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在火车上偶然认识的，一个和我同代的奥地利人。他是一个从未出版过一本书的作家。他告诉我他爱写东西，但不是Schriftsteller（德文：作家），只是一个Schreiber（“作家”的贬义词，也可解作抄写员）。从大战结束后他就埋头写作，已经写了几部长篇小说。他也写诗。1990年冬天我收到他寄来的一部文稿——装订成册的校样，是根据梅里美小说《卡门》改编的诗剧。
他孤身一人，生活简朴得不近人情，唯一的乐趣是写作和偶然去邻国旅行。他使我想起《月亮和六便士》里的画家思特里克兰德。奥特玛·罗伯尔先生（我的奥地利朋友）也是一个被创作欲魔鬼攫住的人。毛姆见到思特里克兰德的怪行后曾自问说：“如果我置身于一个荒岛上，确切知道除了我自己的眼睛以外再没有别人能看到我写出来的东西，我很怀疑我还能不能写下去。”但是我想罗伯尔先生并不怀疑。因为他一直乐此不疲——尽管没有一个出版商曾经接受过他的一部作品。
他最后给我寄来的一封短信说：“我终于凑够钱买了一台电脑打字机。我正在驯服这个怪物，我要役使它叫它为我抄写修改后的自传三部曲。”
我认识罗伯尔先生是在1987年4月。我刚刚在希腊漫游了两周。四月，我想象中的南欧应是歌德在《迷娘曲》中写的：“君知南国否？那柠檬花开的地方/金橙似火，在暗绿叶丛中闪光。”但迎接我的却是一场横扫巴尔干半岛的大风雪。我瑟缩着朝拜了雅典的帕台农神庙和雅典女神庙，又游览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几座古城。两周后，我在希腊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登上一趟开往贝尔格莱德的国际列车。
火车进入南斯拉夫国境以后，旅客就非常稀少了。我坐在窗口眺望窗外白雪皑皑的大地和一闪而过的破落市镇。我在一个小站站台上看到南斯拉夫青年参军场面。亲友同入伍的年轻人亲吻、拥抱，我久已不见的红旗，如果再把铜管乐改成锣鼓，我真怀疑是否已经回到遥远的祖国了。一条小虫在啮咬我。我心中装满了太多的神庙、祭坛、半圆形古剧场，逝去的悠悠岁月，我希冀得到一点点人际温度。我把目光转向和我一同登车的一个佝偻的老人。
一顶扁圆的花绒贝雷帽，一身老旧的棕色猎装，半高靿皮鞋鞋尖磨得发白。眼睛应该是碧蓝的，头发应该是金黄的，但却都被流水般岁月冲洗得褪了色，只有宽大的脑门仍然保留着青年时代的洁净和少许倨傲。我们的目光相对，他对我友善地笑了笑。从上车起，他就不言不动地坐在我斜对面，连一口水也没喝过。我递给他几只橘子，搭话说：“您肯不肯帮助我‘消灭’它们？这场暴风雪叫希腊的桔子遭了殃。农民一车车地拉到市场上卖。”他有些踌躇，但还是接受了。
“请问，您是到哪去？”我问道，车厢里两个素不相识者初次交谈，十之八九是以这个问题开始的。他告诉我他回家乡格拉茨去，他是奥地利人。他也是刚从希腊归来，我俩自然而然地交换了各自的旅游观感。他在希腊游览了好几个地方，有的地方是旧地重游。因为火车为积雪所阻，他曾在雪中跋涉了十几公里才到达德尔斐。古希腊人认为那里是世界中心，他说，正像你们中国人曾经认为中国处世界正中一样。据说大神宙斯从地球两极各放出一只鹰，叫它们相反飞行。两只鹰就在德尔斐相会，那里竖立着一块卵形石作为世界中心的标志。
我们谈到中国，谈到奥地利，也谈到文学。他爱读古典文学，喜欢以描写自然景物见长的奥地利作家施蒂弗特。他听说我译过格里尔伯策的小说《老乐师》，非常高兴。“有时候我觉得我就是那个老提琴手，”罗伯尔说，“他连音符都拉不准，我写东西也总犯语法错误，可是我就是爱写，像他一样，着迷了。”他说话很慢，用词斟酌，可能是出于一个作家的习惯。表示提琴家这个含义时，他又用了一个德语贬义词Geiger，而不是Violinspieler。谈到为什么一个人对演奏乐曲、对写作着迷，我说这也可能出于自我表现的要求。他想了想说，“我从没想表现自己。最初写东西可能只是因为无事可做，也可能是怕忘记。有些事经历以后一直在脑际盘旋，可是又飘忽不定，总要飞走，写下来就放心了。像有些人把东西储存在保险箱里似的……”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现在写作已经成了癖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写了。”谈话再次中断，他陷入沉思。
罗伯尔是在贝尔格莱德前面一个车站下车的。他说这里有车去格拉茨。分手前他把一个纸条塞在我手里：他的地址。“到格拉茨来看看吧，”他说，“离维也纳只有两个钟头路程。”我向他道了谢，看着他提着旧旅行箱踽踽地走出站台。他身躯有些摇摆，他的一条腿是跛的。
两个星期以后，我站在格拉茨市一条偏僻小巷里，敲开一幢木结构老屋的房门。
罗伯尔的住房只有一间，家具、什物简单得叫我吃惊。一张单人床，一只小写字台，吃饭的方桌，两把木椅。地板是光秃秃的，墙壁上也没有一幅图画或照片。他的唯一家什是写字台上的打字机和摆在桌上的一台老式收音机。我感到惊奇，生活在20世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欧，一个人的生活居然这样简朴。
罗伯尔对我的来访并未显露惊喜，但他显然作了准备。他已经把一辆备用的旧自行车擦拭好，他说这是最便利、最经济的交通工具。他要带我各处走走，做我的导游。这天晚餐，他帮助我“消灭”了我从匈牙利带来的肉肠、奶酪和一瓶葡萄酒。比起奥地利来，匈牙利的食品便宜得像白给。在布达佩斯上车以前我把手头剩下的几百福林全买了食物。这天夜里罗伯尔叫我睡在他的木床上。他自己夹着一床毛毯走出去，他不肯告诉我他到哪去过夜。我有些不安，不知道他是否会睡在冰冷的地下室里。
我在罗伯尔家住了三天，游遍奥地利这座第二大城市。州议会大厦、圣埃吉迪乌斯大教堂、象征格拉茨城的钟塔、藏有中国明代武器的施泰尔马克博物馆……逛累了的时候，就坐在市中心广场上晒太阳。一辆有轨电车隆隆地驶过去，广场上的鸽子惊飞起来又落下继续啄食。我从一个卖报的小孩手里买了一份《格拉茨晚报》，翻看本市新闻和剧场、电影院节目。罗伯尔踱到广场一边一排菜摊前面。他和一个女摊主不知在谈什么，我听到女摊主咯咯地笑起来。罗伯尔过的也许并不是全然封闭式的生活，我想，但他的内心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和他已经共处了两天，但反而没有像初次在车厢里那样长谈过，更不要说窥探他的内心奥秘了。
临别前夕，他的心扉终于打开了——也许只不过是一条缝。几天来顿顿吃冷餐，我已经倒了胃口。这天我买了鸡蛋、牛肉和各种蔬菜，准备做两个热菜。可是直到菜已下锅，我才发现自己的疏忽，我没有买调料。罗伯尔显然也没有准备这些零碎。“那么盐你总有吧？”我说。“我没有盐。我不吃盐也可以。”罗伯尔说。他认为厨房里没有盐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一顿晚餐我们吃的虽然是为肾炎患者准备的无盐菜，但幸好我买了一瓶西班牙红葡萄酒和半打啤酒。啤酒已经喝了几罐，我们开始品尝葡萄酒。罗伯尔的脸上泛起一层少有的红润。他递给我一本书稿。“送给你，”他说，“在火车上打发时间吧！”我看了一下标题：《意大利的太阳》，作者奥特玛·罗伯尔。我向他道了谢，乘机把话题引到他的创作和生活上。
罗伯尔写的三部曲是自传性长篇小说。第二部《意大利的太阳》写得比较满意。第一部题名《圣斯蒂凡大教堂阴影下的孩子》，写的是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1923年世界性经济萧条叫维也纳一家小客店老板破了产。“孩子”诞生了，母亲却因难产去世。从此他身上打上了双重苦难的烙印——贫穷和没有母爱。勉强读完小学就开始各种苦役：卖报纸、送牛奶、在商店做小厮、在圣斯蒂凡教堂墙根底下给游客擦皮鞋……十七岁进了一家机械厂当学徒。后来战争爆发，服兵役，在军营里第二次受难……在派驻意大利的一支德国空军小分队里当机械兵的生活已经是自传第二部曲的内容了。“相对地说，”罗伯尔说，“在意大利的一段日子我过得不坏，特别是战争接近尾声，飞机都已撤走，我自由自在。什么工作也不用干了，我开始读书，开始自我教育……”“你的第三部曲叫什么名字？”“还没想好，书也没完全写好，我一直在改。”“请允许我问一个也许不该问的问题，”我说，“你有没有过家庭生活？爱情？”“我一直独身，”罗伯尔说，“爱情么？我有没有过爱情……都在这本书里面呢，你自己看吧！”他把桌上摆着的《意大利的太阳》向我推近了一点。
直到这一年冬天我在慕尼黑安定下来才有暇读他的大作。我必须说老实话，我并不欣赏他的作品。这不是小说，它只是杂感、随笔和一段段很少内在联系的小故事的堆砌。除了个别描绘自然景色的片段外，文字也很糟，更谈不上风格了。全书唯一可读的部分是主人公的一段爱情生活——一个羞涩、苍白的奥地利机械兵被一个感情炽热的南方姑娘——“意大利的太阳”熔化了的故事。年青士兵刚刚喜爱读诗，渴望生活，眼睛上涂满了浪漫主义的蜜汁，而女孩子的感情则过于丰富，不只有一个恋人。她对年青士兵的好感不无某种虚荣和好奇，或许还受了物质引诱——德国部队的给养是极其充裕的。这段爱情肯定将半途夭折，只是结束得有些突然，多少带点戏剧性。一次，这对情侣正在郊野的小山上幽会的时候，从树丛后面射来一发冷枪。是年轻人的情敌呢，还是姑娘的那个总是阴沉着面孔的哥哥，谁也说不清。侥幸的是，枪弹只打在主人公腿上。等他被送回奥地利，在医院养好伤后，意大利的战局已急转直下。不久，战争全面结束，“意大利的太阳”也永远从主人公的头顶上消失了。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爱情故事。即使对主人公来说，这段爱情也只是托尔斯泰说的那种“从众多的人当中选出一男或一女，然后绝不再理会其他异性的行为”。主人公当时肯定不再理会其他异性，但以后几十年是不是一直没有理会其他女性，我就不知道了。
去年我又去了一次慕尼黑。行前我给罗伯尔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在慕市逗留的时期和联系地址。我叫他给我打个电话或写封信来。“我还等着读你的第三部曲呢，”我在信中说。我没有收到任何回音，我希望这只是因为他写作太忙，而不是由于别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