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破国第一章：燕师南逼 京师危殆
六月三日，天气微热。毕竟是夏暑之将至，这春来一直愁容不展、阴雨绵绵的江南天总算是有所收敛——喜气上脸，白天白灿灿的，太阳当空，照出明朗的秀水青山来。夜暮来临时，红霞遍染，江波流金，百虫吟唱，色彩与声音调和得像一出戏貂禅般，甚是喜人。
只是现在南京城内，却少有人高兴得起来。因为战争急报不断传来，朱棣叛军攻克杨州、高邮、通州等江北重镇，势如破竹，近日已从瓜州渡江，将南军全线击溃。不须多久，就会攻到南京城来。稍有点知觉的人都能感觉到形势的严重。两个月前还繁荣昌盛，载歌载舞的南京城，现在已乱成了一锅粥。
为避战祸，许多百姓、商贾都纷纷挟着家私逃出城去。在朝为官，特别是在削藩一事上给建文帝出过主意的官员更是不安，他们对建文帝来说是忠臣，对朱棣来说则是为祸社稷、离间皇亲国戚的奸臣佞党。不难想见，素以“威猛勇武”声名远震的朱棣一旦破城，将对他们处于怎样的极刑。所以，除了受诏到西南各处去募兵勤王的官员外，一部分官员也开始随着流民外逃。
京都危困，人心惶惶。
面对这种局面，年仅二十五岁的建文帝朱允文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省躬殿内大臣们意见纷纷，有的主张马上离都，退往浙江；有的认为退往浙江太近，只会促使燕军马不停蹄，继续南下，不如一退退到湖南去；有的认不清时势，竟还抱怨不休，归罪于力主削藩的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等人，怂恿建文帝将这些“佞臣”绑缚送交敌营，以平这名为“靖难”的叔侄之争。
其实早在此之前，建文帝也一度看不清时势，竟应朱棣非礼之请，罢去齐、黄二人的职位，只差没将这二人交出去罢了。只是，事实证明，朱棣志在夺取大明江山，所谓的“靖难，清君侧”不过是巧立名目，欺瞒天下黎民罢了。
所幸朝堂上还有一位德高望重，忠贞爱国，敢于择善固执、怒犯龙颜的直臣：方孝孺。方孝孺乃当代名儒，时任翰林院侍讲，在内阁参议政事，每每言必中弊，是政治改良的先锋，为建文帝所器重。得悉建文帝竟应朱棣之请，罢去齐、黄二人职位，方孝孺大急，入朝面圣，引汉景帝误杀忠臣晁错为喻，极言此举亲者痛、仇者快，只会使得将士寒心，君臣离德，当务之急应团结臣将，募兵平乱，万不可屈于乱军淫威。
是于，建文帝这才让齐、黄二人官复原职，重新稳定了前方将士抗击燕军的心志。若不然，早在去年，燕军便已渡江攻破京师了。
且说此时，大臣们意见不一，甚至有些人提出了迎降的主意。朝堂之上混乱一片。最终还是方孝孺一言定乾坤。他力主固守京师，以待援军。
方孝孺坚持固守的理由是：朱棣起兵北平，外有北元余孽鞑靼和瓦刺虎视眈眈，内有我大明东南西三部地区军民环伺，孰强孰弱其实再明白不过。但自朱棣起兵日起，四年来，我军失利不断，以致如今，京师危困。这实在是一个反常的现象。究其症结，问题出在人才建构上——太祖在世的时候，为廓清寰宇、削除叛党而大兴诏狱，先后办理过“空印”、“胡惟庸”、“郭桓”、“蓝玉”四大案，连坐不下十五万人，其中固有罪当处斩者，然而由于执行官的公报私仇，还有部分小人的恶言诬陷，无辜受牵连者实难计数。野史所言：“元功宿将，因此四狱，相继尽矣”，其实非虚。
朝庭自此人才调零。倒是那坐镇北平的燕王，借御边之名、藩王之权，招募壮丁，结纳流寇，修整武备，特训骑兵，麾下聚集不少英才能人，诸如姚广孝、朱能、华天弃等，虽则无德，其机谋算计却远胜于我朝文德之士。然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我朝皇帝仁明孝友，登基以来，纠错平反、轻谣减赋、宽政爱民，德被苍生，深得百姓爱戴。出外募兵的诸大臣又贤能有信，不久之后，浩荡归来，倾全国之力，不信不能一举荡平这股乱军。所以我们固守京城，以待援兵，实是当前最佳的选择。如若弃此就他，离京而去，则必根本动摇，定会人心大失。那么只怕我等从此将千里逃亡，无有终日了。
方孝孺这话可谓直指太祖朱元璋屠戮功臣之过，又挑明了战争的利害关键所在。一言中的，也一言震住了全场。他的大胆与精细使得全场鸦雀无声。有意迎降和主张将齐泰、黄子澄等大臣绑缚送交敌营的，本来就心虚，自不敢多言；主张退避的，恐怕真个被方孝孺料中——千里逃亡，无有终日，自不敢多言；那些不表意见的人，多是力主削藩，但由于战事失利，祸及京师，怕皇帝降罪，自也都不敢多言。
全场里就只有方孝孺的声音。建文帝知道，自己只好、也只能听从——国事如此，唯直臣可倚了。幸好刑部尚书暴昭此时站出来，声明支持方孝孺的意见，那些一时之间持观望态度的大臣这才忙不迭的随声附和。
主张既定，那么首先要做的便是将城外未曾逃走的居民迁入，坚壁清野，不让叛军在附近找到粮食、抓到壮丁。其次就是封城，选派将领，调出五都督府衙的军队分守京都九门，全城戒严，不准闲杂人等出入城门，以免叛军探子混入刺探虚实或内贼与外匪互通消息，里应外合。
这其中，以面北的金川门、中华门、康顺门最据要冲，直撄叛军兵锋。须得选派最重要的将领据守。
时在京中，能征善战、立有显赫战功的不过二人。
一是长兴侯耿炳文，此人早年随太祖攻打陈友谅，前后数十战，无一败迹，堪称元功宿将中的硕果仅存。在燕军初叛时曾被拜为平燕大将军，领十三万南军与叛军战于真定，不幸初战失利，只能退守，不能冲锋。建文帝急于削藩安天下，闻其战而无功，非常不满，便将他召回京师，以颇负虚名的李景隆替之，结果李景隆带领号称百万的大军，轻急冒进，竟被朱棣不足十万的燕军全面击溃。建文帝这时才认识到耿炳文稳实作战策略的重要。所以，建文帝便选派他去镇守中华门。
另一个是盛庸，他本是济南道上的一个布政使，因为组织义勇，联合地方卫所军人，成功的打败了进犯山东的燕军，所以继李景隆之后被拜为平燕大将军。盛庸拜将后，取得了东昌战役的胜利。然而毕竟南军主力已在李景隆指挥的郑村坝、白沟河两大战役中损失殆尽。盛庸虽贤，精于战事，但朝庭一时之间兵微将寡，他又能奈何呢！所以，当听闻敌军绕道山东，直捣京师，已经连续攻破几个江北重镇时，建文帝便将之从济南急召回京，商量应对之策。此时形势所需，便选派他去镇守康顺门。
中华、康顺二门有重将把关，不怕敌军进攻，可是金川门呢？有谁能胜任这镇守之职呢？建文帝思之再三，实在想不出京中还有谁能像耿、盛二将军一样精于战事，军功显著。没办法，他最后只能征询于专管军籍、军政的都督府，没想到等了半天，五大都督府的大臣们你看我、我看你，竟荐不出一个将军来。最后还是左都督府的都督徐增寿吞吞吐吐、勉勉强强的荐出一个名字来。
一听他报的这个名字，建文帝就气不打一处来，为何？原来，徐增寿举荐的竟是败绩累累、声名狼籍的国公李景隆。
要知道，大明百万南军，便是被这位曹国公带垮的，建文帝自觉没有将之削爵处斩已经是仁之义尽了，没想到，竟还有人敢在此时、竟在此时举荐这个人。
鉴于这个推荐荒唐至谬，建文帝当然不会一笑而过，他一定要问出个子丑壬卯来。徐增寿给出的回答却让他大为一怔。徐增寿是这样说的——“曹国公自拜平燕将军以来，屡有败绩，这确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放眼今时今地，论资历，他在洪武二十四年曾与凉国公、魏国公一起出镇陕西，抵御元蒙余孽，功勋卓著。洪武二十七年，又被拜为平羌大将军，出师甘肃，胜战而归。在当朝之中，确实无人能比。论才能，他自小便得大将李文忠大人的教诲，精通兵法、熟悉战阵。论气势，他以一国之将，屡败于叛军，心中哀愤，自被召回京后，便闭门思过，深以反省，发奋图强，总思有朝一日能报仇雪耻。这诚是哀兵可用啊！皇上。臣经过慎重考虑，觉得镇守金川门的人选，此人最合适。斗胆举荐，还请皇上三思”。
建文帝听了徐增寿的陈述，心下也有了些活动。徐增寿又说道：“以曹国公的才力对付机谋百出、凶猛骠悍的燕军，虽不能轻而易举的将敌人击退，但要守住一座城门、不让乱军越雷池半步，还是绰绰有余的。皇上若担心他还会像在郑村坝、白沟河两大战役中所表现的那样——轻狂急躁，那大可派素以沉实稳健作风著称的谷王朱穗同往，有此二人坐镇，金川门可保万无一失。”
最终，建文帝接受了徐增寿的建议，除了因为觉得徐的建议有可取之处外，他也有心让这位屡遭燕军战败的将军有机会为国建功。毕竟因为削藩一事，他已得罪了许多权戚亲贵，内心难过。终不想让忠于自己的亲戚遭受冷落——这李景隆乃是太祖养子李文忠的外甥，在关系上，与建文帝除了君臣关系外，还多了一份亲戚关系。
且说建文帝听了徐的意见后，便将居家思过的李景隆召来，面授权柄。李景隆连日来，胆战心惊，惶惶不安，只怕皇上追究、降罪，在劫难逃。而今面圣，自是战战兢兢、如屡薄冰。没想到，皇上竟然再度启用他，让他协同谷王朱穗镇守京城要冲金川门。如此圣恩，堪称浩浩荡荡，李景隆自是忙不迭顶礼膜拜、涕泪纵横、山呼万岁。
且说建文帝选派李景隆和谷王朱穗坐镇金川门后，还是有些放心不下。是于，便选派年轻的翰林院编修程济去督军。
程济是翰林院中除方孝孺外最受建文帝器重的人物，今年二十五岁，五年前曾是南京国子监中最拔尖的两个学生之一，与方孝孺有过一段师生之谊，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忽然离开京师。
太祖驾崩，新皇登基，他又忽然出现在京师，向建文帝进言，说天显异象，紫微星北面有黑雾侵入，预计明年七月北方将有兵变，请建文帝早做准备，防患于未然。
此事通过廷议并经钦天监印证，被定案为“妖言惑主，无稽之谈”。建文帝本要下令将他拉出午门斩首，可是程济面对群臣喧嚷、龙颜威怒、还有杀头的罪名却泰然自若，丝毫没有半点畏惧。反而以“待看，到时如何？”为名，请求建文帝将他暂且收监——“如若时间一过，兵变未发，再斩不迟。”
建文帝于是将程济收监。
没想到的是，第二年七月，既建文元年七月，北平兵变，燕王朱棣率八百精卫扬旗举事。揭开了长达四年、震惊中外、后史称之为“靖难之役”的战争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