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之时重男轻女，见董竹君连生四个女儿，口头不说什么，心里却非常恼火。董竹君怀第四个女儿国璋时最为辛苦，由于劳碌过度，胎气不足，共怀胎十五个月才生产，身体亏损很大，夏之时却毫无关怀之意和体贴之言。
在苦闷的心境下，在军阀割据、工商凋敝、教育废弛、民不聊生的乱世里，董竹君仍自强不息，开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和出租黄包车的“飞鹰公司”。起先，生意还算差强人意，可是受民族工业不景气的影响，经营渐趋惨淡。
1929年春，董竹君将工厂关闭，将公司盘出，带着四个女儿（将最小的儿子留在四川）前往上海，与夏之时会合，这本是他们讲和修好的最后机会，夏之时却将它白白浪费了。他指责、怀疑（疑心她卷空了家产）和辱骂，以及手持菜刀……
董竹君被逼无奈，决定离开夏之时，离开这个让她窒息的封建大家庭。
1929年，她带着四个女儿（因当时儿子大明太小，无奈留在了老家）抛弃荣华富贵来到了曾经养育过她的故乡上海，成了出走的“中国的娜拉”，这一壮举马上成为当时各家报纸纷纷大炒的热门新闻。
不久，在上海的复兴公园，她和随之而来的夏之时有了一次详谈。在这次详谈中他们签订了一份最后的协议，即暂时分居五年。她想，假如五年之后双方谁都没有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观点，那么就离婚。也是在这次谈话中，夏之时说了那句伤透她心的话：“你董竹君要是能在上海滩站住脚，我夏之时就用手板心煎鱼给你吃。”
董竹君在听到这番让人心凉如冰的话时，心如死灰，那残存心底的一点爱意和敬意也化为了烟尘和齑粉。
五年后，这段让人神伤的婚姻终黯然落幕。后来，她曾对这段感情有过这样的总结：“从上海到日本、到四川、又回到上海，这是我的一段人生历程。从四川、到上海、到日本又回到四川，这是夏之时的一段人生历程。我和他在一段途程上偶然相遇了、同行了。哪知道现在我又回到上海原来的‘贫穷故家’！他也又回到他那富裕‘地主家庭’老巢里去了。我们分开了！这就是我俩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产生的‘悲剧’！决不是什么偶然的悲欢离合。因为我渐次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之后，我和他在感情上不但是没有任何眷恋，而且坦然地、专一地就走上自己认为理想的大路！”
5.创办锦江川菜馆
离婚后的最初几年，董竹君去得最多的地方便是典当行。平日不用的首饰抵押殆尽，她不心疼；贵重点的衣服抵押一空，她也不心寒；而大女儿国琼的乐器大提琴被抵押出去，她才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心酸。囊空如洗，手头拮据，迫使她一再搬家，住进最便宜最阴暗的亭子间，她仍然为房租发愁。
为了给孩子最好的教育，为了给双亲筹钱治病，也为了能帮助她一直认定的先进组织共产党，她决定发挥自己的特长——经商。
她通过可靠的门路，东拼西凑，集资四千元，于1930年春办起了小规模的群益纱管厂。由于资金周转困难，她在销售方面下足了苦功，直跑得双腿肿胀，得了严重的关节炎。
当时，女子办厂在上海还是新鲜事，很难赢得上海银行界和实力雄厚的企业的信任，可想而知，要找他们贷款和拆借资金均是此路不通。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董竹君经高人指点，远涉重洋，去菲律宾马里拉华侨界招回了1万元股资，从而扩大了生产规模。
可是好景不长，1932年1月28日夜，侵华日军悍然进攻上海闸北，群益纱管厂遭到炮击，被迫停工。海外股东不明真相，立刻有不少流言中伤董竹君，说她是“拆白党”——即今日所谓“空手套白狼”的骗子，这当然是冤枉。为了恢复生产，她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一时心急，险些中了专门设局坑人的“翻戏党”张云卿的当，好在她戳穿张氏的鬼把戏后，张氏不但没有恼羞成怒，反而敬佩她一个女人家在商机无限、危机也无限的上海滩敢闯敢干，还资助了她一些钱，以解燃眉之急。
祸不单行，福无双至。
这期间，董竹君的母亲去世了，父亲重病，债主催迫得一日紧似一日。
眼前八面悬崖，竟看不到一线生机。
一天，董竹君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四川人李嵩高，此人曾留学法国，是四川地方军队的军火采购员。他慕名而来，听说她会经商，资金方面遇到难处，便慷慨解囊，愿借给她两千元做生意，这真是雪中送炭。
董竹君仔细一琢磨，办厂太难了，只好放弃，办川菜馆，兴许更有奔头。
于是，1935年她创办了当时在上海滩毫无市场的四川菜饭馆——锦江川菜馆。一切都有了转机，董竹君从此开始了她一生中最辉煌的创业。
饭馆出人意料地红火，每日里顾客络绎不绝。据说，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以及当时南京政府要人和上海军政界人物来吃饭都要等上很久，红火程度由此可见。
在当时的饮食业中，还没有人像董竹君那样讲求文化品味，室内装潢十分考究，除了红木雕刻宫灯、意大利样式的雕塑，墙上还挂有张大千画的丛竹、郎静山的摄影和郭沫若的书法。这里应特别提及郭沫若，他困居上海期间，一直由“锦江”照料伙食，因此他称赞董竹君为一饭救韩信的“漂母”，还写诗填词以表谢意，其诗为：
患难一饭值千金，而今四海正陆沉。
今有英雄起巾帼，娜拉行踪素所钦。
6.异国情事
1937年，这一年对于上海来说，无疑是一场不能回望的洗礼。这一年的8月13日，著名的淞沪抗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11月12日，上海沦陷。历时3个月的淞沪抗战结束。
“锦江”很快变成了众矢之的，“人怕出名猪怕壮”，这话一点不错。没过几天，在几个汉奸的陪同下，几个日本军官来造访，并对“锦江”的菜肴赞不绝口。
又过了两日，日本人便邀请董竹君到日本军部的虹口旅馆开个“锦江”分店。
这个邀请看似简单，实则凶险万分，一旦董竹君不答应，很可能在日本人的屋檐下度日如年；然而，如果答应下来，便会背上汉奸的罪名。
思来想去，董竹君决定“逃”。于是，1940年冬，她把上海的“锦江”托付给经理张进之，登上了前往菲律宾的海轮。
到了菲律宾之后，在她之前已经到了菲律宾的两个孩子国琼、国秀的音乐演出获得成功，陪在身边的董竹君十分高兴。这个时候，曾经的一位好友，菲律宾华侨陈清泉也来看望两个孩子，不想却见到了董竹君。久别重逢的两人深深沉浸在相逢的喜悦之中，在战乱中，这个从未屈服过的女人坚毅的灵魂有了一丝安全感，毕竟这是在异国他乡。
这之后，在异地的国度里两个惺惺相惜的人，不经意间便让情愫以燎原之势蔓延开来。深陷在爱里的陈清泉更是不能自拔，他让好友桂华山劝妻子跟自己离婚，被桂华山所拒，不得已只好自己亲自去说。
陈清泉的妻子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了捍卫自己神圣的婚姻，她来到马尼拉向董竹君摊牌，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董竹君在惊诧之余，也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她自责自己原本就不该来菲律宾，于是，她从狂恋之中决绝地抽身而出，悄然退却。
有人说聪明的女人，倘若爱上一个男子，又被对方爱着，但又注定无法在一起，如果不想失去他，就不要做他的情妇。情人的角色就像春天里最美丽的“屈辱之花”，即便用心血灌溉它多时，它也盛开得无声，消逝得迅猛。
聪明的董竹君是可以清晰地洞悉到情人角色的悲哀的。她深知，情人的角色，也许一时能得到快乐，却会让你背负上永远的心痛。
7.华丽转身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原来的一切打算都化为泡影，董竹君母女被困马尼拉。远在上海的张进之知道董竹君一时无法回来，就不惜牺牲“锦江”的利益，为自己大肆敛财。
在战火中的马尼拉郊区，董竹君带着两个女儿狂奔逃命。途中遭遇菲律宾宪兵，因被怀疑为日本人，差点惨遭杀害。
几经辗转，董竹君母女终于又逃回马尼拉。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搜捕，母女三人被迫睡在屋顶上。陈清泉因不愿与日本人合作，被抓进了监狱。董竹君急忙凭借当年在日本学到的日语前往监狱探望。董竹君的到来，令陈清泉备感欣慰。他觉得来日无多，因此大胆地向董竹君敞开了心扉。情缘不到头，寸心灰未休。面对此情此景，董竹君泪如雨下。
为了生存，董竹君带国琼、国秀在马尼拉做起了小生意，以挣点差价，她们的生活倒也苦中有乐。考虑到张进之的唯利是图，为了“锦江”的生意，董竹君决定先行回国。
1945年1月，董竹君乘坐一艘日本红十字船，历经数十个日夜的漂泊辗转，终于回到了上海。
而此时的“锦江”业已陷入困境之中。
然而，她的人生字典里，从来就没有过“屈服”两个字。虽临渊履冰，战战兢兢，但精明能干的她终化险为夷地挽救了“锦江”饭店。
在上海解放之初，当上海市公安局及市委希望她能将自己苦苦维系的“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合并归公时，她却无所顾及地将苦心经营多年的“锦江”两店奉送给了国家。
那种视金钱若浮云的豪情让人久久难忘。她，因此被誉为“红色资本家”。
也就是在那年，四川合江县人民政府公开宣判夏之时为“反革命分子”，被就地枪决。消息传来，董竹君却未置一词。
不过，她是重情重义之人，在她内心深处对夏之时一直怀有深深的感恩，在夏之时生前，她从没对孩子们说过一句他的不好，只是说他脾气非常暴躁、非常古怪。对于这个给了她重生的男子，她始终是深爱着的，只是志不同终不能为盟罢了。这之后，她的生命里便没了感情的纠缠。
从此，她把自己所有的热情都交付给党和国家，然而，不幸的是“文革”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厄运再次降临，她的家被抄了，人也被关进牢狱，几经昏死的折磨，精神与肉体的伤害加在已进入古稀之年的她的身上。直到“文革”结束后，她的厄运才消散。
晚年的她再显“奇女子”本色，以惊人的毅力和记忆力完成了四十余万字的长篇自传《我的一个世纪》。以平和从容的笔调，使自己近百年的沧桑岁月有了一个更华丽的转身。
8.人生坎坷没有怨言
1997年12月6日，97岁的世纪老人董竹君带着她一生的传奇安然逝世。在自传中，她曾这样写道：竹君无貌，无以得到众人的青睐；竹君无才，无以战胜各项困难；竹君不冷，无以抵御种种烦扰。经历了一个世纪风雨血泪的奇女子，在97岁那年接受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采访时，用一句话总结了自己的性格：“我不向无理取闹低头，对人生坎坷没有怨言。”
如今，一代传奇女子董竹君留下她心爱的“锦江”和世上所有她爱着的人，远去了。
留下的却是一个永远的传奇。
在她长达一世纪的人生里，留给我们太多太多的回味和思考，一如那无与伦比的“锦江佳肴”，其间的酸、甜、苦、辣、咸都要我们自己细细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