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店
这家理发店有着一百年历史了，门楣上“理发店”三个字描了又描，不知描过多少次了，陈师父说，距上次描它，也应该有二十几年了。
像这条街上所有的店面一样，理发店前贴大街，后抵鹊江，涨水的季节，水爬到后门台阶，水壶要烧水，跨出后门口就是。
这条大街上有几百家店铺，一百多年来，没有一家店铺不是时常地在发生着变化。头十年卖布的，后十年或者就改成卖百货了；再过十年，又开始做小吃了。做生意没有不迎合市场的，但一百多年间，不论社会发生何种变化，人都得解决这顶上之事，因此，理发店的生意永远都不会改变。进来理发的人像割韭菜一样一茬一茬的，但理发的师父还是那几个，朱师父、陈师父、刘师父，杨师父，施师傅。他们十几岁开始在这里学徒，满师后就留在店里，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摸过的头不说上万，也有几千吧。摸过爷爷的再摸儿子，摸过儿子再摸孙子。他们自己也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老起来。
那时候，门前的大街不会是如此冷清，理发店是这条街上最热闹的地方，从早到晚，店堂里都是熙熙攘攘。冬天，店堂中央生着一只火炉，火炉的白铁管子从头顶上穿过去，一直穿到门楣的玻璃孔上，玻璃孔上的白铁管子一天都丝丝地冒着白气，理发店一天也都是暖和和的。夏天，从江面上掠过来的穿堂风吹走了店堂里所有的暑气，头顶上再吊一只用马粪纸做的长方形的大扇子，一根绳子穿过滑轮，雇来的孩子扯着那根绳子，头顶上的扇子缓缓地摆动着，理发店里就有了一阵一阵的自来风。
一百多年过去了，理发店早已呈现出苍老之色，但它仍顽强地存在着，存在在这条逐渐冷落的老街上。那两排从德国运来的理发椅笨重是笨重了些，但它看起来依然结实，无论是坐垫还是靠背，都很适合人的体型，顾客坐在上面，一点都没有不舒服的感觉。贴在墙上的大镜子每一面都生满了水锈，但镜子里的人却一点都不变形，乃至台子上黑黑的剃头箱子，都是我小时候见过的。师父们还是习惯用推子给人推头，用老式剃刀给人刮脸，用一根细细的铜耳扒替人掏耳朵。朱师父说，很多人就是冲着这个来的，他们来理发，好的就是掏耳朵。我的邻居老飚是这店里的常客，他说，掏耳朵那一刻的舒服，给个县长也不做。
九岁那一年，我终于摆脱了魏驮子的剃头挑子，第一次坐在那张宽大的理发椅上；我当然也不会忘记最后一次在这里理发的日期。那天清晨，父亲这棵大树的最后一片叶子即将飘落，母亲悄悄附在我耳边说，趁着你老子还有一口气，你去把头剃掉。我知道，父亲过世后，是要留七头的，要做七七四十九天孝子。那天帮我理发的仍是朱师父。
朱师父剃过的头像地上的头发一样多，他当然不记得这些，也不记得我了，但我一说起我父亲的名字，他立即就想起来了。他说，那时候，你父亲没事就捧只茶杯坐在那张椅子上，你父亲会谈三国，还会谈水浒，人是好人，就是脾气直了些。
九十一岁的朱师父退去有十多年了，他的家就在理发店隔壁，虽然不理发了，但他仍像过去一样，早上一出门，他就进了理发店。奇怪的是，他从不在理发椅上就坐，而是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长条凳上。他坐在那里，双手拢在袖子里，看着进进出出店堂里的人，看着门口那条老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一天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
现在，来这里理发的人越来越少了，山上新镇开了几家发廊，除了一些中老年人，年轻人是不肯进这家理发店的。虽然如此，每到下午三四点钟，店堂里还是会热闹起来，大到米歇尔夫人的短裙长袜子，小到孙子的作业以及藏在抽屉里的避孕套，理发店俨然就是一处新闻发布场。
每次我回大通，都要在理发店坐一坐。朱师父退休了，杨师父也退休了，现在，店里就剩下陈师父以及另一个我不认识的师父了。陈师父说，我都七十好几了，明年，我也要退休了。他指着那开始坍塌的一处屋顶说，它也要退休了，一百多年了啊。
生源干子
和悦洲旧时民谣《十舍不得》中有说“＊舍不得，生源干子一个钱两块”，也有说“好吃经拽”的。
生源干子不知是哪个年代的事了。我幼时，做干子最好的人家是清字巷的蒋家。这蒋家，就是我的姨夫蒋云昌。姨夫旧时曾在县衙做过职员，解放后就在清字巷开了这家豆腐店，除了豆腐，主打的还是酱油干子。清字巷是一个渡口，蒋家的豆腐店取地利之便，加上做工好，肯用精料，真正是薄利多销，做多少卖多少。那时大小轮均在和悦洲停靠，上至武汉，下至上海，生源干子是旅客途经大通必带的东西。我舅舅年轻时也曾在和悦洲呆过，每次他写信让我母亲去屯溪，都交待说，什么也不要带，只带两样，一是青通河岸滩上的蒌蒿根，二是酱油干子。
父亲时常去蒋家喝酒或是打麻将，有时会带上我。我也就对蒋家的豆腐店生涩的豆浆味熟悉起来。
姨夫五十年代末举家迁往屯溪他的老家，并把他的手艺带到皖南一带。那一年我去屯溪，表弟以茶干送我，我怀疑这耐嚼好吃的茶干就是姨夫带过去的。蒋家之后，和悦洲做得最好的一家就是周鼎昌了。八十年代末，我曾想写一个关于生源酱业几代人奋斗历程的小说，而生源干子的独门绝活是我这小说中必须要写到的，于是，我去拜访周鼎昌老先生。其时，周老刚从大集体豆腐业退休，住在浩字巷的一间临街的屋子里。他见我问得仔细，以为我要去剽学他的技艺，谈话便有了警惕。那一次的采访无果而归，但我并不怪周老。我知道，旧时生源号收学徒，是要写拜师帖、办拜师酒的，甚至还要三师七证，来不得半点马虎。像我这样两袖清风，大大咧咧地上门寻访，周老当然会有想法了。
周老逝后没几年，和悦洲开始移民迁镇，人去了，屋空了，和悦洲的三条大街短短几年就成了废街。大约五六年前，我去和悦洲时，听说三道街仍有一个吴师父在开豆腐店，所做的蒲包干子很有特色。我们去时，吴师父的豆浆刚刚出锅，他给我们每人舀了一碗豆浆，各放了一勺糖，我们就站在他的豆腐锅前一口一口地喝了起来。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能等到他的蒲包干子出卤就告辞了，临离开时，有好奇者揭开他桌上的沙罩，意外发现他们当茶点的几块蒲包干子，厚厚的，淡绿色，表面有蒲包的纹理。忍不住用手拈了一块，慢慢地品着，直到上了渡船，口里仍有蒲草的清香。
今年正月我去和悦洲时，有心去老吴家买几筒蒲包干子，却听说老吴歇业不干了。第二天我在大通新区意外地见到老吴，我问他为什么不做蒲包干子了，老吴说，儿子不让干，让我们替他带孙子。老吴在新镇买了房子，每天接送孙子上学放学，日子过得也算自在，他当然不会想到，还有人在惦记着他的蒲包干子。
我为又一种传统产品的消失而痛心，于是又想起我的姨夫以及那一次拜访周鼎昌时的情形。我的侄辈海峰说，叔对生源干子这么有兴趣，我带你去拜访一个人吧，生源酱业最后一位老师父王义德。
其时已是傍晚，但我们还是沿着一条巷子，找到王义德的家。老俩口正在吃饭，已近尾声了。海峰是他儿子的同学，彼此都是熟悉的，王老放下筷子，给我们泡茶。老人家九十一了，但仍然眉清目秀，一脸的儒雅。王老十六岁进生源酱业，一开始学做朝奉，不等出师，就解放了。合作化后，王老在大通豆腐业做会计，直到中年以后，才开始到后坊做酱油干子。
就像当年的周鼎昌一样，王老同样把我当作剽学技艺的人，但他似乎并无戒备，谈话也就顺风顺水地进行下去了。
做酱油干子，第一要一钵好酱，所以那时候做酱油干子的人家必须配有一座很大的院子，这院子就是为晒酱而准备的。第二是十多道工序，一道不能少，一点也不能马虎。需用石磨磨豆子，筛浆水须用老布，老布密实，泌下的浆水才不含半点豆渣。豆腐点出后，将其放在特制的模子里，每一个模子里一块大小相同的老布，四面包扎至紧，再用大石压制，直压得干子薄于铜钱，韧如肉糜，折而不断，这样，就可以放进汤汁中熬制了。第三是配料的精致，那汤汁也不是一般的汤汁，须用自制的酱水，配上鸡汤、香菇、八角、冰糖、麻油几十味作料，将白干子放进汤汁中文火通夜熬煮，第二天清晨出锅，拌上小磨麻油，这时的干子色如酱墨，亮如膏脂，吃在嘴里，嚼之有味，真正是舌上生香。
一钵好酱，繁杂的工序，精致的配料，这些都是功夫，而这一整套功夫，恰恰是现代人所缺少的。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把粗制滥造当作法宝，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丢掉了能让我们舌尖生香的功夫，这不知道是不是现代人的悲剧？！
造船厂
我一直不认为造船厂是一个厂，因为它既没有围墙，也没有大门，而是在一处露天的江滩上。
我的一个同学叫章启舵的，父亲就是和悦洲造船厂的工人，人们称他“大木匠”。我父亲也是一个木匠，但人们只称“黄木匠”，虽然我父亲在木匠这一行里还算是比较权威的，他带出的徒弟就有好几十，但比起章启舵的父亲，我父亲的称谓前就是要少一个“大”字。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很有讲究的。
原来木匠行里有大木匠、圆木匠和小木匠之称。能够建桥、建房、造船和建油榨的，才具备做大木匠的资质，我父亲虽然打出来的凳子任由人摔砸，方圆一带很多老人的寿材都是经我父亲手割出来的，六十年代前铜陵地区很多被当作标致性的建筑都是他与他的徒弟们一根椽子一根梁地建起来的，但他毕竟不具备建桥、造船的本领，因此，他只能被人称为黄木匠，而不是大木匠。
我从小就知道同行是冤家，有本事的同行更是相互不容，就像我们作家行里一样，你写得好，我比你写得更好，你算老几？我父母只生了一个，你说我算老几？即使后来章启舵的家也搬到上街头，我们两家成了邻居，两位年龄相差无几，工龄不相上下的老木匠仍是没有任何来往。章启舵的父亲每次驮着工具箱从我家门前走过时，都是气宇轩昂的样子。坐在门口竹榻子上喝酒的父亲抬起头朝章启舵父亲的背影看一眼，那眼里分明就有几分不屑。
章启舵后来休学去了造船厂，跟随他父亲做了一个造船工。文革后期，下放前夕，我在街道上百无聊赖，章启舵就邀我去了一趟造船厂。那是一座建在露天江滩上的工厂——如果那能称之为工厂的话。远远地听到一片有节奏的敲打之声，是斧头敲打在船体上的声音。很多年后我去采访一家剧团，当时正有一个老者指挥着一群年轻的乐师练习打鼓，打鼓佬手中的鼓槌不停地变换着节奏，时而如急风骤雨，时而如雷声远逝，时而又如雨滴击水，不到现场聆听者，又怎能相信，一只普通的中式鼓，竟能敲出变化万状，有形有象的效果来。听着这动人的鼓点，自然就想起那一次去造船厂看一群造船工用斧头敲打船帮的声音。
造船工们悠闲地挥舞着斧头，唱着号子，似乎那不是在进行一桩繁杂的劳动，而是在演奏一种原始的乐器。“砍砍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原来我只知道古代伐木的声音很美，很动听，却没想到造船的声音也一样美妙。造船工们挥舞着斧头，他们似乎相信，唯有这声音能渲泄他们对生命的热情，他们也就是这样在斧头对船体的击打中享受着劳动的欢悦，后来我读过民间音乐家耿宏志兄的一个资料，原来这些节奏的确如打击乐的曲牌，的确被人冠以不同的名称：“八仙过海”、“龙宫取宝”、“雷公点将”、“凤凰点头”等。“天上多少星，船上多少钉”，一件船体上有太多的钉子，造船师们经过无数次的敲打，才能将那些钉子钉进船体，才能让桐油拌和的浆纱敲进船缝中去。船工们挥舞着手中的斧头，就像乐师们击打着自己的乐器，那动作是节制的，是舒张有度的，于是，他们把这露天的江滩变成一处音乐台，也让前来观看的人感受一番劳动的欢愉。
造船师们一般选在农历四月十五日开工，因此时日照渐长，阳气上升，有利于木船的板缝油灰浆的收燥。动工的当天，先要摆好香案、香烛、三牲，以祭祀龙王。船只终年以水为伴，贿赂好龙王爷，才能保这艘大船顺风顺水，永久平安。到了辰时（上午七点至九点钟，传为辰龙起身之时），大木匠亲手劈开一根木料，接着便一声大喝：开工喽！此时鞭炮大作，造船师们相互拍打着对方的身体，以示庆贺，造船师们一年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一般说来，每条船都是应船主的要求打造的。在造船的每一个重要环节，如安装船头、竖大桅、合龙口（最后一道木板联接）等，船主都必须给当事者发一定数额的红纸包，而以大木匠的红纸包最丰。新船造好后，造船工们称之为“木龙”。木龙第一次登江，要请先生选择吉日。这一天，木龙的船头、船尾、桅杆、舱门都要贴上大红对联，甚至整个船体都要挂红披彩。船工们也要身着新衣，甚至披红戴花。船上要点香烛，岸上要摆香案。船主要杀鸡祭天，对着大江叩拜龙王保佑。礼毕燃放鞭炮，送木龙登江。如果近处有龙王庙或水神庙，船主先要前去祭拜，然后再回到江边举行登江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