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堂
天主堂，包括一座砖木结构的西式教堂以及一座高拔的井字形钟亭。这座建于一百多年前的老教堂，高踞于长龙山的龙头----“西瓜顶”上，俯视着一波横流的长江，至今仍是大通的标志性建筑。
我一直以为天主堂是一座美国人的教堂。近读吴华先生的一份资料，才知道建造这座西式教堂的是西班牙的解佩克神父，而非美国人。吴华是外乡人，但他却把大通和悦洲的历史梳理得井井有条，比起吴华来，生于斯长于斯的我应感到惭愧。
鸦片战争暴发后，大通以及上游的安庆同时被列为外国轮船的停泊港，最早在和悦洲设立上下客“洋棚”的是英国的“太古洋行”、“怡和洋行”，日本人的“大阪”“日清”紧随其后。中西方的距离不再遥远，上个月在伦敦流行的西服，下个月就挂在了和悦洲的货栈里。高鼻梁黄头发的西方传教士似乎在这之前就闻到了和悦洲的气息，至今矗立在大通的那座天主堂钟亭上醒目地刻着“1873”的字样。可见早在鸦片战争之后，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之前，即有西班牙人来大通传教。
不知道西班牙人是什么时候离开大通的，但至少在新中国成立前很多年，依然坚固的天主堂就开始失去它的宗教功能。2008年，我因撰写大型电视专题片《黄梅戏》而采访著名的黄梅戏前辈演员桂月娥。严凤英出道前，桂月娥就已经红遍大江南北。1946年6月，桂月娥在大通天主堂唱《乌金记》，计划连唱七天。桂月娥的戏票在当时真正是一票难求，连从和悦洲江面上经过的一艘美国兵舰也抛锚江面，那些高鼻子的美国水兵们也成了桂月娥的铁杆粉丝。《乌金记》刚唱了一天，桂月娥就被附近一个保安团长请去喝茶了，直到第三天，保安团长仍不肯放桂月娥出来。戏迷们愤怒了，学生们开始上街游行；美国水兵们也愤怒了，他们把大炮对准了天主堂。保安团长迫于压力，这才把桂月娥放了出来。桂月娥说，她再也不敢在天主堂唱戏了，当夜就逃离了大通。
桂月娥在天主堂唱《乌金记》时，西班牙的传教士们一定已经离开了大通，否则，这些传教士们是不会允许戏子们登上他们布道的圣坛，从而亵渎了他们至高无尚的上帝。
严凤英的走红，是在桂月娥的后期。严凤英一出道，就让她的戏迷们为之疯狂。有意思的是，严凤英在天主堂居然有了前辈桂月娥同样的遭遇。严凤英最后选择的也只有逃走这一着。
在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天主堂的钟声已不再是上帝召唤子民的声音，而成了恐怖的绝音。我不知道那时候的大通为什么有着如此频繁的火灾，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当时的祠堂湖畔有太多的茅草房，那些茅草房一家连着一家，一家不慎燃起大火，必将株连一片，严重时，一直烧到附近的街道上。而且，火灾往往发生在夜里，那烧红的瓦片窜向空中，在空中交织成一幅壮观的画面。每当这时，天主堂的钟声就会敲响，它召唤着人们前去救火。以至当时，我们最恐惧的不是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或者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攻大陆，而是天主堂的钟声。前者离我们总是十分遥远，而后者却在伸手可触之处。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那座与钟亭相连的大教堂仍时常被外地来的戏班子当作一处剧场。那座足以容纳四五百人的教堂也是我们召开全校大会的所在。有时雨天，我们的德育课也在这间教堂里完成。我在这间大教堂里完成了少先队宣誓，在那方铺着橡木地板的舞台上领到三好学生的奖品。小学毕业那一年，整个学区的小学毕业都集中在我们学校上课，教室就设在那间大教堂内。教堂的顶上绘着彩色的“万”字图案，阳光从镶有彩色玻璃的窗户照在教堂内，在光洁的水泥地上投射出斑斓的色彩。
那间大教堂毁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场大雪。但直到今天，天主堂依然矗立在长龙山上，它依然是大通的标志性建筑，它被印在一些产品的包装盒以及大通的对外宣传册上，成为外地人认识大通的名片。我像很多前来大通观光的人们一样，从各个角度对准天主堂一次次按下快门，我在那一带流连着，我也在拾掇着童年记忆的碎片。
青通河
每次回到故乡，我总要去看看青通河。
眼前的河流一如既往地流淌着，脚下是我熟悉的沙土地，松软而又潮湿，河床四周散发着泥沙和腐殖质混合的气味。河岸的边缘处，是一些杂乱的柳树，即使是在这样萧瑟的季节，柳枝头上依然飘浮着一丝微绿。
我已经很久没有来看青通河了，沿着河岸，我慢慢地走着，我要好好看看这条曾经滋润了我生命的河流。脚下的地方，原先是一片沙滩，沙滩下是退水后留下的淤泥以及人们用片石铺就的临时步道。我是吃着青通河里的水长大的，那时候，每隔几天，我和妹妹就必须抬着一只水桶，沿着这条步道一桶一桶往家里的抬水。缸太大，而桶又太小，有时候，整整一上午，我们就一直往来于家与河岸之间，直到肩膀开始红肿。因为抬水这样累死人的活计，我们总是盼着夏天。到了夏天，青通河里的水就漫上来了，一直漫到河滩上，这样，就不用爬那一截陡峭而泥泞的河岸了。而且，夏天的青通河是我们的欢乐地，每天中午，趁着大人们还在午睡，我们就溜进河里，我就是这样在与父亲的斗智斗勇中掌握了水性，练就一身水上功夫。
成长的烦恼总是驱之不去。有时候，我一整天都会坐在青通河边，坐在那堆黄沙上，看浑浊的河水默默地向远处流去，默默地想着少年的心思。一艘拖轮带着十几条驳船缓缓驶来，它们在河岸上丢下巨大的浪头，接着又向远方驶去。好几次，我都想跳上船头，跟随那其中的一条船去远方流浪。有一次，我甚至认识一个船上的孩子，我们约定，等他们的船开动时，我就偷偷躲进他家的船舱。真的到了那一天，我却又临时退却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优柔寡断，患得患失，这注定了我一生也做不成任何一件大事。
“何曾怨川后，鱼蟹不论钱”，这是宋时诗人杨万里的句子。渔讯期是在八九两月，每到这时，青通河里就塞满了渔船和大大小小的渔罾。巨大的渔网架在船头上，就像现在城市工地上的铲车，那只网铲到水里，船缓缓地移动着，把沿途的鱼儿都铲进那只巨大的网里。
我们也都加入到一年一季的忙碌中。四根柔韧的竹杆撑起一张小罾，人就站在河岸边，一罾一罾地起水，一罾一罾地把白白的鱼儿用兜子送到一旁的水桶里。即使是在冬天，青通河也一样给我们带来丰硕。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哥哥在冬天的夜晚到青通河扳虾，几块纱布做成一只小罾，罾里放上炒熟的米糠。如果你足够勤奋，扳上来的米虾在那个冬季是吃不完的，于是就晒干了，晒得脆脆的，然后用一块纱布把晒干的米虾包起来，在青石板上一阵猛砸，砸得虾皮与虾仁分离了，簸去虾皮，用剩下的虾仁做成辣酱，或者蒸蛋，是永远都吃不厌的，一直能吃到第二年的夏天。
一年四季，青通河岸总会游弋着一些单薄的渔船，渔船上盖着乌黑的油了桐油的竹席，船板被船妇拖擦得光光亮亮，船头支着锅灶，船舱里堆着迭得整齐的被子以及其他用具，这就是渔人的家了。他们在被烟薰得漆黑的渔船上生火做饭，也在这窄小的船舱里生儿育女。整个冬天，渔船就泊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岸上的劈柴码成井字形，渔人就坐在那堆劈柴旁边晒着太阳，织着鱼网，旁边偎着他们温顺的狗。我认识一个叫四喜的渔船上的孩子。我曾经小心地爬到他们的船上，学着他们的样子，盘着腿坐在船头上，在一股呛人的烟气中看他的母亲在一只缸灶上把一条条小鱼煎得焦黄。我向附近的一只渔船打听四喜的下落，那人回答我说，船在河里，河在漂着，况且这么多年了，漂在何处，谁又晓得呢？
是的，一个人就是一条河，每一条河流都是一个未知的符号。
父亲逝去快三十年了，现在，我再次回到石板路上，走到青通河边。三十年过去，无论是我抑或是这个世界，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唯有这条河还是那样不变地流淌着。
在一个院落，我看到一个老头坐在那里悠闲地喝着老酒，所有的酒菜只是几盘花生米。老头的牙齿差不多全都脱落，他费力地嚼着花生米，每喝一口酒，都会有酒从他的腮角流下来，一直流到他的胸上。老头已认不出我了，但我却一眼就认出了他。那时候，即使是冬天，他也只穿了双草鞋，挑着一担大号的水桶，一趟一趟地从陡峭的河滩爬上来。挑水是他的工作，他就是用这种工作养活着他的妻子以及他唯一的女儿。我知道他的年龄与我的母亲相仿，知道他嫁到外地的女儿也早已做了太婆，而他却依然生活在青通河岸，生活在这临近河岸，几近坍塌的老屋里。老头向我说起烧开水的王寡妇，说起淹死在自家水缸里的街道主任，说起他一生都在替人做媒的妻子麻大姑。老头说着，那张核桃一样堆满皱纹的脸渐渐地有了一丝红润，他骄傲地向我扳着指头，说着自己经历过的一桩桩事情。他说：“我每天就坐在这里，一直在看着。我看着那些作恶的人怎样一个个死去，而我却活着，活到这把年纪。”
我要离去了，老头说，告诉你老妈妈，让她好好地活着，活着，就能看到这世上的一切。我走出很远了，老头仍像一个哲人，在那里絮絮叨叨。
“青通河，我终于又一次来过。”我对自己说。说时，眼泪却没来由地流下来。
二道街
和悦洲有三条大街：头道街，二道街，三道街。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二道街度过的。
头道街是和悦洲的南京路，是和悦洲的经济中心，住的大部分是生意人；二道街的住户大多是码头工人，其次是一些手艺人。码头工人们早出晚归，早上，他们乘着小划子过江，在大通的码头上装货、卸货，隔着一道江水，从江那边整天都会传来他们“嘿哟嘿哟”的码头号子。晚上他们回来，一条街道上都飘着他们杯里的酒香。
相比起来，手艺人就轻松得多了，他们有自己的店铺，有自己的商坊：木匠店，漆匠店，石匠店，蜡烛坊等等。比起头道街的生意人，二道街的手艺人虽然并不富裕，却一般也都衣食无忧，属于二道街的中产阶级。父亲是后来者，虽然没能居上，但他们还是很快就接纳了父亲，并成为父亲的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喝到兴处会猜拳行令，“拳哪，五星魁首！拳哪，八马！”那时候，我总是站在酒桌旁，趁着父亲不注意，一伸手就把父亲腋下的那杯酒喝光了。我也就是那样学会喝酒的。逢年过节，他们会在一起打打牌，吹吹生意经，彼此来往也十分频繁。
在那座二道街的新居里，父亲经常接待来自老家的亲戚，这是父亲高兴的事，老家的亲戚来了，他们会把父亲的辉煌父亲的荣耀再带到老家去，对这些老家的亲戚，父亲总是盛情招待。父亲带着他们一处处看他的新居，看他前前后后的院子，看院子里那些堆积如山的木材，父亲大声地使唤着家里的伙计和学徒们，脸上漾溢着一个成功者的自信和满足。那些老家的亲戚多半是到江南湖场打青草做肥料的，成群结队而来，在堂屋里打上通铺，他们来时，家里就有了一屋子的喧哗和一屋子的湖草的气味。
在二道街，母亲也有自己的“闺中女蜜”，那是一个小脚女人，丈夫是一个石匠。女人针线活做得十分精巧，母亲时常会带着我去石匠家。每次进门，石匠的女人就把一块块米糖，一把把炒豆将我打发了，然后她们俩便凑在一起做针线，说些贴己的话。
有一阵子，母亲不再去石匠家了，后来知道，那小脚女人在一天夜里见到她前头的男人，第二天就疯了，整天哭哭闹闹，披着头发到处乱跑，有时就当众把衣服一件件脱了，弄得一条街道不得安生。她丈夫于是就请来一个“过地阴”的，让他去同那早就死去的男人做一番交涉。那天我们全都去石匠家看热闹，看“过地阴”的怎样去阴曹地府，怎样同那个死去的男人交涉。那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头整个蒙上，然后就像醉汉一样伏在桌子上，似睡非睡的样子，却又嘴里念念叨叨。过了很久，他似从睡梦中醒来，打着哈欠说，他已经同那个死鬼谈妥了，死鬼说，须放一千盏河灯方可消灾。
放河灯的那天晚上，江边围满了看热闹的人。那些河灯全都用白纸折叠而成，中间插上蜡烛，道士念着经，将河灯一盏盏点亮，一边念着经，将灯放到江里，任江水带着那些河灯流向远方，流到那死鬼居住的地方。奇怪的是，过不多久，石匠的妻子果然就不再疯闹了。
很多年过去了，二道街渐渐就成了一条空街，只住着两三户人家。除了银匠，另两户是从渔船上迁居而来的湖北人。
前年冬天，我陪摄影家陈鹰来到二道街。在我们居住了八年的旧居前，正在侍弄菜地的银匠一眼就认出了我。他停下手里的工作，在清晨凛冽的空气里，隔着一道用碎砖头垒起来的院墙，我们就这样说着可有可无的闲话。
银匠的妻子患了大骨节病，这几年一直躺在病床上。虽然她也有七十好几了，但二道街的人一直称她“大新娘子”。听到我与她丈夫的说话声，大新娘子在屋里说，你在同哪个讲话？老徐说，黄狗，黄姆妈家的小儿子黄狗。大新娘子在屋里叫着，叫黄狗进来，我看看他是什么样子。我们上一次的见面大约是在五六年前，我带着我的母亲。当时的大新娘子正在屋子里腌制霉干菜，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煮熟了的老芥菜的香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