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直门内大街近东端有一条南行大道，过去叫北沟沿，老年间这里想必曾有一条旱沟。后来沟被填平，改成马路，名字也改叫赵登禹路，是为了纪念“七七事变”为国捐躯的爱国将领赵登禹。赵登禹路东西两侧各有若干小巷，北京人叫胡同。现在路西的胡同已经一条一条地拆光，改建成不中不西的楼房。路东还有几条苟延残存，正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某一天命葬巨型推土机之手。在这些巷子里，有一条名字尚称娴雅，叫四根柏胡同。估计多年前胡同里一定长着四根柏树，只是如今两棵已经遍寻不着，另外有两棵委委屈屈地被圈在一个小院里。就是在这个小院，我一住就是半个多世纪。我叫它四根柏小院，是因巷取名，并非说我有四株柏树，这同当前流行的浮夸病倒没有关系。
四根柏小院面积不大，连同住房不过两百平方米。除了一溜儿北房外，原来只有大门内一间类似门房的小屋，再就是一小间厕所。北房比较高大，当中三间还带着一排有些气魄的玻璃走廊，但这只是蒙骗人的假象。1976年唐山发生了一场地震，波及北京，小院西边临街的山墙被震裂，一下子露了馅。原来高大房屋磨砖对缝的机制红砖墙后面填的尽是拳头大小的碎砖头。听这里老住户说，此房是日本人占据北平时期房产商给一家日本人修建的，一切都虚有其表。其实我刚一住进来就发现，这些高大的房子，房顶竟是灰抹的平顶，夏天雨水一大，就多处漏雨。此外房屋的围墙也很低矮。南面院墙临街，不过一人多高。个子高的人攀住墙头，一跃就可以进入院内。我自己就有过这种经验。“文革”期间，有一段日子我住进牛棚，不让回家。但我不服管教，总在暗中捣一点儿鬼。有一次我思家心切，白天同一个要好的年轻校工说好，晚上要借用一下他的自行车。我把自行车的钥匙先拿到手里。等到夜深人静，人们都已经入眠，我溜出牛棚，跨上自行车，就骑回家里。我害怕深夜叫门，惊醒左邻右舍，便把自行车靠在院墙外边，踩着车的大梁很容易就攀住墙头，纵身跳进院里。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同家人团聚一夜。后来天下太平，换了人间，好心人劝我把院墙加高，以防宵小，但我却不屑于这样做。我同我的老伴儿一辈子都教书，家里并无老底儿，不趁金银财宝。要是有哪个歹人看走了眼想来捞一笔，他并不需要跳墙，我会敞开街门请他进来的。
我是1951年春天，搬进这个院子里来的。1950年，我的后母卖掉了位于什刹海前海一座三十余间祖遗大房，购置了三四处小房。在此以前，我一直同后母及她所生的一子一女一起生活。当时我已结婚并有一个女儿。后母早有分家析产的打算，这次买了四根柏胡同的房子（房产证上写的仍是她的名字），希望我自立门户，我也就顺从她的意思，老老实实搬出来，从此另起炉灶，同他们分家另过了。我家原是满族，姓富察，民国后改姓汉姓傅，可惜家中族谱在“文革”中毁掉，至今无法弄清富察氏属于何旗。我只是在幼小时听祖母说，祖父曾作过某地知府，死后家中薄有资产。除了前面提到的卖掉的大房外，还有四五处房屋同一家染坊，盛时雇有二三十名徒工。我父亲半生在哈尔滨中长铁路任职。“九一八事变”后回京，多年积蓄也用来买了房子。他死得较早（四十五岁逝世），家中开支全靠房租，用北京话说，我们家是靠“吃瓦片”过日子的。1951年分家，按家产实况说，我还能分得更多一些，但我不到二十岁，就只身背着个小包外出流浪，实在没把家中资财看在眼里。我对产业并不看重，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1952年北京高等院校进行大调整，北京大学自沙滩搬到海淀原燕京大学旧址。我也随原工作单位并入北大。北大准备分我一套住房，已经带我去中关村看过，我却推拒了。当时想的是，如果在海淀安家，需要我爱人往返奔波，跑路的事，还是让我这个老爷们担当吧。等到80年代，我已经进入老年，即将退休，再想向单位申请住房，已经没门了。房产科对我说，要房也可以，我必须把城里的私房交出来。我还没有那么傻，想用一个小院换三间宿舍楼。好在“文革”时代早已过去，即使戴一顶房产主帽子也不会挨批挨斗，于是我就心安理得地当上小院院主了。
从1951年到今天，历经半个多世纪，小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先说院内居民。我刚刚搬来的时候，全家只有三口人——我、我爱人和长女嘉嘉。三口人当然住不了七八间房，于是只偏安一隅，住进西头两间，并占用了小门房，其余的都租给别的用户。但后来不断添丁进口，住房日益拥塞。1952年我的儿子出生，1959年又得了一个小女儿，已是五口之家。我爱人的兄嫂于50年代初也从东北来京住进四根柏小院，接着是我爱人的老母，从河北乡下进城。我的后母于“文革”初失去住所，也不得不搬来同住。这两位老人都没有落户太久，即先后去世。同样，几十年时间内，在小院里告别人世的还有我爱人的兄嫂和邻居两位老太太。这家邻居在小院住的时间很久，老一代人在此亡故，但新生代也频频增员。四个孩子倒有三个——一个女孩两个男孩填进四根柏的户口簿。从两家户口记载，小院人口最多时曾挤住过十五六口子，真是奕奕盛哉。但随着时光推移，院子逐渐减员。除了相继去世的老人外，在小院住了三十年的邻居终于在80年代初乔迁新居，小院顿时空了半壁江山。长女出嫁，儿子和小女儿移居国外，叫院子变得更加空旷。幸好我的第三代子孙——孙女田田，外孙莫言，外孙女莫鸣和莫菲（他们是小女小沫的孩子）童年都在我们膝下度过，叫四根柏小院不断传出儿童的欢声笑语。再加上四个孩子倒有三个从小学习音乐，叮叮咚咚的琴声，不时在空中缭绕。小院一直没断过勃勃生机。光阴似箭，转瞬进入21世纪，幼小的孩子一个个长大，到海外求学，最大的两个已是英帝国理工医学院同剑桥的大学生。除了逢年过节，儿孙都回家热闹一阵子外，平时小院就非常冷清了。但仔细想想，潮有涨落，月有盈亏，消长相继本是人世常情。再说了，老年人性喜清静，我同我的老伴都已年过八旬，我们至今仍能以小院为家，种些闲花野草，漫步其中。春觅嫩芽，夏去枯枝，秋天坐在廊下望月，听虫鸣唧唧，冬日隔窗看鸟雀欢跃树梢，墙头一抹残雪。在喧嚣闹市里，有几个老人能享受这种清福呢？
人说完了，再谈物。说一说小院的破坏与改造。大的破坏共有三次，都发生在“史无前例”的那些日子里。一次受唐山地震波及，西山墙震裂，另外两三间屋子也砖瓦横飞。这件事前边已提过，不再多说。这是天灾，人力无法抗衡。另两件却是人祸：一件是街道革委会响应最高指示，开始“深挖洞”。四根柏一带的防空壕一个洞口就定在我家小院院内。院子里原来有个影壁，首先须要拆除。施工队头儿早已胸有成竹，从影壁上拆下的砖头要用来砌建防空洞内壁。可惜这些旧砖不作脸，拆掉以后不是粉碎就已成核桃酥，只能搁置一旁。倒是从地下挖出的积土，在院子里堆成一个小丘，成了孩子的游乐场，既可做爬山游戏，冬天泼上脏水，也能用来滑滑梯。我后来从干校休假回来，发现防空洞闲置，就为它派了个用场。本来想在里面安一台鼓风机，排出地下冷气作为空调。后来鼓风机买不到，就干脆用防空洞储存食物，把它当成不需要电气的大冰箱了。小院第二次劫难发生在“文革”中期。我的住房门牌十号，东边紧邻门牌十二号，房屋格局虽然同我的小院相同，六七家住户却都是劳动人民，“文革”一来，突现了东院“红五类”的优势。有一天东院突然向我们这边发动攻势，转瞬就把分隔两个院子的一堵墙壁推倒，接着又堵上自家院子大门。七八户人家二三十口人从此就把我们的院子当做公共通道，与我们共用一个门牌了。这一表示“亲密无间”的行动背后是否还有别的用意我不敢妄测。反正从拆墙以后，原来四根柏十号院中的一举一动就都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再无任何隐私可言了。如果“文革”再推迟几年结束，东院的“红五类”肯定要向西移民，在我们这边盖起一间间小房来。那时就不再有“四根柏小院”，只在胡同里增加一个大杂院了。“四人帮”倒台，举国欢庆，但肯定也有人扼腕。颠倒紊乱的秩序逐渐恢复后，还是由派出所出面叫东院的人恢复原来的格局，重新砌起推倒的院墙。
小院的改造，规模较大的也有三次，自然都是在那场大风暴过去以后。1981年儿子结婚没有住房，当时小院的邻居尚未搬走，我们只能将就着把原来的小门房扩大。房子是多了，可是珍贵的庭院却被削减了一块。谁也不认为这是件好事。第二次大兴土木在1990年，我趁老伴去国外探亲之际在家中造了反，差点儿把住房翻了个个儿。我找了个可靠的包工队，除了购置应用的建筑材料外，还买了大量木料。原来房屋的灰顶被铲除，换上木结构的三角架房顶，铺上石棉瓦，从此免除了夏日房屋漏雨之忧。另外，这时儿子已经移居国外，不再回来，我又把他结婚时扩建的房子进行削减，恢复了一部分庭院失去的面积。我自己设计了小阳台，大玻璃门脸，坐在房内就能眺望院庭美景了。这次土木工程延续了三四个月才完成。最后一次改造是在2003年“非典”时期，老伴再次出国看望女儿，我趁机在家里造反。这回改换了几间屋子地板，改装了厕所、安置了空调，算是对房子进行了一些现代化和美化。除了上述三大工程外，院内种树养花的烦琐小事，这里就不必一一记述了。只想说一下院子里的树木，除了原有的两棵柏树外，几年来又增加了一棵核桃树、一棵石榴树，年年都结出丰硕果实。小门房阶前二十年前种的一株金银藤，枝叶繁茂，每年春季都令满院嗅到幽香。北房正门前有老伴的嫂子种的一株合欢，生长极快，已经压到原来的一棵柏树上面。这株树树干粗壮，夏季骄阳似火，合欢树却浓荫匝地，使院内气温比街上低三四度。只是合欢树易生虫，必须年年打药，有些叫人操心。
结束此文前，还想提一下四五年前，小院曾经遭遇厄运，几遭灭顶之灾。当时北京全市大兴拆迁改造旧城之风，眼看一条条胡同尘土飞扬，百年老屋瞬息间灰飞烟灭。四根柏一带是块唐僧肉，开发商焉肯放过。测绘地图的、制订建筑计划的几乎天天都围着这一带转悠。这年冬天，我去南方避寒，听家人告诉我，在一个月内就有三家房产商登门商讨搬迁事宜。有的强索户口本和房产证说是要拿去复印，有的手执打印好的拆迁合同，要你同意他们出的搬迁费用并立刻签字画押。弄得这几条胡同的居民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后来这些一心发财的商人不怎么来了，不知是因为内部利益分配不均，主管单位也无法协调，暂时拖延下来，还是因为拆迁的事引发各地频发群体事件，北京市民又不断有人抗议这种破坏性的改造，迫使当政者对原定的规章做了修改。总之，那场风波最后不了了之。只是至今我不知道我住的这个地方，将来会怎么样。现在虽说有了物权法，承认你是房子主人，有权支配自己的财产，但土地还是国家的，政府为了公益事业，可以随时征用。至于征地后是真正用它做什么为民的事，还是提供给哪些开发商再创造出几位亿万富豪，小民就不须知道了。老话不是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吗？再说“危房改造”不也是堂堂正正的为人民造福的措施吗？
一部小院春秋，说的不仅是一所住房的变化，也映现了傅姓家族三代人的生活经历。第一代——我同我的老伴，从青年时代到鬓生白发一直住在这里，前半生固然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也盖上生活的坎坷烙印，但几十年来，终能繁衍生息，事业亦小有成就。第二代幼时混沌无知，刚成人就被赶到乡下插队，其后返城求知、求职，直到去海外谋生存，小院都可作见证。只有第三代在小院里的只有欢声笑语，年纪稍大又去海外求学，寻求更广阔的天地。小院不仅庇护了我们一家三代人，而且因其优越的位置与相对宽敞的空间惠及我们一些亲友。每逢春秋佳日，常有几个老同事、老同学来此聚会，或品茗，或小宴。小院可以同时接待二三十位嘉宾，并不显得拥挤。我个人有收集外国钱币的癖好，我的几位币友每隔两三周就携带个人珍藏来我这里研赏，为小院增加了不少文化气氛。小院有知，也会感到惊诧，怎么昔日汗流浃背，顶着烈日挖防空洞的“刍狗”们，今天会个个挺起腰板，并有如此闲情逸致，品味生活？唉，时代变迁、社会进化，何人巨掌能够阻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