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场景”出现在一位作家的脑子里。“一个陌生人没有任何明显原因突然出现在一个偏远的麻风病治疗地。”这个人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建筑师；他厌倦了世情，对事业、对爱情、对宗教信仰都已走到了尽头。这个麻风病治疗地在黑非洲，在“黑暗的中心”，主持人是几个天主教神父。他只身漂流到那里，像河面上的一个漂浮物偶然被什么挂住，就停了下来。作家为了寻找这个人物，千里迢迢地从欧洲飞到刚果利奥波德维尔，又深入内地到一个地图上无法找到的名叫庸达的小镇。他生活在失去足趾和手指的畸形人中间，他乘着闷不透气的小火轮在刚果河上航行……整整两个月，他一直在蛮荒异地、在热带丛林里追寻。这个作家就是据说曾二十余次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而始终未入选的英国当代作家格雷厄姆·格林。他在非洲的这一段经历就是一本题名为《寻找一个角色》的薄薄的日记。
1961年，根据他在刚果观察到的大量材料写成的又一部小说《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问世了。在此以前，格林已经写了十几部作品。一部曲折复杂的惊险小说《斯坦布尔快车》为他的文学生涯奠定了基础；一部写青年人犯罪的小说《布赖顿棒糖》，使他一夜之间发现自己成为“天主教作家”（“真是个可厌的头衔！”），接着是作者自己承认唯一以宗教问题为主题的小说《权力与荣耀》。《问题的核心》出版于1948年，尽管作者自己对这部作品并不满意（“这本书一定具有某种腐蚀力，因为它太容易打动读者的软心肠了。”），却给他带来了成功和更大的荣誉。评论家们为格林是不是天主教作家争得不可开交。格林恼怒了，“我不是什么天主教作家，我只是一个碰巧成了天主教徒的作家。”他甚至引用英国一位作家和神学家的话，否认有所谓的基督教文学。不只是评论家，就是一些天主教教徒读者，甚至包括一些天主教神父对格林还是不依不饶。他们缠着他向他倾诉自己精神上的痛苦，指望他能够指导他们如何拯救自己的灵魂。格林被这些“宗教上的受难者弄得精疲力尽”。“我没有担负拯救世人的使徒使命，”格林呼喊道，“由于我无能为力，要求我在精神上予以援助的呼吁已经弄得我快要发疯了。”是出于愤激吗？是对那些虔诚的教徒读者的嘲弄吗？不管怎样，格林在这部新作品里写了一个完全失掉了宗教信仰的人。“我已经退隐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称为天主教徒……神父，假如要我说实话，我根本不信上帝。”主人公一再表白自己说。这一下可使很多一向奉格林为“领路人”的人大为震怒，就连他的好友——另一个英国天主教作家伊夫林·沃也为此感到痛心。“让我祈祷天主，”沃给格林写信说，“这只是你的一时气愤，莫林与奎里的绝望的结论完全是小说中的虚构。”格林和伊夫林·沃书来信往，辩论小说的宗教主题问题。如果读者有兴趣的话，不妨翻一下格林自传《逃避之路》对这次争论的记载，这对了解格林的创作观点也会有些帮助的。
对大多数读者来说，《病例》一书之所以有吸引力还在于格林对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挖掘；他剖析的也许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世界——悲观绝望与重新获得心灵平衡。当然，这本书的主题远远超过了一个“畸零人”的个人故事。通过了这个人的遭遇它引起了读者一系列深思：世俗偏见、愚昧的虔诚、直至西方精神文明的危机，故事被安排在非洲的黑暗中心，使人不能不联想到文明与野蛮、白人文明与非洲原始力量的冲突问题。当然了，这一角非洲是“格林国度”的领土，读者像游历“格林国度”的任何一个地方一样被迷惑了：原始森林、蛮荒的习俗、传染睡眠症的蝇子、身体畸形的麻风病患者……但慧眼的读者在这一切异乡情调之后一定还会发现一些更激动人心的东西。
读完《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回过来再翻一下《寻找一个角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作家如何严肃地进行创作。虽然这只是创作全过程的一小部分（根据格林自述，《病例》一书共写了十八个月才完成，而日记只是两个月的经历记载，幸好格林在脚注中补记了不少对此书最终的修改），但还是能使我们了解他的一些创作方法：概念的诞生、素材的搜集、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直到故事的某些片断。
“小说家非常节约，有点像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只要是迟早或许有用的材料，不管是什么，他都不肯轻易抛掉。”格林在一则日记的脚注这样写道。我们看到，格林在刚果期间不只利用一切机会了解有关麻风病的种种情况，以求他的作品在医学上真实可信，不只观察、记录当地的风俗习惯，自然风光，而且孜孜积累种种可以用在小说中的材料：一个小故事（希腊店主如何报复了与妻子通奸的店员），一条非洲谚语（“蚊子并不怜悯瘦人”），一个标语牌（“小心孑孑蝇，睡眠症蔓延区”），土人信口哼唱的一支民歌，甚至非洲人姓名、说话的习惯，走路的姿势……我们仿佛见到这位文学巨匠在海边不断俯身捡拾贝壳，把它们一颗颗珍藏在记忆的盒子里。正是因为“格林国度”是用作者这样辛勤积累的贝壳装饰起来的，所以它才这样绚烂，又这样真实。
日记记载了在一部作品完成前，作者对每一个段落、每一个情节的种种构思。一段文字落在纸上又被扬弃。一个人物的特点后来又移到另一个人物身上，好像他拿着一件剪裁的新衣，叫不同角色一一试穿，最后才决定该穿在谁的身上最合身。对于故事的开首，他极其慎重，作了不同的尝试。“对于小说作者来说，”他在日记中写道，“如何开始常常比如何结尾更难把握。在一部书已经写了一两年后，作者与自己的潜意识已经达到默契，小说的结尾常会自己出现，不需要作者如何思索就形成了。但如果“一部小说开头开错了，也许就根本写不下去了。”这使人想到英国一个女评论家，伊丽莎白·鲍温在《小说家的技巧》里的一段话：“一篇好故事开头一定要好。它总是从一个使人希望看到下文的情景开始，或至少暗示将出现这样一种情景。”在2月22日这天的日记脚注里，我们终于高兴地读到这样的记载：“我一直感到惴惴不安的关键性的开首几乎已经来到我脑子里了。最后我写下来的是……”。这已经非常接近最后的成文了，果然是一个非常“使人希望看到下文的情景”的开首。
我们看到了作者在完成一部名篇时的孜孜寻觅，看到他在苦心孤诣地推敲，看到他独具匠心的剪裁。一部情节并不复杂但却既富于戏剧性又含有哲理的作品就这样诞生了。
格林的某些创作方法或许是我们难以理解的。他怎么会由于一个梦境的触发就写一部小说呢？如果凑巧我们读过《逃避之路》，就会发现促使他写《问题的核心》的是“沼泽地、连绵阴雨和一个发疯的厨师。”这次又是这样：只因为头脑里有一个场景。难道一部作品会为这样一个简单的诱因而产生吗？也许我们的脑子早已被旧的和新的“文以载道”的理论充塞，早已习惯了写文章必须先立意再布局，如今我们发现一个作家，一个有名气的作家居然是这样着手写一部作品的，就会悚然一惊。但在惊诧之余，还是会进行一番思索的。
读了格林的日记（包括第二部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海上航行的日记），还使我们了解到这位名作家的一份阅读书目。最令人感兴趣的也许是他为到西非去过一段“与世隔绝”的生活而准备的一套书，从《圣经》到伊里克·安伯勒的惊险小说，从里尔克诗集到《托尔斯泰传》。制订一份孤岛书目，有多少人在各种迥然不同的形势下反复做过这一既伤脑筋又饶有兴趣的事！在上山下乡的日子里，在下干校的日子里，再往远里一点想，在战争年代流离失所的日子里，每个人的简单行装大概都有一个角落留给他精心筛选的几本书。这几本书也许比一整箱书、比平时的一个小图书室更为珍贵。
（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