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下令于流水之原，以顺人心也。
《尉缭子》曰：“令，所以一众心也。不审所出，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也。出令之法虽有小过，无更，则众不二听，即令行矣。”《尹文子》曰：“父之于子也，令有必行，有不必行者。‘去贵妻，卖爱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无敢恨，汝无敢思’，此令不行者也。故为人上者，必慎所出令焉。”
《文子》曰：“治国有常，而利人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为右也。”
使士于不诤之官，使人各为其所长也。
孙卿曰：“相高下，序五谷，君子不如农人；通财货，辩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若夫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言必当理，事必当务，然后君子之所长。”
《文子》曰：“力胜其任即举之，不重也；能务其事则为之，不难也。”
明必死之路，严刑罚也。
袁子曰：“夫仁义礼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未者不成。何则？夫礼教之法，先之以仁义，示之以礼让，使之迁善，日用而不知。儒者见其如此，因曰：治国不须刑法。不知刑法承于下而后仁义兴于上也。法令者，赏善禁淫，居理之要。而商、韩见其如此，因曰：治国不待仁义为体，故法令行于下也。故有刑法而无仁义则人怨，怨则怒也；有仁义而无刑法则人慢，慢则奸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道而无偏重，则治之至也。”
开必得之门，信庆赏也。
《吕氏春秋》曰：“夫信立则立，可以赏矣。六合之内皆可以为府矣。人主知此论者，其王久矣；人臣知此论者，可以为王者佐矣。”
徐干《中论》曰：“天生烝民，其情一也。刻肌亏体，所同恶也。被立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在而人或不理其身，有由然也。当赏者不赏而当罚者不罚，则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则为恶者轻放国法而恬其所守。苟如是，虽日用斧钺于市，而人不去恶矣；日赏赐爵禄朝而人不兴善矣。”
【译文】
必须针对治乱之根源制定方针政策顺应民心，方才有效。
秦国的尉缭子说：“颁布法令是为使万众一心。假如在其出台时不反复审度，出台后又多次更改，那么法令即使颁布了，群众也不相信。所以凡是颁布的法令，即便有所不足，也不要随便更改。这样，人民群众就不会无所适从，三心二意，法令就会得以贯彻执行。”
战国时的尹文在其所著的《尹文子》一书中说：“父亲给儿子下的命令，有的会照办，有的却不会。比方说命令他：‘赶走尊贵的妻子，卖掉喜爱的小妾。’儿子肯定会照办，因为他想再娶新欢；如果说：‘你不许有怨恨。你不许有思想。’这肯定不听，因为这无法做到。由此可知，作为最高决策者，对待法令的颁布一定要慎之又慎。”
文子说：“治理国家有其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以有利于人民为出发点。政治与教化有其最基本的规律，那就以令行禁止为最高原则。”
使用官吏，必须选择那些不争权夺利的人，同时要使人民大众各自做他们所擅长的事。
荀子说：“察看地势高低，安排播种五谷，读书人不如农民；流通货源，掌握行情，读书人不如商人；搞技术设计，准备器材，读书人不如工匠。至于评价一个人的品行以便恰当地任用他们，量能而安排官职，说话合情合理，做事能抓住要害，这却是读书人的特长。”
文子说：“对其所承担的职责能胜任的就推荐他，因为这对他来说不会成为负担；能专心致志去做的事就让他去做，因为这对他来说不会成为困难。”
明确告诉人民群众死路是什么，这是为了树立国家法律之威严。
东汉袁宏说：“仁、义、礼、智，是法律的基础；法、令、刑、罚，是政治的延伸。没有基础，法治就无从建立，没有派生的东西，政治制度就无法完成。为什么这样说呢？实施以文明道德为教化的政治制度的方法，必须以仁、义礼仪教育人，然后以有教养的先进人物和事迹为示范，使人去恶向善，使人民群众每日每时都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成为自觉的行动。
儒家看到这种情况，于是说：治理国家不需要刑法。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对下面实施法治，仁义礼让才会在上面形成。实施法治，是为了扬善抑恶，提倡文明，禁止荒淫，这是治国原理的关键。法家如商鞅和韩非子等人看到这种情况，会说治理国家无须以仁义为本，只须推行法治即可。结果只有刑法而没有仁义，人民产生怨恨，有怨恨就要愤怒。有仁义而无刑法，人民就会轻慢，邪恶就会随之产生。以仁义为根本，靠法令来实现，双管齐下，二者并重，这才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
要想向人民敞开有功必赏的大门，就必须赏罚有信。
《吕氏春秋》说：“信用建立后，整个国家就会井然有序。懂得这个道理的国王，他的基业就能长久；懂得这个道理的臣子，就可以做帝王的辅佐。”
东汉哲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在《中论》里说：“上天孕育众生，其情感是彼此相同的。身体受到伤害，人人都感厌恶；生前显赫，死后留名，人人都很喜欢。可是有人受害，有人发达，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然而人们依然不认真修养自身，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该赏的不赏，该罚的不罚，结果使想行善的人也失去了信心，不但怨恨暗生，而且对自己以前的善行产生了怀疑；而作恶之人则不但蔑视国法，而且对其恶行恬不知耻。倘若如此，即使每天在大街上砍头示众，犯罪的人还是会层出不穷；每天都封官加禄，人们还是不做好事。”
【智解】
法规是管理的准绳
古语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法规的制定是为了规范社会活动的，用来明确告知人们，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可以说法律法规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绳，没有这条线的约束，人人行动都随心所欲起来必然天下大乱。
中国历史上的法家就是主张以法治国的学派。在春秋末期的动荡中，法家学派的士人为君王们出谋划策，怎样统治广大的封地，怎样把权力集中到统治者的手里。他们宣称，君王不需要是圣人或超人，只要实行他们提出的一系列方略，一个仅有中人之资的人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法家的主张，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一套组织领导的理论和方法。一个人如果想掌握权力，组织大众，充当领袖，法家的理论和方法是很有帮助的。在法家的治国学说中，权力与威严被极力推重，政治权术被摆到了显要的位置，还强调法律和规章制度的重要性。明君如天，执法公正，这是“法”的作用。他驾驭人时，神出鬼没，令人无法捉摸，这是“术”。他拥有威严，令出如山，神出鬼没，这是“势”。韩非子说这三者“不可无一，皆帝王之具也”。
在法家看来，治国第一要务是制定法律。韩非子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的作用是告诉百姓，什么应该去做，什么不应该做，法律颁布之后，君王必须监督百姓的行为。君王拥有权势，可以惩罚违反王法的人，也可以奖赏顺服王法的人。君王这样做，就可以顺利统治百姓，无论百姓如何为数众多，都可以统治。按照法家的理论，君王治国，着眼在大多数，至于其他少数是无关紧要的；因此要着重做的是执法，而不是立德。君王统治百姓，靠的是法律和威势，他不需要特殊的才能或品德，也不需要像儒家所说的“为政以德”，靠君王的品德、以身作则，用人格去影响感召百姓，只要他有驾驭人的权术，就可以物色到适当的人去为统治者办事。治理国家并不是必须选贤任能，君王只需要把赏罚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可以了，这样，他就可以“无为而无不为”。
掌握赏罚两项大权，就是韩非子所说的治国“两柄”。它们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性趋利而避害。韩非子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性。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这是说，君王治天下，行事要循人性。人性之中，有所爱，也有所憎。因此，赏罚便能发挥作用，赏罚能起作用，便能做到令行禁止。治世之道，于是便已具备了。
法家的思想，不可否认是具有可行性的，是现实主义治国方略中的一种，其对法的重视影响了后世历代的治国之术。看看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政权建立之初，首要的事情就是制定出符合本朝理念的法律法规来。例如汉高祖刘邦在击败秦朝，率军进驻咸阳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使原本混乱不堪的咸阳很快恢复社会秩序。刘邦制定的三条法则再简单不过了——杀人偿命，伤人偷盗要受罚。可是这几条恰恰是针对当时秦都咸阳地区的实际情况所制定的，所以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社会迅速安定下来。
可以说，法规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和威信，法令实行的是否公平合理，关系着社会信用体系的重大问题，如果臣子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或者一个平民舍己为人作出牺牲而又得不到政府的嘉奖和表彰，其他的人会认为即使做了好事也得不到承认和奖励，以后便不会有人再热衷于为国为民奉献了；如果有官员营私舞弊，残害忠良，或者有人杀人越货，奸淫虏掠还得不到严厉惩处的话，那人人都会觉得犯了罪也不会得到追究，还能得到利益，那便会有许多人去做不法的事。所以作为君主和国家法律，必须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赏罚有信，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信用机制，实行赏罚分明的制度。这样法令的实施才会取得效果，才会让人民大众奋勇争先地建功立业，而想要作奸犯科的人怕受刑罚不敢轻举妄动。正如蜀国的张裔对诸葛亮说：“先生赏赐不漏掉同自己关系疏远的人，惩罚不偏袒自己亲近的人。不让无功之人得到官位，不因有权有势就免去对他的惩罚。这就是无论贤愚都能舍生忘死的原因。”
法家重法，但是要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内，法律法规用过了头，不该用的地方用了，该轻罚的施以重刑，便走向了法制的反面，成了暴政。所以使用法家的方略尤其要把握度的问题，法不可不用，但也不可过头，因为过犹不及。法令过度成了苛政便会天怒人怨了。所以法令虽然重要，但是它必须辅以“德治”作为补充。要保证一个国家能够长久地存在下去，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国家能富裕强盛，社会能和谐发展，就必须要以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两种手段共同使用，都不可偏废。社会上的大多数都是遵章守法，乐于太平的安善之人，国家的仁义施政会赢得他们的拥护和爱戴，有了他们的支持国家才会立于不败之地，而法律的制定是为了惩罚那些作奸犯科的不法之徒，让安分守己的人得到保护。对百姓施以恩义，对罪犯打击惩处，这样的政权将会得到更多人的拥戴，而如果一个国家只会横征暴敛，任意侵占百姓的利益，又用严刑酷法来镇压人民的不满和反抗，那只会招来亡国之祸。南北朝史学家桓范说：“夏桀、商纣使用刑罚，不是把人做成肉酱，就是剖人心腹；以至反叛的人越来越多，终于因此灭亡。就是因其不把仁义作为治国的根本。”
秦朝的灭亡就很能说明问题。统一天下之后，不顾社会刚刚平安，人民困苦的状况，在短短的时间里，北伐匈奴，南征南越，建万里长城，通千里驰道，不一而足。秦朝的赋税名目繁多，徭役数不胜数，使得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秦始皇还广建宫殿，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广征劳役，修骊山陵70万，打匈奴、筑长城30万，移民戍守越族地区50万，计有150万。这种以国家法规的名义压榨人民的做法无异于自取灭亡，所以《新语》中说：“秦始皇设立刑法，用车裂杀人，修筑大城以防备江南吴楚一带少数民族的入侵，举措越多，国家越乱，法令越多，恶人越放纵。秦始皇不是不想治理好国家，然而他的一系列举措恰恰失掉了天下，就是因为采取的措施太多、刑罚太严的缘故。”
所以说，法律是以仁的宽恕作为本体，以礼义作为断案依据。由此可以明白，孙子所说的“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得”，就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