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失官格、有失人格的人又怎么能让其继续当官呢！然而，公平地说，这也不能全怪那些买官者。“插起招军旗，自有吃粮人”，当那些掌握官权、官命的人把官位当做商品出卖的时候，要下级官员不用行贿的办法买官，简直不可能。也可能有那么几个官员鄙视卖官而不为所动，守住为官、为人的道德底线，但大部分官员是抵制不了这种诱惑的。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也并非甘愿如此，而是万不得已而为之。除非他不想当那“劳什子”的官了。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戚继光选择买官，并不能说他的个人道德品质有很大的问题，而是要看到在那个时代，他不得不如此的一种惯性力量。
当一种情况成为多数人的行为和举动的时候，即便这行为和举动再不好，也不能简单地指责这些人和事。如果这样，那就太幼稚了。行贿买官说到底也只是流，而不是源；只是果，而不是因。只有从源头上截断，从原因上杜绝，这流才流不出，这果才不会发生。但这源和因，有卖官者个人的因素，更有体制的因素。严惩作为源、作为因的卖官者是绝对必要的，但更要在作为源和因的体制上下工夫，动手术。
在政治腐败的明朝中期，根本不可能做到整肃政治风气、消除卖官恶习，就算是后来的张居正改革，实际上也没有改变这个局面。
为国靖海的卫士
戚继光买官，不是为了去盘剥百姓，也不是为了去光宗耀祖，而是为了做实际的事情，这就是抵御为祸东南沿海几十年的倭寇。
从明世宗的时候开始，有一批日本的海盗经常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骚扰。他们和中国的土豪、奸商勾结，到处抢掠财物，杀害百姓，闹得沿海不得安宁。历史上把这种海盗叫做“倭寇”。1553年，在汉奸王直、徐海的勾结下，倭寇集结了几百艘海船，在浙江、江苏沿海登陆，分成许多小股，抢掠了几十个城市。沿海的官吏和兵士不敢抵抗，见了倭寇就逃。
倭寇侵略越来越严重，使躲在深宫里的明世宗也不得不发愁了，叫大奸臣严嵩想办法对付。严嵩的同党赵文华想出一个主意，说要解决倭寇侵犯，只有向东海祷告，求海神爷保佑。明世宗居然相信赵文华的鬼话，叫他到浙江去祷告海神。
后来，朝廷派了个熟悉沿海防务的老将俞大猷去抵抗。俞大猷一到浙江，就打了几个胜仗。但是不久，浙江总督张经被赵文华陷害，俞大猷也被牵连坐了牢。沿海的防务没人指挥，倭寇的活动又猖獗起来。朝廷把山东的将领戚继光调到浙江，才扭转了这个局面。
而这个时候，在严嵩那里买到官职的戚继光开始了他抗击倭寇的生涯。戚继光赴浙江就任时，东南沿海正值倭寇蹂躏猖獗，把悲观和惶惑带给明朝市民，南京12万驻军竟对几千名倭寇毫无对策。这种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情况让戚继光焦虑。
他到了浙江，先检阅那儿的军队，发现军队纪律松散，根本不能够打仗，就决心招募新军。他一发出招兵命令，马上就有一批吃够倭寇苦的农民、矿工自愿参军，还有一些愿意抗倭的地主武装也参加了进来。戚继光组织的新军很快发展到4000人。他有条不紊地实施建军方案，明确官兵的职责，统一武器的规格，尤其是确立铁一般的军法，以此端正军队的作风。
戚继光是个精通兵法的将领，他懂得兵士不经过严格训练是不能上阵的。他根据南方沼泽地区的特点，研究了阵法，亲自教兵士使用各种长短武器。经过他严格训练，这支新军的战斗力特别强。“戚家军”的名气在远近传开了。
戚继光为了改变装备的劣势，开始重新采用“包钢”技术，他仿制日本长刀锻造“戚家刀”。这种刀的刀身类似日本刀，不过长度要比日本长刀短小，有八十到九十厘米左右，而且为了适合明军的使用习惯，刀柄有一个向下的弧度，这使得明军在兵器上拥有了对抗能力。
为了对付日本武士的灵活散攻战术，戚继光创造了“鸳鸯阵”。“鸳鸯阵”是一种七个人或九个人，甚至是十一个人一组的阵法。其中七人阵法是中间一个拿狼筅（砍下来的大竹子），中间这个人身高马大，拿一个茅竹，两边两个人是长枪手，长枪手的两边是两个盾牌手，拿盾牌，拿腰刀，这看来是一种攻防兼备的阵法。
《纪效新书》中明确记载了以十一人为一队的阵法，居首一人为队长，旁两人夹长盾，又次二从持狼筅，复次四人夹长矛、长枪，再次二人夹短兵。阵法可以随机应变，变纵队为横队即称两仪阵，两仪阵又可变为三才阵。
过了几年，倭寇又袭击台州（今浙江临海）一带，戚继光率领新军赶到台州。倭寇在哪里骚扰，他们就打到哪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海盗队伍，哪儿是戚家军的对手，交锋了几次，戚家军每次都取得胜利。最后，倭寇在陆地上无法立足，被迫逃到海船上，戚继光又用大炮轰击。倭寇的船起了火，大批倭兵被烧死或掉到海里淹死，留在岸上的也只得乖乖投降。倭寇见到浙江防守严密，不敢再侵犯。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进攻桃渚、圻头，戚继光紧急率兵至宁海，扼守桃渚，大败倭寇于龙山，并追敌至雁门岭。后来倭寇乘虚分兵突袭台州，当时在台州聚集之倭尚有万余，船只五百多艘，而戚继光却在台州先后九战皆捷，四月破敌于花街，五月取得“白水洋大捷”，取得如此功绩，台州军民曾刻碑以纪之，而与此同时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破倭寇于宁波、温州，自此浙江东部的倭寇被平定。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倭寇大举进犯福建，当时的宁德城已经屡次被倭寇攻破，在距城十里有一横屿岛，四面皆为水路险隘，倭寇以其作为大营。附近明军官军不敢出击，双方对峙达一年多。新到的倭寇又一路在牛田（今福清东南）扎营，另一路在兴化（今莆田）扎营，东南互为声援。闽中各地连告急，胡宗宪复檄戚继光率军前往剿之。
戚继光决定先进攻横屿，乘潮落水浅，“戚家军”每人持草一束，填壕而进，大破横屿的倭寇巢穴，斩首二千六百。后戚继光引军至福清，击破牛田倭寇，并乘胜追敌直致兴化，连克倭寇六十营，斩首千余人。直到平明大胜入城，兴化的军民才知道“戚家军”的到来，当地百姓牛酒劳师不绝。
大胜之后，戚继光回师浙江，在到达福清时，正遇倭寇自东营澳登陆，“戚家军”于此又斩敌二百余人。此时广东总兵刘显亦屡破倭寇，闽中倭寇已被肃清。同年，从福建败走的倭寇，进犯台湾鸡笼一带，也被当地高山族人民击退。
在戚继光回到浙江之后，毛海峰率倭寇攻下平海卫，此时俞大猷已经被朝廷解禁复出，被任命为福建总兵官，戚继光副之。
在平海城陷后，总兵刘显所率军少，不敢进攻，而此时俞大猷军也不想进攻，认为需等待大军合围平海方可发起进攻。终于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四月，戚继光率领浙江兵至平海，大军汇集之后，巡抚谭纶将中军，刘显在左，俞大猷居右，合力进攻平海。戚继光为先锋先行，左右军随后而进，此战斩寇首二千二百级，解救被掠者三千人。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二月，倭寇余党重新纠集新倭万余人，连续围困仙游数日。戚继光率军出击，大败倭寇于仙游城下，又乘胜追寇而败之于王仓坪，斩寇首数百级，其余大多坠崖而死，剩下的数千倭寇逃到漳浦蔡丕岭，此时戚继光兵分五哨，率士卒身持短兵攀至崖上，俘斩倭寇数百人。
同年十月，潮州倭寇二万人与大盗吴平军相互成掎角之势以对抗明军，俞大猷率军大破敌于海丰，残余倭寇夺渔船逃入海中，俞大猷和部将汤克宽又连破吴平数次，迫使吴平归降。未几，吴平又重新造反，并于嘉靖四十四年（1564年）秋入犯福建，俞、戚二将“双剑合壁”，俞大猷率领水军，戚继率领陆军，再次击败吴平海寇于南澳，自此大股海寇皆并击破，危害已久的倭患终被荡平。
外敌还是黑帮：不得不说的倭寇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句话是戚继光将军说的。诗句中的“但愿海波平”，所指的就是希望平定倭寇之患。
真假难辨的外敌与黑帮
元末时天下大乱，就有一些日本武士来到中国沿海地区活动，而明代的倭患也早在明初便已开始。明政府曾在辽东到浙江、福建再直达广东的漫长沿海筑建海防来进行防御。由于明初的国力“较为强盛”，太祖皇帝对外的态度也比较强硬。自洪武二年（1369年）开始，明廷曾数次向日本派出使节质问当时的日本政府，足利良怀当时还是承认了错误，但由于日本内乱，无法彻底解决海寇问题。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双方协定：“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舟止二艘，不得携兵器，违者以寇论。”并命令日本政府禁止入寇。永乐初年，室町幕府曾几次向明朝进贡和帮助剿灭海寇。但好景不长，在永乐十七年（1419年），双方在辽东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此役中明军都督刘荣率军取得斩敌七百四十二，生擒八百五十七人的战绩。在宣德年间以后，双方又重新恢复了邦交关系。日本恢复对明朝的朝贡，但日本的一些贡使和随员在贡船中夹带私货进行贩卖，从中牟利，还不断的与沿海居民发生冲突。而另一方面，在《大明律》中明确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稠绢、丝绵出外境活卖以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沿海地区的居民和商人下海几乎都是犯法，别说和国外通商互利了，终于在嘉靖年间，矛盾被不断激化，由于此时明朝国力衰退，朝廷的奸臣当道，而日本国内也战乱不断，明朝的海患达到了顶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