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和而不同”——胡适与周作人
1919年春天，周作人在《新青年》六卷二号发表新诗《小河》：
一条小河，稳稳地向前流动。
经过的地方，两面全是乌黑的土；
生满了红的花，碧绿的叶，黄色的果实。
一个农夫背了锄来，在小河中间筑起一道堰。
下流干了；上流的水被堰拦着，下来不得；
不得前进，又不能退回，水只在堰前乱转。
水要保他的生命，总须流动，便只在堰前乱转。
堰下的土，逐渐淘去，成了深潭。
水也不怨这堰，——便只是想流动，
想同从前一样，稳稳地向前流动。
一日农夫又来，土堰外筑起一道石堰。土堰坍了；
水冲着坚固的石堰，还只是乱转。
堰外田里的稻，听着水声，皱眉说道：
“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怜的小草，
我喜欢水来润泽我，
却怕他在我身上流过。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
他曾经稳稳的流过我面前，
我对他点头，他向我微笑。
我愿他能够放出了石堰，
仍然稳稳地流着，
向我们微笑；
曲曲折折的尽量向前流着，
经过的两面地方，都变成一片锦绣。
他本是我的好朋友，
只怕他如今不认识我了；
他在地底呻吟，
听去虽然微细，却又如何可怕！
这不像你我的朋友平日的声音，
被轻风搀着走上沙滩来时，
快活的声音。
我只怕他这回出来的时候，
不认识从前的朋友了，
便在我身上大踏步过去；
我所以正在这里忧虑。”
田边的桑树，也摇头说：
“我生的高，能望见那条小河，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送清水给我喝，
使我能生肥绿的叶，紫红的桑葚。
他从前清澈的颜色，
现在变了青黑；
又是终年挣扎，脸上添许多痉挛的皱纹。
他只向下钻早没有工夫对了我点头微笑；
堰下的潭，深过了我的根了。
我生在小河旁边，
夏天晒不枯我的枝条。
冬天冻不坏我的根。
如今只怕我的好朋友，
将我带到沙滩上，
拌着他卷来的水草。
我可怜我的好朋友，
但实在也为我自己着急。”
田里的草和虾蟆。听了两个的话，
也都叹气，各有他们自己的心事。
水只在堰前乱转；
坚固的石堰，还是一毫不摇动。
筑堰的人，不知到哪里去了。
周作人晚年对这首诗作了这样的解释：“鄙人是中国东南水乡的人民，对于水很有情分，可是也十分知道水的厉害，《小河》的题材即由此而出。古人云，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法国路易十四云，朕等之后有洪水来。其一戒惧如周公，其一放肆如隋炀，但二者的话其归趋则一，是一样的可怕。”
胡适激赏这首诗，在《谈新诗》中予以甚高的评价：“这首诗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那样细密的观察，那样曲折的理想，决不是那旧式的诗体词调所能达得出的。”
1918年，周作人发表重要文章《人的文学》。所谓“人的文学”，周作人的定义如下：“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对作为根本的“人道主义”，周作人也做了特别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墨子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便是最透彻的话。上文所谓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正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耶稣说，‘爱邻如己’。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
胡适盛赞《人的文学》，认为，这篇文章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平实而伟大的宣言。胡适说，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另一个就是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在胡适眼中，周作人《人的文学》是新文学理论纲领性的文字。
周作人曾将日本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翻译成中文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与谢野晶子此文，对道德、贞操的思考尖锐而发人深省。她认为，道德应是历史的观念而不能成为束缚人的教条：“道德这事，原是因为辅助我们生活而制定的。到了不必要，或反于生活有害的时候，便应渐次废去，或者改正。倘若人间为道德而生存，我们便永久作道德的奴隶，永久只能屈服在旧权威的底下。这样就同我们力求自由生活的心，正相反对；所以我们须得脱去所有压制，舍得一切没用的旧思想，旧道德，才能使我们的生活，充实有意义。”
当时的日本也是封建国家。社会对男女的贞操要求完全不同，女子不能失贞，男子却可以纵欲，对此，与谢野晶子提出尖锐批评：“倘这贞操道德，同人生的进行发展，不生抵触，而且有益；那时我们当他新道德，极欢迎他。若单是女子当守，男子可以宽假；那便是有抵触，便是反使人生破绽失调的旧式道德，我们不能信赖他。”“又听有人说，贞操是只有女子应守的道德；男子因生理的关系，不能守的。照这样说，岂不就是贞操并非道德的证据，证明他不曾备有人间共通应守的道德的特性么？”
在译后记中，周作人说：“我确信这篇文中，纯是健全的思想”。
胡适读了《贞操论》，感触颇多，一口气写下数千字长文《贞操问题》。胡适说，家庭专制最厉害的日本能有这样大胆的议论，“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件极可贺的事。”与谢野晶子在文中有这样的疑问：“贞操是否单是女子必要的道德，还是男女都必要的呢？”胡适认为，这个疑问，在中国更为重要。胡适批评了中国“贞操观”的男女不平等现象：“中国的男子要他们的妻子替他们守贞守节，他们自己却公然嫖妓，公然纳妾，公然‘吊膀子’。再嫁的妇人在社会上几乎没有社交的资格；再婚的男子，多妻的男子，却一毫不损失他们的身份，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吗？”
胡适最终的结论是：“男子嫖妓，与妇人偷汉，犯的是同等的罪恶；老爷纳妾，与太太偷人，犯的也是同等的罪恶。”
胡适此文是对周作人译文的回应，并且，胡适还把译文中提出的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对“贞操问题”，胡适和周作人的观点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关于子女的孝顺问题，胡适和周作人的观点也近乎一致。
1919年3月，周作人发表《祖先崇拜》一文，提出父母于子无恩的观点：“父母生了儿子，在儿子并没有什么恩，在父母反是一笔债。”周作人说，如果非要报父母的恩，那就应该努力做人，使自己比父母更好，“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于子女的债务——使子女比自己更好”。周作人在文中引用了尼采一句话：“你们不要爱祖先的国，应该爱你们子孙的国。……你们应该将你们的子孙，来补救你们自己为祖先的子孙的不幸。你们应该这样救济一切的过去。”据此，周作人亮出自己的口号：“子孙崇拜”。
或许是受到周作人这篇文章的影响，胡适在儿子出生后，赋诗一首，其中也表达了“父母于子无恩”的观点：“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将来你长大时，这是我所期望于你：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周作人和胡适都不主张儿子孝顺父母，但具体理由却不同。周作人认为，儿子本身就是讨债的，“父母倒是还债——生他的债——的人。”胡适则认为，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包在孝字里，结果流弊百出，所以，他干脆就将“孝”字驱逐出境了。
对日本的新村运动，周作人非常关注，也很推崇。他曾去新村访问过，还写了好几篇文章向国人介绍。
胡适看了周作人介绍新村的文章，对日本的新村生活颇为不满。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文中，胡适从四个方面批评了新村运动。一、新村生活是“避世”的；二、“在古代，这种独善主义还有存在的理由；在现代，我们就不该崇拜它了。”三、新村人信仰的“泛劳动主义”是很不经济，因为这种生活“根本上否认分工进化的道理”。四、针对周作人所说，新村人的根本观念是“改造社会还要从改造个人做起”，胡适指出，这是把“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分成两截，不妥。总之，胡适认为，新村运动宣扬的是一种“独善的个人主义”：不满社会，又无可奈何，最终选择过山林隐逸的生活。
对胡适的批评，周作人在《对于胡适之先生的演说》中作了回应。
关于“改造社会还要从改造个人做起”，周作人强调，这不是如胡适说的那样是把“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分为两截；而是改造社会先从改造自己入手。胡适说新村是“独善主义”，周作人也不承认，他认为，新村是想用和平的手段做到以前非用暴力才能做到的事。至于胡适所说“泛劳动主义”，周作人说，新村的劳动是有分工的，所以并非如胡适所说是“很不经济”的。
显然，对新村运动，胡适和周作人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不过，周作人在演说的结尾也承认，胡适对新村的“误会”，也是“绍介者”的责任，并且，他也表明“胡先生自己的主张，虽然与我的意见有不同的地方，依着我的习惯，另外不再议论了。”
周作人虽不同意胡适的看法，但他既能做自我批评，也能容忍对方的异见。这样的争论如同和风细雨，无损于两人间的友情。
胡适和周作人在诸多方面存在分歧，但宽容却是两人共有的品质。
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时，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宿，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既然“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当然就能容忍异见。
正因为胡适周作人都主张宽容，都能容纳异见，两人针尖对麦芒的学术争辩只是切磋只是砥砺，不会演变成气急败坏的争吵和恶语中伤的谩骂。
1922年，有感于当时社会的“复古与排外”，周作人发表了《思想界的倾向》一文。文中他表露了对国粹主义勃兴局面的忧虑。对太炎先生的讲学，周作人做了委婉批评：“太炎先生的讲学固然也是好事，但我却忧虑他的结果未必能于整理国故的前途有十分的助力，只落得培养多少复古的种子，未免是很可惜的。”在文章的最后，周作人还担忧，国粹主义运动很有可能演变成“国家的传统主义”即是“包含一种对于异文化的反抗的意义”
周作人的悲观论调胡适不以为然，他随即写文章表达自己的看法，在文章里胡适安慰周作人，所谓“国粹主义勃兴局面”并未形成，胡适指出，周作人文中所举的一些事例，不过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胡适说：“即使这一点回波果然能变成大浪，即使尾声之后果然还有震天的大响，那也不必使我们忧虑。”
两篇文章反映出两人性格之不同。周作人悲观，一有风吹草动，就悲叹：太阳底下无新事；而胡适号称“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再大的困难他也等闲视之，哪怕危机四伏，他也会豪迈地来一句：我们来了，一切皆会不同。
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著名的“首都革命”，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胡适风闻此事后，给外交总长王正廷写信，提出抗议：“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这封信后来发表在《晨报》上，周作人读到，立即致信胡适，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适之兄：在报上看见你致王正廷君信的断片，知道你很反对这回政府对于清室的处置。我怕你不免有点受外国人的谬论所惑。在中国的外国人大抵多是谬人，不大能了解中国……。这次的事从我们秀才似的迂阔的头脑去判断，或者可以说是不甚合于‘仁义’，不是绅士的行为，但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
胡适回信中首先表明，自己写这封信并非“受外国人的谬论所惑”，他告诉周作人，自己也赞成取消帝号，让溥仪出宫，但不赞成用武力的方式，最好采用绅士的办法，胡适说“只此一点是你和我的不同之点”。对周作人“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的话，胡适不同意，说：“这话里的感情分子之多，正与我的原书不相上下”——胡适这话很巧妙，他责备周作人的同时顺带批评了自己，如此一来，若周作人不同意这话，反显得自己心胸不宽了。
胡适的回信，言词诚恳，态度谦恭。这样的争执不会导致疾风暴雨，反而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1925年9月，胡适在武昌大学中国文学系做过一次题为《谈谈〈诗经〉》的演讲。演讲中，胡适对《诗经》中的一些作品作了富有个性的阐释。胡适的过度诠释周作人不敢苟同，便撰文《谈谈谈诗经》与之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