏和达赖喇嘛，也就控制了笃信喇嘛教的实力强大的蒙古人。
噶尔丹败死后，准噶尔并没有放弃与清朝争作中华帝国主人的努力。这时准噶尔汗已经换成了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喇布坦汗。康熙晚年，策妄阿喇布坦汗出兵穿越大戈壁占领拉萨，西藏陷于混乱，康熙毅然出兵安藏，将准噶尔驱逐出藏，并护送六世达赖喇嘛从青海人藏坐床。这样，清朝就进一步巩固了在西藏和青海蒙古、喀而喀和漠南蒙古的统治，但与准噶尔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康熙把他消灭准噶尔的遗愿交给了雍正皇帝去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