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地区，即今天的云南境内，以滇池为中心，散布着氐、羌、百濮和百越等族群。滇西北有笮人，滇东北有僰人，滇东有夜郎。在统一中国之前，秦国的统治势力，曾经通过蜀郡太守达到今天云南的北部和西北部。但是，由于交通阻隔，西南边疆同内地的联系仍然十分困难。公元前212年，秦始皇曾派常頞在原来僰道的基础上，修了一条通往云南、贵州地区的道路，约五尺宽，称为“五尺道”。它的修成，加强了西南边疆同中原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联系，使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都处于统一的秦王朝统治之下。秦统一六国后，就在这里“置吏”，把关中和四川、云、贵连成一片，使这里正式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东北和北方，是“胡”人和匈奴聚居、游牧的地方。东胡人分布在辽河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一直到今辽阳、锦西、旅大一带。匈奴人主要分布在蒙古高原，南至阴山，北至贝加尔湖附近，很早就与汉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商朝时称为薰鬻，西周时称为严允，是胡族的一支。战国时期始称匈奴，当时还处于奴隶制萌芽阶段。由于它同秦、赵、燕三国接壤，匈奴奴隶主贵族经常骚扰三国边境，掠夺牲畜、人口和财物。
秦、赵、燕三国都在与匈奴交界处修筑长城，并派重兵戍守。长城在防御上有一定作用，但它并不能阻断民族之间的矛盾。所以，战争一直未断。战国末年，赵名将李牧曾出动战车1300乘，骑兵1.3万人，步兵5万人，弓箭手10万人，与匈奴展开会战，大破匈奴10余万骑。匈奴势力大大削弱，此后十余年间，不敢南犯。后来秦与六国进行兼并战争，匈奴又乘机发动进攻，各国忙于火并，对匈奴不能进行有效的抗击。秦的北方河套地区曾被匈奴占去，对秦后方造成极大的威胁。
秦统一六国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同匈奴族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公元前215年，秦派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一举夺回了河套南北地区，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在河套设置了30多个县，重新设置九原郡。公元前211年，又迁内地3万户到北河、榆中屯垦，当时人们把这一新开垦的地区叫做“新秦”。这一次大规模移民，在经济上、军事上均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起到了阻止匈奴军事进扰的作用，而且有利于边境的开发和民族的融合。
匈奴族虽然受到严重损失，但其实力尚未受到彻底打击，对内地的威胁依然存在，所以，秦一直不敢回师，需要时刻防备匈奴人的进攻。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征调民夫，大规模修筑长城，把以前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再加以修补和扩充，西起陇西郡的临洮，东至辽东郡的碣石，沿广阔的黄河，依峻峭的阴山，经蒙古草原，蜿蜒曲折地筑成一条长达5000余公里的城防。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秦代万里长城。秦长城遗址在今天的山西大同和甘肃岷县仍可见。以后历代对长城有所增修，特别是明代，对长城进行了一次全面整修与改建，形成了我们现在见到的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的万里长城。长城作为一项建筑是十分伟大的，它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象征。
秦朝通过数年对匈奴、越族的战争，以及对边疆的经略，秦的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在这样广大的地区，居住着各族人民，他们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下生活，这对于促进各族人民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加速民族融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深化改革，促进发展
“书同文”是一次对促进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有着重大深远意义的改革。战国时代，文字的应用已比以前广泛，经过长期的演变和应用，出现了不同发音的假借字和不同字形的简化字，各地区文字的写法也不一样。这种情况在出土的铜器、陶器刻文、印玺的铭刻、货币的铭文上，都看得非常清楚。由于春秋、战国长期分裂，诸侯国各自为政，到秦统一时，出现了严重的文字歧异状况。这种情况严重妨碍到政令的推行，影响经济文化的发展。
泰山刻石（明拓本）
秦始皇深感没有文字的统一就难以加强封建的统治，也阻碍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往来也受到文字歧异的限制。他每天要看120斤写在竹木简册上的文书，由于文字混乱，也给他的阅读造成很大的困难。秦始皇看到全国统一文字规范化已势在必行，便决心实行文字改革，切实做到“书同文”。秦始皇采取的措施是，“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这就是以当时秦文的小篆在全国统一推行，各级政权上下行文、官员交往，都以小篆文字为准，以废除异体、简化字形。秦始皇还令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母敬分别编纂《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三部儿童识字课本，既把它们当作启蒙教材，又用它们来推行小篆。
1976年陕西省西安市车和村秦阿房宫遗址出土，青玉，高14.5厘米，受浸后呈焦黄色，间有褐色晕。杯身为直口筒状，器表纹饰为流云纹，中层勾连卷云纹，下层饰流云纹和如意纹。足作豆形，豆腹部饰线束纹，此杯当为出土秦代玉器中罕见的精品。
进行文字改革，实行书同文，实际上是对我国自有文字以来汉字经过长期发展的一次总结，使汉字进一步整齐化、定型化。有利于发挥文字的社会交往辅助工具的作用，也便于保存和流传文化古籍。
秦始皇改革文字并未停留在推行小篆上，他适应时代的潮流，总结民间的实践经验，适时提出推广隶书的要求。以小篆统一全国文字是正确的，也是受欢迎的。但小篆的字体结构比较复杂，笔划多为弧线，书写的难度较大，不利于迅速推广，尽管有秦始皇严厉的诏令，官方的行文都采用了小篆，但民间大量使用的却是隶书。隶书是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的一种字体，把篆书中圆转的笔划变成方折，在结构上，改象形为笔画化。隶书摆脱了古文字的束缚，形成了一套比较简单的文字系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隶书的出现，标志着汉字演进史上的一个转折。
以小篆为标准文字，以隶书作为日用文字在全国推广，不仅对当时政策法令的推行和文化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我国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今天，除某些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外，在广大领域和众多人口中，尽管语音、方言有所不同，但都通行汉字和汉文。这对巩固国家的统一，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发展各项建设事业，都起到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大洲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战国时，各国的货币都不一样，形状、大小、轻重不同，计算单位也较复杂。以铜币来说，就有像刀形状的“刀币”，有像铲形状的“布币”，有圆形的钱，有贝形的“钢贝”。齐、燕、赵等国流通“刀币”，韩、赵、魏等国流通“布币”，秦流通“圆钱”，“铜贝”流通于楚。拿计量单位来说，有的国家以16两的斤为货币单位，有的以20两的镒为货币单位。秦统一六国后，这种复杂的货币情况对发展封建经济、活跃商品流通和施行统一的政令都非常不利。秦始皇便决心实行货币改革，用法令规定全国只流通两种货币：黄金是上币，以镒为单位；圆形方孔的铜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货币统一，克服了混乱的币制不一和换算复杂的状况，既方便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交换，也给政府带来了巨大收入。
战国时期各国度量衡的状况更是复杂，商鞅变法时统一了度量衡，但只通行于秦国。商鞅是在秦孝公十八年即公元前344年制造统一的标准度量衡器的，商鞅方升便是当时的标准量器，一升约合现在的0.2公升，长度一尺约合现在的0.23米。在商鞅方升侧面刻有铭文，升的底面刻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在秦的权器、量器上也刻有秦始皇的诏书。各国之间的度量衡，无论在大小、长短、轻重、单位和进位等方面，都不相同。以计量为例，秦国以升、斗、斛为单位，齐国以铷、釜、钟为单位，魏国以半斗、斗、钟为单位。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下令在全国统一度量衡，把商鞅所制定的标准量器等，作为全国通行一致的标准。度量衡的改革，有利于赋税制度和俸禄制度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官吏贪污，有利于加强全国经济联系，便利群众的经济生活。
战国时，各国为了加强统治和便于征伐的需要，都修筑了一些大道，城市之间的交通比较方便。但由于诸侯国实行割据，各行其是，所筑道路的宽度不同、质量各异。同时，为了攻防方便，各国在重要地点、交通要道，又筑了许多堡垒、关塞，严重阻碍了交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便下决心实行统一道路和车轨的改革。他首先下令拆除原各国边界的塞堡，然后统一计划，按标准规格通筑大道。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下令修驰道，以国都咸阳为中心，伸向东、南：一条向东通向齐燕地区，一条向南直通吴楚地区。驰道的质量有统一的要求，路基要高，路面要巩固，宽50步，而且在道路两侧每隔3丈种植一棵青松。当时能修筑出这样高质量的大道，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命令将军蒙恬，修筑向北延伸的直道。蒙恬率领修路大军，克服了经过山区的重重困难，终于修通了从咸阳经过上郡直达九原郡的大道，全长1800余里，蔚为壮观。秦始皇还命令常頞在南方今云贵地区修筑“五尺道”，即五尺宽的路。这在险要山区并非易事。这条路的修成，大大便利了中原和西南广大地区的交通往来。此外，秦始皇还下令修筑了穿过五岭的“新道”，把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连接起来。秦始皇不仅修筑了宽度有所不同的交通大道，还下令规定了统一的不同宽度的车，以与大道的宽度相适应。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
为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于公元前216年，秦朝廷颁布了“令黔首自实田”的律令，在全国范围把封建土地私有制固定下来。黔首是秦时对农民的称谓，“二十六年，……更名民为黔首。”黔是黑色的意思，称农民为黔首便严格与奴隶一类带有侮辱性的称谓区别开来，农民称谓的改变无疑也是一个进步。自实田的意思是让地主或自耕农，按当时实际占有的田数向国家呈报，这就意味着秦王朝承认他们的私有权，并给予保护。这个法令的实施包含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使地主占有由佃农耕种的土地归地主所有；二是农民耕种零散的土地归农民所有，这样的农民就成了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三是把撂荒的耕地由政府分给逃归的农民耕种。这是春秋战国以来一次最大、最全面的社会改革。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秦始皇把人多地少地区的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迁移到人少地多和比较荒凉的地方去从事农业劳动，并对这些人采取了免除徭役和租税的优惠政策。公元前219年，秦始皇迁山东胶南沿海一带3万户到琅琊台，免除12年赋役。公元前212年，迁移3万户到丽邑（陕西临潼东北平原），5万户到云阳，免除10年赋役。次年又迁3万户到北河、榆中地区，赐一级爵位。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拜爵一级得地百亩、宅九亩，取得地主阶级地位的人也拥有不同程度的特权。这样做有利于地主经济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初期具有进步意义。
我国的社会制度由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经过了漫长的春秋和战国时期。战国七雄各国虽然都程度不同地建立了封建经济制度，但在秦以外的六国都不彻底，而且奴隶主复辟势力比较大。秦统一六国后，继续发扬封建地主阶级的传统，多次击败并消灭了奴隶主复辟势力，完成封建地主阶级革命，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对推动我国历史向前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秦末的残暴统治，把人民逼上死路，以致赤衣塞路，怨声载道，海内沸腾。公元前209年，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大泽乡起义首先举起了反秦大旗。出身于农民的刘邦投入了反秦暴政的起义斗争，于公元前206年建立西汉。西汉初年，社会经历了秦末的残暴统治、三年的农民起义和五年的楚汉相争，人口锐减，经济衰敝，呈现出一派残破景象。为了改变这一残破局面，高祖刘邦坚持与民生息的政策，为西汉前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自公元前179年至前49年，西汉王朝稳步发展，由崛起逐步趋向中兴盛世。前49年，汉元帝刘奭即位。自此，西汉王朝权力开始衰弱，内政趋于腐败。至前23年，西汉灭亡。
在西汉发展的130余年里，其崛起和中兴主要在汉文帝、汉景帝及汉武帝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兴盛的主要标志是：
西汉社会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原来仅在沿海地区生产盐的，汉武帝时期已发展到内地。炼铁炼钢的技术也有所进步。这一时期，精美的丝织品不仅闻名全国，而且通过丝绸之路远销中亚、西亚和欧洲。造船业也很发达。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繁殖，汉武帝时期出现了许多人口在10万以上的繁荣城市。
在文学方面，辞和赋的水平都比较高，司马迁所着《史记》就是着名的史学和文学着作。
汉文帝、景帝、武帝，特别是武帝时期，之所以能形成中兴局面，他们采取的主要治国方略是：一改旧制，放弃汉初黄老“无为”政治，提倡儒家学术；轻赋薄役，重农抑商；大开仕途，招揽贤才；削藩割疾，打击豪强；对内加强皇权以巩固统一，对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以巩固并加强了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广交朋友，沟通西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