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嘉淦开头高度评价了气象一新的乾隆初政。他说，数月以来，捧读上谕，仁心仁政，恺切周详。凡臣民之心所想而口不敢言者，皆已行之矣；如果说还有该说的话，那就只有皇上之心而已。我皇上之心，仁孝诚敬，加以明恕，难道还有可议的吗？孙嘉淦说，当下虽说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但从将来着眼，惟望我皇上能自觉防患于未然。自古以来，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坤阴极盛而阳生，乾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际，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而及其既著，遂积重而不可返。故当阴伏之机尚未显露之时，即应明察而杜绝之。
孙嘉淦接着从“听”、“看”、“想”三方面讲皇上的心理怎样不知不觉潜移默化的。他用“三习”这个提法，“习”是“习惯”的意思。
第一“习”是“耳习”。讲的是君主开始听得进逆耳忠言，颂扬话昕多了，听惯了，最后连臣下谄媚得不够动听悦耳都会遭到罢黜的前后演变过程。孙嘉淦说：
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多，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原非献谀，然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非誉则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
第二“习”是“目习”。讲的是君主见到众正盈朝开始还心怀敬惮，臣工敬畏驯顺的样子看多了，看惯了，最后连阿谀逢迎得不够妩媚都觉得是触犯旨意这一前后演变的过程。孙嘉淦说：
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君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非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
第三“习”是“心习”。讲的是君主开始还礼贤下士，如临如履，待经事既久，心想人才不过如此，大事亦并非难办，最后发展到心有所想而事则期于必成的前后演变过程。孙嘉淦说：
敬求天下之士，见之多而以为无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办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入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过。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分析完了君主心理全面演变的过程之后，孙嘉淦接着说：“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为什么三习既成就“喜小人而厌君子”呢？
孙嘉淦解释说，进君子而退小人，不独明君深知必如此不可，就是末代君王何尝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况且，为君者都认为自己用的是君子，而不是小人。但事态发展的结局往往是小人布列要津而君子纷纷遭到罢黜，这又为什么呢？一句话，君王用才不用德。德者，君子之所独有，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过君子。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孙嘉淦进而说君王三习既成，则小人必然得志而君子必然遭到疏远乃至罢斥，原因就在于：
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貌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岂可胜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弊焉。
孙嘉淦说当前既无三习，更谈不到一弊，但恰恰要在这时郑重地提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否则，三习已然铸成，即使有明察之士，也不敢说，或者说了，君王也听不进去。
那么，当前怎样才能“预除三习，永杜一弊”呢？孙嘉淦开出的药方是“不在乎外，惟在乎心”：
臣愿言皇上之心也。《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孔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大过且有，小过可知也。圣人在下，过在一身；圣人在上，过在一世。
既然天下盛衰安危系于一个人“心”，那么，能不能设法从外部约束规范这个“心”呢？孙嘉淦以为不行，因为“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欲望人之绳愆纠谬，而及于所不知，难已。”连皇帝身边的最明哲的贤良大臣都不知道皇上的失误在哪里，所以孙嘉淦说只能靠皇上自己约束自己的“心”：
故望皇上之圣心自懔之也。常怀不敢自是之意，流贯于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诤切磋者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耳目之习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态，一见而若浼。取舍之极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无缘以相投，夫而后治臻于郅隆，化成于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励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稍慰。夫贤良辅弼，海宇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宽，似亦无害于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转，则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憎，久而习焉，忽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于至微，而势成于不可返者，此之谓也。是岂可不慎戒而预防之哉！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于此矣。伏惟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则天下幸甚！
孙嘉淦《三习一弊疏》婉转周折，析理入微，从帝王的耳、目、心之习，一直讲到国家的治乱兴衰，而通篇要旨，一言以蔽之日“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时时事事”四字最为通篇画龙点睛之笔。
他的这一奏折得到刚刚即位且开局十分令人振奋的乾隆皇帝的高度重视，乾隆皇帝也真诚地希望自己能够“时时事事”冰渊自凛，不陷入“三习”的陷阱。不可否认，乾隆皇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了大清帝国的长治久安，也确实“常存不敢自是之心”。但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专制政体内在的逻辑力量，还是把乾隆皇帝最终推上了孙嘉淦不愿看到的最坏的结局——朝野弥漫着浓厚的“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的政治迷信氛围，乾隆则成了不折不扣的“喜谀而恶直”、“喜柔而恶刚”、“喜从而恶违”的“高己卑人”、“雄才易事”的专制帝王。
孙嘉淦思想的深刻在于他以无与伦比的洞察力，揭示出专制时代帝王个人道德与国家兴衰、生民休戚的内在联系，从而给当时后世以生动而形象的警示；孙嘉淦思想的浅薄，也恰恰在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君王的道德自省之上，而彻底放弃了在帝王之心以外对国家最高权力如何制衡的理论探索。生活在雍乾之际的孙嘉淦看到的是连汉唐时期对皇权多少有些制约的宰相制也已残败殆尽，除了“我皇上之心”，他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
这不仅是孙嘉淦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中国的悲哀。
四、牛刀小试
乾隆初政，万象更新，不仅给士大夫、士人带来了丝丝暖意，而且仁政迭施，使全国老百姓也得到了一些实惠，同时还解除了一些地区扰民害民的苛政。
乾隆登基《恩诏》宣布，各省民欠田赋，凡超过十年以上者，概予蠲免。随即又降旨，命于《恩诏》外，将雍正十二年（1734）以前，各省田赋实欠在民者，一并豁免。但蠲免积欠田赋，实惠落在有地纳粮的业主，而佃户、雇工享受不到皇上恩露。乾隆也想到了这些社会最底层者，为此，特降旨说，朕临御以来，加惠元元，惟无业之贫民，终岁勤动，未被国家之恩泽。朕视天下业户、佃户，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业户受朕惠者，十捐其五，以分惠佃户，亦未为不可。
各地方的公共工程，如河防、堤岸、闸坝等等，定例由国家拨款开销，但在执行中，各省往往按田亩派捐，口口声声讲出自小民之愿，实际大都由上司因节省钱粮起见，授意属员为粉饰之计。相沿日久，官吏藉端苛索，民间所费比所派之数成倍甚至几倍地增加。乾隆从反映民生疾苦的奏折中了解到，山东省挑挖运河，每年有派帮民夫工食银五万三千四百余两；江南松江海塘岁修，有每亩捐钱五文；京口挑挖运河，每年于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府州，照额征漕粮正耗米协解银三千八百余两；苏、松、常、镇、太、通（州）六府州应修河渠闸坝，令长洲等三十三州县按亩派钱五文、三文、二文不等，以供大修，并令每亩又酌量捐钱，以为岁修；四川岁修堤堰，令每亩派银一二厘不等；直隶运河挑浅，于天津等州县每亩帮银一厘。为此，命从乾隆元年（1736年）开始，一概革除以上各款，合计免去派捐银大约十万余两。此后挑挖运河等项公共工程需用银两，命该省督抚核实奏明，于国家财政内酌量动用，报部核销。
雍正年间为缓解民食日渐艰难的问题，国家实行鼓励垦荒的政策，因而全国垦田面积迅速突破八亿亩，达到了清前中期的最高峰。但这种积极的垦荒政策把垦荒多少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各级地方官或者迫于上级的压力，或者为突出自己在任时的业绩，往往以无报有，以少报多，因而也带来了不少弊端。问题最大的是河东总督田文镜治下的河南省，四川及福建、广西等省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虚报垦田的问题。
乾隆在藩邸时就多少风闻垦荒之弊，即位后朝中大臣及外省大吏密折奏事也集中在垦荒之弊。其中讲得最恳切的是自己最尊敬的老师、已受命担任协办总理事务的大学士朱轼。朱轼在条陈中请求皇帝降旨速罢河南开垦，他说，河南地势平衍，百姓秉性淳朴，勤于耕穑，哪里还有什么未垦之田？未垦之地大都是些盐碱砂碛之区而已。臣听说河南各属广行开垦，一县之中，有报开几百亩、上千亩，以至几千亩的，全省总数大概有几十万亩。经细加访闻，才知道所谓开垦者，并非实有可耕之地，不过督臣田文镜及接任之王士俊授意地方官多报开垦。于是各属迎合上司，指称某处隙地若干，某处旷土若干，造册申报上司，据其册籍，按其数目，报多者升官奖励，报少者严批申饬，或找个借口，参上一本。地方官畏其权势，希望得到上司欢心，哪管日后官民受累，以致互相攀比，报垦纷纷。其实所报之地，不是河滩砂砾之区，就是山冈多石之处。另外，河堤所在，当留余步，古人所谓不与水争利者此也。一旦开以阡陌，垦以犁锄，于河防亦所未便。弊端显然，臣所以知其不可也。目下行之，不过枉费民力，其害犹小；若数年之后，按亩起税，指盐碱地为膏腴，勘沙石田以上税，恐怕小民鬻儿卖女也缴纳不起。不知任事之人何以收场？
乾隆立即降旨禁虚报开垦，谕旨称，朕见各省督抚题报开垦者纷纷不一，至于河南一省，所报亩数尤多，而闽省继之。经朕访查，其中多有未实，或由督抚欲以广垦见长，或由地方官欲以升科之多迎合上司，而其实并未开垦，不过将升科钱粮，分摊于现在地亩之中，名为开荒，实则加赋，非徒无益于地方，而并贻害于百姓也。嗣后各该督抚若不痛洗积弊，仍蹈前辙，必从重处分，不稍姑贷。
随后撤河东总督建制，命总督王士俊解任，来京候旨，特降旨晓谕豫民：河南地方，自田文镜为巡抚、总督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相尚，而属员又复承其意指，剥削成风，豫民重受其困。而后王士俊接任河东，不能加意惠养，且扰乱纷更，以为勤干能事，借垦地之虚名，而成累民之实害。彼地民风淳朴，先后遭督臣之苛政，其情亦可悯矣！
解决河南严重的虚报垦荒问题后，又通行各省，将雍正年间报垦地亩认真复查一遍。如果有虚报地亩，一律从政府册籍中开除。
总的来看，乾隆即位后很想当一个宽厚仁慈、实心爱民的好皇帝，当一个青史垂名的开明贤君。汉族士大夫、士人往往用“从谏如流，求贤若渴”、“仁言圣政重累而下”、“甫数月而囹圄几空，未逾年而恩膏已遍”之类由衷的赞颂之词描述他们心目中政治的春天。老百姓中间也流传着“雍正钱，穷半年；乾隆钱，万万年”的谚语，这些大致能反映出那一时期最高统治者的政策由严猛向宽缓调整的事实。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新皇帝的开局，更何况在偌大的政治航船试图调整航向之际，乾隆手法毕竟不够老到，这就难免授人以柄，说先皇尸骨未寒，他的不肖子孙乾隆就迫不及待地全面翻其父之案。
这个带头攻击乾隆“翻案”的，就是因虚报垦荒被解除河东总督职务的王士俊。
原任河东总督王士俊被召来京后，蜷伏了一段时间以窥测政局的变化，他很快嗅出年轻的新皇帝在全面纠正雍正朝方针政策时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这个精敏的老吏没有感觉错，乾隆在即位几个月后就敏锐地觉察出由于调整政策力度过猛过大，已经造成了新的政治不稳定因素，而要保持国家最高权力交接过程中政局的稳定，就必须保持与皇父政策前后的连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