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后汉书·皇后纪》的记载，曹操派去收捕伏皇后的是御史大夫郗虑和接替荀彧职务的尚书令华歆。两大员带兵至宫中，献帝招呼郗虑落座，皇后躲到房中的夹墙里去了。华歆领人进入房中，命士兵砸开墙壁，一把揪出皇后，往院外拖。伏皇后披头散发、赤脚跣足，经过外殿坐着的献帝身旁，拉着献帝的手，苦苦哀求，说，陛下，你就不能救救我么？献帝说，我也不知命在何时！献帝回过头对郗虑说，郗公，天下竟有这种事吗？
《后汉书》的记载，真实不真实不好说，但很逼真。逼真的事，多半是真实的。
问题是，曹操为什么要杀一个弱女子，还要株连无辜？
多数历史学者认为，曹操因为伏皇后多年前给其父亲的一封信，信中辱骂了自己，就诛杀伏皇后。
此说于理不通。
著名历史学者吕思勉先生在他的《三国史话·替魏武帝辩诬》中说：“这话很有可疑。凡做一番大事业的人，总是有人说好，有人说坏的，根本上没法子使个个人都说好。所以做大事业的人，总是把毁誉置之度外的。魏武帝难道是个怕人谤毁的人？要是有一封信说他的坏话，就要发怒而杀人，那他生平，不知道要杀掉多少人才够？”按吕先生的说法，以曹操的胸怀，伏皇后给自己的父亲写封信，骂骂曹大丞相，他应该不会发怒杀人。
问题是，吕先生和其他持此观点的学者忽略了一点情况。《后汉书·皇后纪》的说法是，伏皇后在给她父亲的信中，不仅辱骂曹操，而且“令密图之”，也就是叫她的父亲伺机干掉曹操。如果真的是这样，曹操杀伏皇后当然完全可能。
吕先生可能也注意到了“令密图之”这几个字，但他为了替曹操辩诬，竟认为这封信的有无及其内容的真实性，都是靠不住的。
既然伏皇后的信的有无及其内容的真实性都是靠不住的，也就是说，《三国志》和《后汉书》的记载都是靠不住的，那么，吕先生进一步推测：“所以我说伏皇后的被杀，一定另有政治上的阴谋的，不过其真相不传于后世罢了。”
论证了伏皇后有（针对曹操的）阴谋之后，他就得出结论：“则魏武帝一身，既然关系大局的安危，自不得不为大局之故将她扑灭。”
这样的一番分析、论证下来，吕先生得出结论，曹操杀伏皇后就是正当的、正义的了。可见，吕先生为曹操辩诬，是动了感情，动了真格，发了脾气，还真正地用了心思的。
易中天先生在他的《品三国》中，十分赞成吕思勉先生的观点，并进一步分析：“这件事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背后有一个天大的阴谋。这个阴谋是冲着曹操来的，伏皇后卷入了其中，或者必须借皇后的一颗人头才能杀一儆百……也正因为阴谋太大，谁都不能公开说出来，这才胡乱找了个小岔子来做掩饰……这里使用‘阴谋’一词，是站在曹操的立场上说的。如果换一个立场，就应该说是‘反抗’。也就是说，这件事的背景，很可能是那位献皇帝一次徒劳的反抗。”
按照易先生的说法，献帝策划了一次对曹操的一次“反抗”，说得通白一点，就是献帝谋划了对曹操的废黜或谋杀。那么，我们就接着易先生的思路再分析下去。
此时的尚书令（宫廷秘书长）是华歆，曹操的心腹、死党。献帝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曹操的眼线，献帝形同软禁，即使献帝亲手写好罢黜曹操的诏书并盖上皇帝的玉玺，交给谁？谁能宣布？宣布是否有效？罢黜曹操，一点可操作性都没有。
再者，即使献帝要干掉曹操，能指使谁去谋杀曹操呢？要么是曹操的近侍，要么是曹操身边的大臣，要么是能飞檐走壁的侠客。曹操常年征战在外，收兵后并不在许都，而住在邺城，在军营里谋杀最高统帅，并不现实。献帝身边的侍卫，都是曹操的心腹，献帝恐怕指挥不动。献帝身边的大臣呢？也只有一个荀彧有此能力，其实荀彧是在献帝身边工作。何况，荀彧早在两年前自杀。
更何况，如果荀彧策划了对曹操的谋杀，曹操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荀彧，不管你什么亲家不亲家，非灭荀彧三族不可。如果荀彧与献帝一起策划了对曹操的谋杀，皇后也卷入其中，那么，曹操在处置荀彧的同时，也会剐了伏皇后，怎么会等到两年以后再行处置呢？
至于什么侠客，到军营里谋杀最高统帅，只能属于“神话”“戏说”一类，“正说”是办不到的。
我同意这些学者这种意见的前半部分，即伏皇后的书信及其内容很可疑，甚至完全是曹操的杜撰或诬陷。至于说曹操杀伏皇后，一定是献帝和皇后有针对曹操的“阴谋”，这种说法未免太过武断，是值得商榷的。
据《后汉书·皇后纪》的记载，献帝的第一任皇后伏寿，是于公元195年献帝十五岁时立为皇后的。公元196年，即献帝投奔曹操的那一年，献帝拜皇后父亲伏完为辅国将军，让其享受三公的政治待遇。
伏完是个老实人，看到曹操已大权在握，考虑到自己为皇亲国戚，政治上有嫌疑，便主动辞职，任个中散大夫的闲职，后为屯骑校尉，相当于现在的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公元209年，也就是伏皇后被杀前五年，伏完去世。
从这些记述来看，伏完是个有自知之明、又胆小怕事之人。身处政治漩涡中心的女儿，给了自己这样一封可能招致灭顶之灾的信件，当然不会交给曹操。以伏完的谨慎个性，肯定会赶紧销毁，绝对不可能保存到身死之后。如果有人把伏皇后给父亲写信的事捅到曹操那里，肯定没有信件的原件。口说无凭，曹操不好大开杀戒吧？除非，曹操指使手下人塞一封信在伏皇后的房内。
我倒是认为，曹操杀伏皇后，并不是因为献帝策划了针对曹操的什么“阴谋”，倒是曹操针对朝廷上下的一个“阳谋”。
考察一个历史事件，不能孤立地看问题。正确的方法是，从孤立事件的前因后果中，取得顺藤摸瓜的效果。
我们来看看，曹操杀伏皇后前后，做了哪些可能与此相关联的事。
公元212年正月，曹操从西征马超、韩遂的前线回到邺城，弄了个“参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的政治待遇，为封魏公吹了风，造了势。他指使董昭试探荀彧对自己封公建国的意见，受阻。十月从谯郡出发，南征孙权，在南征途中，前来劳军的荀彧自杀。
公元213年正月，象征性地与孙权打了一仗，还未回军，朝廷指示（也就是曹操的意思），并十四州为九州，极大地扩充了曹操为州牧的冀州地盘，并撤销了司州，灭了大汉王朝的首都地区，公元204年荀彧阻止曹操做的事，曹操今天终于做成了。本年四月曹操回到邺城；五月被册封为魏公；七月建社稷宗庙，嫁三个女儿给献帝，未成年者在国中继续抚养；十一月，建立魏公国的行政组织架构。
至此，荀彧极力阻止曹操做的两件具有开端性的大事终于被曹操做到了。
公元212年，曹操五十八岁。这一年，是曹操一生的转折点。此前，曹操拼拼杀杀，是实实在在地干事，是为了统一全中国。此后，曹操统一全国的理想破灭，沙场的征战只是个幌子——实现个人野心的幌子，曹操的所作所为，都是捞取政治资本，并为儿子的篡汉做好准备。荀彧的自杀，为什么在这一年，是值得深思的。
公元214年三月，曹操获得“魏公在诸侯王上”的政治待遇，并授金玺、赤绂、远游冠。七月又去征讨孙权，十一月回到洛阳，杀伏皇后；十二月建立魏公国的司法系统。
公元215年正月，献帝立曹操的女儿曹节为第二任皇后。
公元216年二月，曹操从平汉中的前线回到邺城，三月封为魏王。
公元217年正月，又一次南征孙权，三月回军，四月“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办齐了皇帝的全部行头。
好了，就此打住。从以上六段文字的简短叙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规律性的现象。
从公元212至217的六个年度中，几乎是，曹操每年春天出去打一仗，夏、秋回来后提一级，直至封王，行使皇帝全套礼仪，好像“组织部”是他家的夫妻店。
在这段时间，每年出去打一仗，几乎都是虚晃一枪。对外军事行动是幌子，是手段；解决朝中的政治对手，解决自己的政治待遇是实质，是目的。
公元200年的杀董承，曹操主要是为了解决政治上的生存问题。以董承为代表的外戚集团的崛起，必然威胁到曹氏集团的生存，所以必须解决董承。
公元208年，曹操统一了北方，地位已经巩固，接下来要解决的是权力的扩张问题。孔融这个舆论领袖，荀彧这个卫道者，必须除去，只是使用的手段不同，方法各异。
公元213年，曹操成了魏公。迈出了上述几步，接下来的必然是这一步了。
这时，曹操的司马昭之心已经昭然若揭了。人们尤其是朝中大臣们，都盯着曹操，你到底想干什么？
曹操知道，舆论上、组织上的阻力已经清除，可是人心不服啊，至少是不少人心存疑虑。早在公元210年，曹操就发布了一个叫做《让县自明本志令》的教令，明确宣告：权我是不交的，官是照做的，但我本人不会篡汉，不会危害皇室和皇帝本人的安全。可大家还是不相信。
今天（公元214年），我还是要告诉你们，我不是于去年七月嫁了三个女儿给皇帝么？我总不至于杀了女婿，让我三个女儿在如花似玉的年纪，就开始守寡吧？可你们仍心诽腹谤，喋喋不休。你们到底要我怎么办？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把一个女儿立为皇后，皇帝成了我的嫡亲女婿，你们总该放心了吧？我的女儿要当皇后，那姓伏的孩子就得让位。皇后让位这件事，以什么理由办，怎么办，那是郗虑、华歆他们的事。谁叫你们不信我的语言承诺，非要我拿出行动给你们看呢？
以我小人之心，度曹丞相君子之腹，大概曹操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曹操一边做好篡汉的一切准备，一边又嫁三个女儿给献帝，是不同寻常的。这件事，似乎没人去解读过。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伏皇后是公元214年的十一月被杀的。前一年七月曹操嫁了三个女儿给献帝为夫人；伏皇后被杀的当年同时封为贵人；伏皇后被杀的次年，曹操的女儿曹节即被立为皇后。
曹操嫁自己的女儿给献帝，又杀付完已嫁给献帝的女儿，是不是有些怪怪的？一口气嫁三个女儿给皇帝，最小的还未到成婚年龄。女儿嫁过去之后，提拔得也太快，最小的还呆在娘家，就被封为贵人。
以我的愚见，曹操清除了曹氏建国的反对派之后，找个莫须有的罪名，除掉伏皇后，再献出自己的三个女儿，其中一个立为皇后，以此作为自己这辈子不篡逆、不谋害皇帝的“投名状”。曹操不会逼荀彧交投名状，自己却被现实、被形势逼得交了一个“投名状”。
这样分析下来，伏皇后的被杀，不是因为献帝/伏皇后有什么针对曹操的天大“阴谋”，而是曹操权力扩张道路上的一步棋，是曹操给满朝文武开出的不危害皇室的一张信用证，是曹操的一出“阳谋”。
与各位学者的“献帝/伏皇后（针对曹操）阴谋论”一样，我的“曹操阳谋论”也找不到证据，仅是我的理解和推测。对于事情的结果，在找不到证据的情况下，只能靠常理推测之。老古姑妄言之，各位姑妄听之。
曹操的杀人，告一段落，但还在继续。
杀组织部长
曹操的杀人在继续，又为什么说，告一段落呢？
一般都认为，曹操的杀董承、杀孔融、杀荀彧、杀伏皇后，与杀崔琰，其动机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为了自身权力扩张的需要，后者是为了安排身后事。这种说法似乎成了历史的定论。
君王的身后事，无非指两件事：一、指定谁做接班人；二、为继任者的顺利掌权扫清人事障碍。
我们就来看看，崔琰的死，是否与曹操安排身后事有关，是否仅仅与曹操安排身后事有关。
崔琰原是袁绍的下属，袁绍死后，其子袁谭、袁尚争抢着要他，崔琰对谁也不买账，结果被关在大牢里。
公元204年，曹操破邺城，崔琰得以重见天日，为曹操的别驾从事（曹操此时是司空兼冀州牧。别驾从事，是冀州牧曹操的行政助手）。公元206年，曹操征并州，留曹丕守邺城，命崔琰为曹丕的师傅。
曹操自任丞相（公元208年）后，崔琰则为丞相府曹掾。毛玠为东曹掾，崔琰则做过东、西曹掾，与毛玠共同负责人事选举，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部长。公元213年，魏公国建立后，崔琰为魏国尚书，负责魏国的行政管理。曹操称魏王后，崔琰为中尉，是近卫军司令。
崔琰是怎样一个人呢？《三国志·崔琰传》记载：“（崔）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惮焉。”从这个记载中可以知道，崔琰相貌堂堂，刚正不阿，堪为人师表，连曹操也怕他三分。
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也要死么？当然，只要曹操认为有必要。
崔琰之死，《三国志·崔琰传》的记载大概是这样的：
崔琰管人事的时候，推荐了一个叫杨训的巨鹿人到朝廷做官。此公虽没什么能为，口碑倒是比较好，所以曹操也就批准了。曹操称王（公元216年）之后，可能是知恩图报的意思，杨训上表对曹操大大地歌功颂德一番。那些看不顺眼的人，痛批杨训“稀世浮伪”，马屁成精，进而追究崔琰举荐不当，用人失察。
崔琰取来杨训的表章看了看，给杨训去了一封信，信中说：“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
完了。什么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崔部长的生命，就是最无情的注释。
崔琰“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崔琰是不能告诉我们的了。我的理解是：“我看了你的表章，写得很好嘛。随着时间的过去，人们慢慢会理解的。”
曹操的语文学得比我好。对崔琰的这句话，他是这样理解的：“我理解你表章里的意思。曹某人封王这件事，还说得过去嘛。时势总是在变化的，我们就等着瞧吧。”《三国志·崔琰传》的记载是，太祖（曹操）怒曰：“谚言‘生女耳’，‘耳’非佳语。‘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于是，曹操即以诽谤罪罚崔琰劳动改造。崔琰呢，也就乐滋滋地去做苦力，没有一点痛改前非的表现，也没有半点洗心革面的样子。曹操得知后大怒，说，崔琰这家伙，犯了法，判了刑，罪减一等，罚做苦力，却不好好劳动改造，反而还结交宾客，门庭若市；跟人说话，吹胡子瞪眼睛的，肯定对政府不满，那就叫他死吧，于是，赐崔琰死。
崔琰被杀的原因，历来有几种说法：一是曹操报复杀人，二是曹操神经过敏，三是曹丕、曹植立储之争的牺牲品。
上文说过，崔琰刚正且有威严，连曹操也怕他三分。这是有缘由的。公元204年，曹操攻破邺城，自领冀州牧，刚把崔琰从监狱里放出来，就被崔琰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有一天，曹操得意洋洋地对崔琰说：“昨天，我看了一下本州的户籍统计，可征之兵达三十万之多，冀州可真是个大州啊。”崔琰冷不丁地回敬一句：“如今国家四分五裂，袁氏兄弟自相残杀，冀州哀鸿遍野。主公您据有冀州，未见您布王道，行仁政，救民于水火，却斤斤计较能得到多少兵士，这就是冀州民众所期望主公您的吗？”曹操连连认错，在座的宾客无不心惊肉跳。
唉，这个崔琰，也真是的。人家曹大州牧，刚把你从牢房里放出来，又赋予重任，人家也正在打了胜仗、占了土地的兴头上，为什么非要败人家的兴致，扫人家的颜面呢？何况，还当着众人的面。真是不懂事啊。这件事，曹操肯定会记一辈子，想起来就不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