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忧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着书；杨子就一定不着，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据我所知的大概是这样。但我学识太少，没有详细的研究，在这样的热天和雨天费去了诸位这许多时光，是很抱歉的。现在这个题目总算是讲完了。
【注解】
①黄巾：指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起义，参加者以黄巾缠头为标志，称为“黄巾军”。起义给东汉政权以沉重的打击，最终失败。
②严可均（17621843年）：字景文，号铁桥，浙江乌程（今吴兴）人。清嘉庆时期举人，曾任建德教谕。
③丁福保（18741952年）：字仲佑，江苏无锡人。清末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后习医，曾到日本考察医学，归国后在上海创办医学书局。
④陆机（261303年）：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晋代诗人。
⑤曹丕（187226年）：字子桓，曹操的次子（曹操长子名昂字子修，随操征张绣阵亡，故一般都以曹丕为操的长子）。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帝，即魏文帝。
⑥曹植（192232年）：字子建，曹操的第三子。曾封东阿王，后封陈王，死谥思，后世称陈思王。他是建安时代重要诗人之一，传世作品以清代丁晏所编的《曹集诠评》搜罗较为完备。
⑦《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箫统编选。选秦汉至齐梁间的诗文，共三十卷，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曹丕《典论·论文》，见该书第五十二卷。
⑧“为艺术而艺术”：19世纪法国作家戈蒂叶（T．Gautier）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认为艺术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就在于艺术作品的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
⑨文章小道：曹植《与杨德祖（修）书》：“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⑩“建安七子”：这个名称始于曹丕的《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马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后人据此便称孔融等为“建安七子”。
祢衡（173198年）：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人，汉末文学家。
何晏（？249年）：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曹操的女婿。齐王曹芳时，曹爽执政，用他为吏部尚书，后与曹爽同时被司马懿所杀。《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说他“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着述凡数十篇”。
关于何晏服药的事，《世说新语·言语》载：“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巢元方：隋炀帝大业中，为太医博士，奉诏撰《诸病源候论》五十卷。
“扪虱而谈”：这是王猛的故事。王猛（325375年），字景略，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人。《晋书·王猛传》说：“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
葛洪（约283363年）：字稚川，句容（今江苏句容）人。《晋书·葛洪传》说他“为人木讷，不好荣利，……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
“正始名士”：《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下梁刘孝标注：“宏（彦伯名）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仲为竹林名士。”正始（240249年），魏废帝齐王曹芳的年号。
《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记述了东汉至东晋间一般文士学士的言谈风貌轶事等。有南朝梁刘孝标所作注释。今传本共三卷，三十六篇。刘义庆（403444年），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爵为临川王，曾任南兖州刺史。
“竹林七贤”：《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内附述嵇康事略，裴注引《魏氏春秋》说：“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世说新语·任诞》亦有一则，说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嵇康（223262年）：字叔夜，谯郡锤（今安徽宿县）人，其着作现存《嵇康集》十卷，有鲁迅校本。
阮籍（210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瑀之子，诗人，与嵇康齐名。仕魏为从事中郎、步兵校尉。《晋书·阮籍传》说他“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又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其作现存《阮籍集》十卷。
关于阮籍能为青白眼，《晋书·阮籍传》说：“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母亡故，“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雠。”
“口不臧否人物”：见《晋书·阮籍传》：“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关于刘伶裸形见客的事，《世说新语·任诞》记载说：“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
《大人先生传》：阮籍借“大人先生”之口来抒写自己胸怀的一篇文章。此处所引的三句是“大人先生”所作的歌。
颜延之（384456年）：字延年，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南朝宋诗人。《文选》卷二十三阮籍《咏怀》诗下，李善注引颜延之的话：“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难自然好学论》：嵇康为反驳张邈（字辽叔）的《自然好学论》而作的一篇论文。
管叔蔡叔：是周武王的两个兄弟。
《与山巨源绝交书》：山巨源，即“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205283年），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
裴颁（267300年）：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晋惠帝时为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迁尚书左仆射，后为司马伦（赵王）所杀。
孙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曾任桓温参军，长沙太守。着有《魏氏春秋》、《晋阳秋》等。
【精品赏析】
1927年9月，鲁迅离开广州之前，应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的邀请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正处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白色恐怖中，鲁迅目击时艰，以曹操、司马懿父子捏造罪状，排除异己的史实，借古喻今，抒发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激愤。后来他在1928年12月30日致陈潜的信中说：“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同时，整篇文章又联系汉末魏初的政治、社会、时代潮流对魏晋文学做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依据中国文学史上魏晋时期文学的发展变化，深刻阐述了文学与社会政治、时代风尚、作者个性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当时的文人生活、心态，也做了详尽的剖析，是鲁迅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比较重要的一篇学术论着。
鲁迅在文章中指出，魏晋文学所产生的社会政治环境是那一时期文学变化的根本原因。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导致东汉末年社会大动荡，政治一片黑暗，因此出现了以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建安文学对当时的社会动乱和军阀混战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进行了真实的反映，风格悲凉慷慨。而到了两晋，门阀制度确立，社会矛盾加剧，作家时时面临杀身之祸，使得玄学盛行，反映在文学方面，就是作品大多内容消沉，空洞玄虚，表现了出世求仙和逃避现实的愿望。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将其发展变化的根源追述到社会政治生活这一领域，这体现了鲁迅对于文学源于生活的唯物主义认识。
此外，对于被评论家认为超脱的东晋诗人陶渊明，鲁迅先生也做了深刻的分析：“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事实上，陶渊明的思想是当时社会政治所形成的矛盾体。所以，鲁迅认为陶渊明的诗文，不论是那些寄情山水、乐天安命的作品，还是咏古讽今、批判现实的作品，都是东晋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反映。
这篇学术报告采用演讲的形式，托之以杂文的笔法，深入浅出、挥洒自如，将魏晋时代的文学现象和产生现象的根源剖析得深刻全面。
文学和出汗
上海的教授①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
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胡涂”了。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它们的消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解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却居然断定它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
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只要消灭的便是坏文学；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莫非中国式的历史论，也将沟通了中国人的文学论欤？
而且，人性是永久不变的么？
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
譬如出汗罢，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该可以算得较为“永久不变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这问题倘不先行解决，则在将来文学史上的位置，委实是“岌岌乎殆哉”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