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诚的性格
1987年在尼古拉·瓦维洛夫诞生一百周年的日子里。《环球》杂志第五期“编者按”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在全世界为这位对世界生物学做出过卓越贡献、而本人的命运却充满悲剧色彩的伟大学者广泛展开纪念活动。
若要追问以上问题，那还得从1929年前苏联国内开始的建设速度、矛盾和抗争说起……
1929年，前苏联国内出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高速度建设。似乎世界上的事情，资本主义世界花了上百年才获得的成果，而在前苏联国土上，只要一声自上而下的命令，就可以获得。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决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按照社会主义方式改造农业。会议要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开垦1500万公顷的土地！
当时，作为列宁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的瓦维洛夫，对这项改革农村落后面貌的计划感到兴奋，但也为之十分担忧。因为计划过于庞大，前苏联的科学还不具备相应的水平和能力。为此，他向党的最高领导说出了自己的忧虑。
然而，遗憾的是，学者语重心长的意见，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更糟的是，第二年农业人民委员部，却反而认为上述计划中的指标已经大大落后，于是又进一步提出开垦1.31亿公顷耕地的计划……正当瓦维洛夫困惑不解时，又自上而下地传来命令：要求农科院的学者们，在数月内兴建50个研究所和180个地区试验站；要求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供最优良的种子、最先进的耕作技术和经营农业的方法等。
这使瓦维洛夫再也忍不下去了。他认为“高速度培养”学者，是对科学的令人不能容忍的庸俗歪曲，急于求成是办不到的。于是，他的观点被指责为“极限论”。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生物学家，瓦维洛夫一刻也没有松懈过自己的工作，从而使他的生物遗传学研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形成了世界知名的列宁格勒学派。
为了寻求他所感兴趣的栽培作物，瓦维洛夫走遍了50多个国家。他先后到过南美、中美、加拿大、美国、西欧、日本和中国的西部地区。
在1924～1929年的5年期间，他行程数就有上万米，还收集了大量的种子标本和栽培作物的果实，从而创办了当时国内最大的科研所——作物栽培研究所，并参与筹备和创办了农业科学院。与此同时，他还在国内外发表了500多篇文章。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前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上，他的名声传奇式地在世界各地传播。
尤其是1926年，瓦维洛夫还被选进了最高政府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获得了列宁奖金。随后，国际上的科学组织和其他国家，也纷纷授予瓦维洛夫多种桂冠……
无辜的罪名
但是，有谁料到瓦维洛夫却因学术争论，导致了自己身陷囹圄之灾，而且还是被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学生——李森科（1898～1976年）落井下石的。
本来，李森科基本上没有读过生物学名著，并且还特别蔑视对生物遗传学的研究。可是，他所作的作物春化试验还是引起了瓦维洛夫的关注。1934年，作为老师的瓦维洛夫，热情地向科学院生物学部介绍了李森科的春化试验，并推荐李森科担任科学院通讯院士和委派他担任敖德萨研究所所长。
但不幸的是瓦维洛夫对学生的扶持，却成了他本人厄运的开始。李森科利用春化试验作为政治资本，并利用各种场合为自己树碑立传——声称自己是“米丘林达尔文主义”的继承者。从此，“米丘林达尔文主义”就成了前苏联生物学的正宗派，而现代生物遗传学，则是资产阶级的“胡说八道”。
当然，长期从事生物遗传研究的学者们却并不沉默，他们尖锐地批评了李森科。尤其瓦维洛夫对于生物遗传学，他鲜明地表达着自己的客观立场。
他说：“我们认为摩尔根和孟德尔的遗传规律，是我们理解遗传性的基础。其他有同样价值的理论，我们尚未发现，所以没有理由抛弃现代生物遗传学。”
就这样，在前苏联生物学界终于形成了两大学派：以李森科为首的进步生物学派和以瓦维洛夫为首的生物遗传学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尽管50年后的科学发展，完全证实了瓦维洛夫一派的基本观点是有科学依据的，而李森科一派意见却基本上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但在当年，这场斗争的结果却是可悲的错误结局。
原来，李森科一派掌握了许多研究所和舆论工具，他们大肆地鼓吹进步生物学派，而对瓦维洛夫一派则进行了无情打击。瓦维洛夫本人也被指责为“摩尔根——孟德尔分子”、“反米丘林分子”等。1937年5月8日，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却变成了李森科派对瓦维洛夫派的政治围攻。特别是当瓦维洛夫不再是学术争论的一方而成为政治斗争的目标时，他的真正厄运就降临了……
1940年，瓦维洛夫奉命带领一支考察队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去考察。尽管瓦维洛夫被无休止的争论、政治上的高压和经常被迫中断科研工作所苦恼，身体已十分虚弱，但他对于考察工作依然特别高兴。
然而，7月23日，当瓦维洛夫因对一位女科学家，由于从事X光射线对作物影响的研究被停止了研究工作一事，同李森科再次进行了尖锐斗争。随后就传出，瓦维洛夫可能被捕的传闻，形势也急剧变化——李森科已兼任了农科院院长，而瓦维洛夫反降为副职了。
8月6日，瓦维洛夫果然被莫须有的罪名陷害下狱了。由于瓦维洛夫否认自己“积极参与了反苏破坏组织的活动，是一名外国间谍”的罪名，所以从8月14日起，每次对他的审讯竟达10多小时，甚至没日没夜地轮番审他。
在强大的压力和残酷地折磨下，可怜的瓦维洛夫终于被屈打成招了。
于是，由于瓦维洛夫之灾也殃及到他的许多同事被捕入狱了。当时，瓦维洛夫案件，被编号为“No.1500”的特大专案，他因此被关入了单人牢房里。
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在这种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却仍在利用偶得的纸、笔，凭着自己的记忆和渊博学识，继续著书立说，写成了一部名叫《农业发展史（世界农业资源及其利用）》一书。
但是，无情的政治斗争，并未使这位卓有贡献的科学家幸免。1941年7月9日，前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对瓦维洛夫一案作出了最终判决：判处尼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死刑，并没收属于他个人的财产。幸亏后来由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的干预，其死刑才没有得以立即执行。
死里逃生的瓦维洛夫十分珍惜这宝贵的生命，他在狱中给难友们孜孜不倦地讲述着历史、生物学和林业技术。仅对生物学、生物遗传学和作物栽培学，他就讲了一百多小时。
1942年1月的一天，瓦维洛夫从萨拉托夫监狱关押重要政治犯的3号牢房里被叫了出来，说是要送他到医院去。他身穿黑旧大衣，加上满脸胡须和瘦骨嶙峋的样子，真叫人难以相信，他就是曾显赫一时的科学巨人。从此以后，瓦维洛夫的消息就再也没人知道了。
由于长期地劳累、不公正的待遇、积愤再加忧虑，致使瓦维洛夫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下去。1943年1月26日，他终于在萨拉托夫监狱医院含恨去世了。当时，既没有人知道他的真正死因，更没有人知道他的墓地在何处，就这样，一位科学巨星，悄然殒落得无影无踪了……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社会就是用困难来筛选持有真理的人，使他最终成为胜利者。瓦维洛夫正是这样。
历史的公正
1965年2月，前苏联的科学院照例举行年会。院长凯尔迪什在讲话中，义正辞严地斥责了李森科是前苏联生物学的摧残者，是对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进行迫害的犯人。
随后，《真理报》也发表文章，指出李森科否定了生物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提出了许多反科学的有害观点。李森科所处的特殊地位，再也不应继续下去了。
同年7月，前苏联科学院设置了“瓦维洛夫奖金”，以用来奖励在生物遗传学、选种学和作物栽培学等方面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1967年初，又成立了以弗·尼·苏卡乔夫院士为首的瓦维洛夫遗产委员会。12月，列宁格勒举行了瓦维洛夫诞生80周年纪念会。这年秋天，终于在萨拉托夫找到了埋葬瓦维洛夫的坟墓。
为了永远缅怀瓦维洛夫，他的生前好友、同事和学生，集资为他修建了墓地，树起了塑像。并在碑石上刻下了这样的碑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院士（1887～19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