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改革鲜卑服装，改穿汉服。公元494年，孝文帝下令革服装之制，令鲜卑人不再穿本族衣服而仿照汉人着汉服。第二年，孝文帝还亲自在光极堂引见群臣，“颁赐冠服”，即汉族官员的衣冠服饰。此后“朝臣皆变衣冠，朱衣满座”。他看见街上鲜卑妇女仍有穿“夹领小袖”的鲜卑胡服的，大为发怒，把群臣责备了一番。以后汉服便逐渐推广开来。
第二，禁止说胡语，改说汉话。迁都后，鲜卑族大批迁居中原，鲜卑语已无法反映民族融合的新变化。公元495年6月，孝文帝正式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废除了鲜卑语的官方地位。并规定凡年在30岁以上久习鲜卑语的人，允许有一个改正期，30岁以下并在朝中任职的人要立即改正过来，不允许继续使用鲜卑语，如不遵从，降爵黜官。
第三，改鲜卑姓为汉姓，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鼓励鲜卑人和汉人结婚。北魏的祖先是黄帝的子孙，在五行中属于土，土又是“黄中之色，万物之元”，所以，孝文帝拓跋元宏北魏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其余鲜卑人也更改了姓氏。其中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达溪氏改为奚氏，乙旃氏改为叔孙氏，纥骨氏改为胡氏，东焜氏改为车氏等。与此同时，孝武帝还采用了汉族的门第制度，制定姓族。除帝室元氏及长孙、叔孙、奚氏以外，鲜卑以穆、陆、贺、刘、楼、于、稽、尉八姓为首；汉世族地主中，山东以清河崔氏、范阳卢氏、柴阳郑氏、太原王氏、赵郡李氏为首，关中和河东以韦、裴、柳、薛、杨、杜为首。规定鲜卑的八个大姓与汉人头等士族崔、卢、李、郑四姓相当。
为了进一步拉拢汉族地主，改变过去鲜卑贵族的风俗习惯，孝文帝主张与汉族地主联姻。他自己把汉族大地主崔宗伯、卢敏等四大姓的女儿纳入后宫，以当朝重臣李冲的女儿为皇后。又分别给他的五个弟弟娶汉族大姓女为妻室，以示提倡，而且他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汉族地主。其他鲜卑贵族也都按照门第的高低，实行对等的联姻关系，把汉族地主和鲜卑贵族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缓和民族矛盾，巩固北魏政权的统治。
第四，改革官制及礼乐刑法。在官制方面，中央设立三公三师、尚书、中书、四征、四镇和九卿等文武吏，地方上，州设置刺史，郡设太守，县设县令。这样就革去了鲜卑原有的一些官号，使官职机构和名称全部汉化。同时，孝文帝在礼乐刑法等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在祭礼、丧礼、冠礼等方面均改革旧习，采用汉制。在音乐方面，“务正音声”，均依汉规；在刑法方面，废除残酷的“门房之诛”，革除愚昧的“裸体之法”等。
第五，改革法制。作为少数民族原来是不懂什么法的，但魏孝文帝很重视法制的改革，曾两次制定律令，以整饬吏治，镇压反抗，维护统治。北魏孝文帝的行法思想主要是：赏罚并举，以刑赏推行法令。根据这个原则，在一次谋逆案中，得免者千余人。法为治要，民命尤重。他的这种重民命的思想，比之那些草菅人命的皇帝，实有天渊之别。北魏孝文帝在法制改革中，以汉晋律为基础，吸收其他法律的长处，制定了《太和新律》，为封建社会的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魏经过一系列的改革，缓和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加强了统治地位。通过改革，加快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促进了民族融合，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择能任贤，虚怀纳谏
为了推行汉化政策，进行改革，孝文帝时期很注意人才的选用。
鲜卑贵族拓跋澄是孝文帝的一个得力助手。他曾替孝文帝安抚留在平城的鲜卑人，宣传迁都洛阳的好处，又曾抱病率军镇压保守势力的叛乱。他还经常为孝文帝出谋划策，深得孝文帝拓跋元宏的赏识，引为知己。对于其他坚持改革、推行汉化政策的人，拓跋元宏也非常重视。如州刺史拓跋鉴，按照齐鲁地区汉族的习惯进行革新，积极推行汉化政策，拓跋元宏对他大加赞赏，并赐予重金。
孝文帝拓跋元宏选择贤能，无论地位、出身，皆委以重任。有一次，他曾让大臣讨论人才和门第自身的问题，李冲说：“要想使国家富强起来，不能只重视出身的高低贵贱，应该有选拔人才的规定。”韩显宗也说：“国家兴亡在于人才，不能只重视出身。哪能以贵袭贵，以贱袭贱呢？”为此，韩显宗还曾专门上书说明自己的看法。他说：“出身高贵的人对国家有什么用处？出身只能说明他们祖先的功绩。只要确有才华，就是杀猪的、打鱼的甚至奴仆、俘虏，都可以重用。应该让有大才的人做大官，有小才的人做小官，只有这样办，对国家才有好处。”
拓跋元宏同意这些建议，他认为只要是出类拔萃的人，可以不受门第等级的限制。对于选拔人才，他还提出了许多具体办法，制定了许多规定。
为了发现人才，拓跋元宏多次要求各级官吏要注意推荐人才，让大臣们对他自己任命的官员进行评论。如果谁不称职，就直截了当地提出来；如果有才能的人他没有用，也让官员推举。谁能推选出真正有才干的人，谁就会受到奖赏，或者放假休息三天；不发表意见的人，被看做是有罪的行为。他把能否推荐人才，作为考核官吏的一条重要标准。
为了尽快选拔有用的人才，他改变了过去传统的考核制度。过去规定官吏三年一考，九年进行三考，然后才决定官员的升降。现在规定三年一考就决定升降。对五品以上的官员，他亲自和大臣们一起进行考核。有一次，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刺史王袭听说拓跋元宏要经过并州，就让人事先刻好了为自己歌功颂德的石碑，立在道路旁。拓跋元宏拓跋元宏见了，表示怀疑，立即派人进行调查了解，结果发现，王袭确实是弄虚作假，有意欺骗他。于是他就对王袭进行了处理。又有一次，拓跋元宏对几位重要大臣说：“你们都身居要职，这么长时间了，既没有对我批评过一句，又没有提出过一个好的建议，更没有给我推荐过一个有才能的人，或是罢免一个不称职的官吏，这是很大的罪过。”接着，他又指出了他弟弟广陵王拓跋羽以及各个大臣的过错。结果，有的被扣发薪水，有的被降职，有的被罢官。
孝文帝拓跋元宏特别重视汉族地主中有才干的人。汉族地主刘芳、崔光、高闾、高允，贫士李彪等人，在孝文帝亲政时，为他积极出谋划策。对提出均田制、三长制建议的李安世、李冲等人，拓跋元宏更是由衷佩服，委以重任。这些汉族地主的人才，便成为他推行改革的一支积极力量。
拓跋元宏为了广泛搜集人才，对南朝投降的官吏也很重视。南朝刘宋政权的后代刘昶投降以后，拓跋元宏非常注意与刘昶搞好关系，使刘昶为北魏政权服务。派刘昶远出时，拓跋元宏还亲自送行，并让文武大臣作诗相赠，使刘昶深为感动。由于拓跋元宏对所有人才都能以礼相待，因此当时有不少南朝汉族地主去投奔北魏。王肃是江南着名的才子，也很有政治头脑。当他父亲和兄弟在南齐被杀以后，他就逃到了北魏。拓跋元宏听说他很有才能，便立即接见他，对他十分器重，恨相见之晚，马上委他以重任。王肃非常熟悉南朝的政治制度，因此在北魏改订官制礼仪和推行汉化政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王清石原来是江南大地主，世世代代在江南做官，到了北方以后，担心拓跋元宏不信任他，心里总感到不安。拓跋元宏对他说：“你什么时候想见我都行，你想说什么都可以。”王清石深感拓跋元宏的知遇之恩，也就更加为他出力了。
拓跋元宏很注意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当时北魏的刑法繁多，法律条令就有832章。刑罚也特别严酷，仅判死刑的规定就有16种，所以北魏的罪犯很多。当时许多被迁移到边境的罪犯经常逃跑，拓跋元宏曾下令，凡是逃跑的人，就让他全家服役。刺史崔挺上书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刑罚太重了，拓跋元宏便马上接受了他的意见，取消了原来的规定。
孝文帝的改革，加速了鲜卑族封建化和汉化的过程，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北魏政权得以巩固。
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9），在中国纵贯南北的中部地区有一个叫北周国（公元557-581）的国家。公元581年，杨坚改北周为隋朝。杨坚称文帝，在位24年。在杨坚称帝这段时间里，特别是其后期，由于他励精图治，出现了“开皇之治”的中兴局面，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继隋文帝之后隋炀帝掌政时，由于隋炀帝穷凶极欲，外勒征讨，内极淫奢，统治极其黑暗，农民不堪忍受残暴的剥削和压迫，起义反抗此起彼伏。公元618年，隋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洪流中被湮没了。
隋王朝崛起与中兴主要在“开皇之治”时期，其主要标志是：
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华夏民族的大一统。为适应国家统一的需要，隋文帝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在中央确立三省六部制，形成完整严密的封建官僚体制。另外，创立了科举制，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集中到中央。这两项制度被后世长期沿用。
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隋朝继续沿用北魏的均田制，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赋役制度。同时沿用了北周的租调制，并开始部分推行以庸代役制度。
农业有较快发展。江南土地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农田灌溉良好，农具有较大改进，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
手工业生产规模大，产品多，分工细，技艺水平高，且融入了外来风格。
商业较前代更繁荣，有统一货币和固定的交易市场——集市，出现了长安、江陵、洛阳商业大都会和扬州、益州、广州、汴州等大商业城市。
民族关系、对外关系融洽。隋文帝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使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比较融洽。虽然有战争，但基本保持了和平主流。
隋朝之所以出现“开皇之治”的中兴局面，就在于这一时期实行了有效的治国方略：南征北战，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改革官制，整顿户籍，创立科举制度，改革刑、律、兵制，制定均田法，减轻徭役；统一货币、度量衡；重用贤能之士，提倡节俭；严肃治官、怀柔民众；开凿大运河，加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