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作为典型的文人集团，东林党人对于政治总会充满“乌托邦”似的幻想，甚至有些孩子气。一到斗争的紧要时刻，他们总是希望圣明的君主能公正地判断是非，因此上书进谏是他们传统的攻击策略。而这种办法需要有极好的外部条件才有可能奏效，一是作为君主的皇帝确实明察秋毫，二是朝野之间利于己方的舆论要足够强大。但事实上在天启年间，这两个条件都很难具备。首先，作为皇帝的朱由校基本上是一个木匠，头脑再灵活他也不会用到问政上；其次，在当时的朝廷之中，魏忠贤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东林党人想要发起一边倒式的舆论狂潮基本是不可能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此时圣旨的传达要经过魏忠贤所领导的司礼监，因此这圣旨到底是谁的意思已经很难说清。由此看东林党人死抱着上书这一招不放，确实是有些迂腐和幼稚，其经常性的失败也在所难免。除此之外，东林党人的幼稚病还体现在他们面对失败时的态度上，往往只要努力泡汤了，他们就会采取辞职的手段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如之前所述的吏部尚书孙慎行。这种孩子式的意气用事于事无补不说，还会引起皇帝的不满，进而造成更大的损失。特别是此时他们还要面对魏忠贤这样的超级对手，辞职抗议简直就是在帮魏忠贤清除异己。
除了集团性格之外，东林党在团结朝野力量这点上也做得很不够。作为有着很高道德标准的一群文化精英，东林党人对一切他们认为人品不端的官员统统嗤之以鼻、肆意攻击。这种做法在政治斗争中是非常愚蠢的。在当时的明朝官场中，大多数官员都很难用好坏、清廉来形容，甚至后来颇具声誉的东林巨子钱谦益罢官之后，在老家也是大屋良田、逍遥快活。在这种官场风气下，东林党人以一种极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别人，这无疑是等同于给自己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镜。因为毕竟对于很多官员来说，虽然他们有些污点，但骨子里却未必是大奸大恶之徒，这些人影响好了就是治国能臣，影响坏了，也就成了误国的奸佞，善恶之于他们往往就在一线之间。如果东林党人能够灵活面对的话，那么这一批人是可以全力争取的力量。但事实却绝非如此，东林党人对这些官员的态度完全可以用拒人千里来形容，而这种做法的后果就是把越来越多的中间力量推到了魏忠贤的怀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魏忠贤在朝野间的势力。
例如天启三年（1623年），被魏忠贤提拔入阁的魏广微，虽然所投非人，算是有了污点，但一开始却也不是死心塌地地跟着魏忠贤，他内心之中仍然希望和东林党人保持良性的关系，因此在入阁之后，他曾数次主动与东林党人接洽。可惜的是东林党人对这个完全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内阁成员毫不在意，不光拒绝与之接触还大造声势，侮辱魏广微。而与之相对的魏忠贤却表现出了宽大的“胸怀”，不光没有追究魏广微结交东林党人的过错，反而温勉有加，于是此消彼长，魏广微自然成了魏党的铁杆。
而回顾东林党与魏忠贤的斗争过程，分析他们各自采取的不同做法，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在斗争的过程中，东林党人过于理想化的内心世界是他们逐渐落于下风的根本原因。自始至终他们都不能很好地调动自己的资源，灵活地对待政治分歧，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起了副作用，把主动权白白地让给了魏忠贤。
随着对手的步步紧逼，原本占据着优势的东林党人声势渐弱，而与之相对的是魏忠贤得寸进尺，迅速而有效地扩充了自己的实力。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魏忠贤开始在宫中将一部分太监武装起来，并装备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火器。等到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在宫中的这支太监军队竟然达到了九千多人。
天启三年（1623年）十二月，魏忠贤又获得了对“特务”机构东厂的统辖权，紧接着他又把自己的亲信田尔耕扶上了“秘密警察”机构锦衣卫都指挥使的宝座，此人上任之后，在朝野间广布眼线、罗织罪名、严刑酷法、无耻至极，经他手入狱的人几乎没有几个能囫囵着出来。由于他“功绩卓著”，颇得魏忠贤的赏识，与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被合称为魏门“五彪”。
对厂卫特务系统建立直接的控制，标志着魏忠贤基本上掌握了以前只属于皇帝的最高司法权以及对全国官员庞大的监视网络。至此，除了木匠君主朱由校之外，天下臣民一切的言行，都在魏忠贤的控制之中，他可以随意地罗织罪名，并通过特务组织不留痕迹地予以消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态势正式形成了，魏忠贤的政治黑手党已然具备了监控天下的能力。
面对魏忠贤势力的迅速扩张，东林党人心中非常清楚，一场最为残酷的肉搏战就要开始了，之前的种种争执，已经让两股势力再无调和的可能，战斗是唯一的方法，在此刻，他们与魏忠贤除了摊牌决战别无选择。
经过短暂的准备，东林党人吹响了大举进攻的号角。御史李应升、给事中霍守典、御史刘廷佐，先后上书弹劾魏忠贤及其党羽，其言辞恳切、字字泣血。
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东林猛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从排除异己、结党营私一直说到施虐内廷、生活糜烂，句句如芒，将魏忠贤批了个体无完肤。
对于东林党人的进攻，此时的魏忠贤已经是进退有度，完全没有了当初的慌乱和恐惧。虽然朝野间东林党人对他恶评如潮，但他却表现得非常沉稳，他先是跑到皇帝身边，一通儿哭诉，接着又让客氏在皇帝面前大说自己的种种不易和赤胆忠心。两通急鼓敲过之后，魏忠贤又让王体干、顾秉谦和魏广微等人接连上书皇帝为自己喊冤，叙说他的功劳、苦劳。
眼见宠臣们一个个力保魏忠贤，朱由校也觉得杨涟实在是有些过分，在他眼里，魏忠贤即便没有文化，但也忠心耿耿啊，而且还帮他走上了木匠之路。于是，小皇帝不光没有相信奏折上的那些话，反倒愈加认为魏忠贤是难得一遇的大忠臣，杨涟的奏折在他眼里，和诽谤没有什么不同，一气之下，不由分说他便把奏折退了回去，同时还将杨涟一顿训斥。
面对杨涟的上书失败，东林党人并没有任何策略上的调整，迅速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弹劾活动。御史刘业、杨玉珂、工部郎中万燝等七十多人，轮番轰炸、猛攻魏忠贤。其中尤以万燝的奏折一针见血：“忠贤尽窃大权，生杀予夺，在其掌握。致内廷外朝，只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岂可一日尚留左右。”这几句话虽然字数不多，但却击中了魏忠贤的命门，让其抓狂不已，他一怒之下立刻矫旨廷杖万燝一百，四天后，万燝便一命呜呼。
最后一块屏障
万燝之死可以说是东林党人一次惨痛的失败，其悲壮的自杀式进攻不但没对魏忠贤产生任何有效的杀伤作用，反倒让自己赔上了性命。万燝死后，东林党组织的“上书敢死队”也消停了许多，朝野之间迅速安静了下来。除了少数几个不怕死的依然上书弹劾之外，大多数人都选择了闭上自己的嘴巴。
然而此时的魏忠贤却已经是恶生两肋，东林党人暂时的沉寂已经不能让他回心转意，他开始调动自己的一切势力，向对手发起了迅猛的攻击。
中书舍人吴怀贤，本来算不上什么有分量的对手，对魏忠贤基本也没什么杀伤力，不过是在家中私读杨涟的奏章，读到兴奋之处，大发牢骚说皇帝应该将魏忠贤充军发配。结果万万没想到，躲在家里也不安全，身边的杂役听见后立刻把他告发了，结果吴怀贤被魏忠贤逮捕入狱，被活活打死。
这样惨烈的事件让朝野间的东林势力第一次看到了对手的凶悍，同时也让魏忠贤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手中权力的巨大。这场由东林党人发起的大规模战争不但没把魏忠贤打垮，反而将他的流氓本质彻底激活，自此魏忠贤就如同疯狂的计算机病毒一样毫无顾忌，面对敌手毫不留情。
在熬过了被弹劾的痛苦阶段，又品尝了反攻初期的快感式报复之后，魏忠贤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手段”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虽然这对于他来说，不过是把当年做流氓时学会的手段变本加厉而已，但效果却是明显的。东林党人是正规军，擅长教科书式的进攻，魏忠贤则是无所不在地狂轰滥炸，而且炸点准确，每次都让东林党人伤筋动骨。
一番杀戮之后，魏忠贤觉得自己的优势似乎还不是很绝对，于是立即开始了计划更为周详的出击，这一次他选择的对手是身居首辅要职的叶向高。
由于在魏忠贤反攻初期的疯狂报复中，作为首辅的叶向高曾极力拦阻，给事中章允儒、傅槐、陈良训，御史帅众、吴甡、王祚昌等人都是因为叶向高的援助才保下性命。因此，魏忠贤也恨死了叶向高。
与大多数东林党人的激进态度不同，叶向高做事一向老成持重，外圆内方，他对东林党人也不是一概庇护，“所建言无非欲破士大夫党比之习”，也就是说，叶向高并不支持无原则的党争。
然而可惜的是，叶向高的这种做法虽然是正确而有远见的，但在当时却明显不合时宜。东林党和魏忠贤已经杀红了眼，不结党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当时他的处境比较尴尬，一方面魏忠贤对他咬牙切齿，另一方面东林党人对他也有不理解的地方，可以说叶向高的首辅做得是步履维艰。
魏忠贤选准目标之后，并没有向对待其他人那样快刀砍下，而是采用了流氓式的折磨方式。在叶向高的亲属中，有个外甥名叫林汝翥，官居御史，一次率领部下巡城，正巧碰上宫中的两位宦官当街抢劫，于是他便命令手下冲上去抓住，把他们按在地上就是一顿臭揍。这件事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在魏忠贤的操纵之下却成了一件藐视皇帝的大事，判了一个廷杖之罪。眼见自己就要被活活打死，林汝翥也不含糊，把官帽一撇，来了个“三十六计——撒腿就跑为上策”。林汝翥逃跑之后，有人告诉魏忠贤，说他是叶向高的外甥。魏忠贤灵机一动，觉得搞倒首辅的机会终于到了。于是立刻派了一批太监，跑到叶向高家去哭天抢地、撒泼放刁，要叶家交出林汝翥来。叶向高眼见黑白颠倒，“时事不可为”，这官没法再当了，他心中万念俱灰，无奈之下一咬牙，辞了官职。
叶向高的辞职使东林党人丧失了最重要的一块屏障，自此魏忠贤横行朝野，再无顾忌。是年十月，吏部尚书赵南星和左都御史高攀龙打算联手惩办贪赃枉法的御史崔呈秀。崔呈秀知道消息之后，半夜里连滚带爬跑到魏忠贤家里求救，对魏忠贤说：“高攀龙、赵南星皆东林，不除去南星、攀龙等，吾辈未知死所。”同时为了表达自己那颗“忠肝义胆”的狗腿子之心，崔呈秀当场磕头，求魏忠贤收他为干儿子。
魏忠贤收留崔呈秀之后，立刻展开部署，指挥阉党大举进攻，先是假传圣旨，斥责高、赵二人“朋谋结党”，逼其辞官回籍。同年十一月，魏忠贤又捏造罪名，把左副都御史杨涟和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削职为民。紧接着，刚刚顶替叶向高、升任首辅的韩爌也被魏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辞官回家。同月，山海关督师孙承宗入京觐见皇帝，却被阉党一伙阻止，此时已是孤立无援的孙承宗只好关起门来，一心求个罢官了事。次年，他得偿所愿，被阉党赶回了老家。
魏忠贤一路急追猛打，东林党人可谓一败涂地，基本上失去了反攻能力。紧接着，魏忠贤又把自己的党羽顾秉谦扶上首辅之位，彻底完成了对外廷的整合。
经过魏忠贤一系列暴风骤雨式的政治动作后，官场之内风向斗转，“九千岁”的称呼也应运而生，魏忠贤成了集体崇拜的偶像。而这种近乎无耻的个人崇拜最为突出的标志就是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运动。祠，就是祠堂，是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宗庙。为活人建造的祠堂，称为“生祠”。
蓟辽总督阎鸣泰，在其管辖区内建了七所生祠，花费白银数十万两。这钱当然不是出自阎鸣泰的腰包，而是从军费中支出的。当时前线的军费已是捉襟见肘，至少没有富裕到可以挪作他用的程度。但又有谁敢反对如此盛举呢？又有谁能说这是非军事用途式的浪费呢？因为前方将士很有可能受此感召，从而激发士气，再创“奇迹”。在阎鸣泰眼里，这几十万两白银是花在刀刃上了。
从天启六年（1626年）起，短短一年中，下至地方、上自京城一共建造了魏忠贤生祠四十处，魏忠贤个人崇拜达到了高潮。甚至还有国子监监生陆万龄向皇上提出以魏忠贤配祀孔子，以魏忠贤之父配祀孔子之父，在国子监西侧建立魏忠贤生祠。这个监生之贱，时至今日也让人感叹不已！
4.年轻的对手
在魏忠贤大肆组建宫外政治黑手党的同时，客氏也在宫内开始了大清洗。她不光弄死了“顶级对手”张皇后所生的三男两女，对于其他的嫔妃也是想杀就杀、想废就废。也就是在此时，日后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和魏忠贤、客印月结下了无法化解的仇恨。
对于此时的魏大太监来说，时代带给了他意想不到的荣耀，但也为他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因为他得罪了一个更可怕的对手——朱由检，此时这个对手虽年纪尚轻，但有雄心壮志，虽然他徘徊在最高权力圈之外，但清明历史总会有莫测的变化。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京的天气寒冷干涩。太子朱常洛的东宫人来人往，太监、宫女们往来穿梭，神情紧张。就在众人心中忐忑不安之际，伴随着阵阵哭声，一个男孩降临人间，这就是日后的崇祯皇帝朱由检。
寂寞王子
朱由检的母亲姓刘，出身一般，在宫中只属于选侍之列。虽然生了一个儿子，但也没能因子富贵，反而被其他妃嫔不断中伤，总在太子面前说三道四。就人品而论，刘选侍算是忠厚贤惠，因此在更多的时候，她都选择沉默，对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并没有任何反抗，反而是将所有的屈辱和愤懑埋藏在了心中。然而这种弥漫着的压抑，始终都如同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刘选侍的心中，时间一长自然是积郁成疾。朱由检五岁时，刘选侍郁郁而死，随后便被太子朱常洛草草地葬在西山。
亲生母亲的早早去世，对少年时代的朱由检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一个没有了母亲的孩子生活在宫廷之中，完全可以说是胆战心惊，这种生活让年幼的朱由检迅速陷入了一种巨大的孤独之中，并且慢慢地滋生出一种怀疑的心理。
生母死后不久，年幼的朱由检改由李选侍抚养。这位李选侍也被人称为西李，以区别另一位李姓选侍。在朱由检到达西李身边时，还有一位皇子也由这位选侍抚养，就是后来的天启皇帝朱由校。两兄弟虽然不是一母所生，但却在此时建立了亲近的关系。朱由校在心中对这位多少有些忧郁的弟弟颇感亲切，在朱由检心中，自己的这位哥哥也着实厚道可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