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将相
【原文】
西晋南渡，国势至弱，元帝为中兴主，已有雄武不足之讥，余皆童幼相承，无足称算。然其享国百年，五胡云扰，竟不能窥江、汉，符坚以百万之众，至于送死淝水，后以强臣擅政，鼎命乃移，其于江左之势，固自若也，是果何术哉？尝考之矣，以国事付一相而不贰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轻其权，文武二柄，既得其道，余皆可概见矣。百年之间，会稽王昱、道子、元显以宗室，王敦、二桓以逆取，姑置勿言，卞壸、陆玩、郗鉴、陆晔、王彪之坦之不任事，其真托国者，王导、庾亮、何充、庾冰、蔡谟、殷浩、谢安、刘裕八人而已。方伯之任，莫重于荆、徐，荆州为国西门，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强，分天下半，自度江讫于太元八十余年，荷阃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温、豁、冲、石民八人而已，非终于其军不辄易，将士服习于下，敌人畏敬于外，非忽去忽来，兵不适将，将不适兵之比也。顷尝为主上论此，蒙欣然领纳，特时有不同，不能行尔。
【译文】
西晋南渡之后，国势极为衰弱，晋元帝是中兴之主，已遭到“雄武不足”的讥讽，其余的君主都是童年甚至幼年时继承帝位，更不值一提。然而东晋享国百年之久，北方的各少数民族政权频繁南侵，竟不能攻入江、汉地区，前秦皇帝符坚率领百万大军南下，竟被东晋八万精兵击溃于淝水边，惨败而归。后来因为强臣专权，政权才转移，但南方江山长期安然自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曾经考察研究过，东晋把国家政事交给丞相，毫不猜疑、牵制，把军事大权托付给方伯，权力很重。文武两方面的权柄，都能各行其道，其余的问题就可以想见了。东晋百年之间，会稽王司马昱、司马道子、司马元显是以宗室执政，王敦、二桓（桓温、桓冲）则以悖逆掌权，姑且置之不论；卞壶、陆玩、郗鉴、陆晔、王彪之、王坦之无所事事；真正托以国事的，只不过是王导、庾亮、何充、庾冰、蔡谟、殷浩、谢安、刘裕八人罢了。军事上的方伯之任，没有比荆、徐二州更重要的。荆州是国家的西大门，荆州刺史总是统领七八个州的军队，实力雄厚强大，占全国的一半。自晋元帝渡江即位到晋孝武帝太元末，八十余年，担负统兵重任的，不过王敦、陶侃、庚亮、庚翼、桓温、桓豁、桓冲、桓石民八人罢了，若非死于军中，朝廷对他们是不会轻易调动的，所以在下将士们熟悉服从他们，在外敌人敬重惧怕他们，不是那种忽去忽来，兵不适应将、将不适应兵的情况可以比拟的。不久前我曾为皇上论及这个问题，承蒙皇上欣然赞同，只是因为时代和形势有所不同，无法实行罢了。
赏鱼袋
【原文】
衡山有唐开元二十年所建《南岳真君碑》，衡州司马赵颐贞撰，荆府兵曹萧诚书，末云，别驾赏鱼袋、上柱国光大晊。赏鱼袋之名不可晓，它处未之见也。
【译文】
衡山有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所立的《南岳真君碑）），碑文是衡州司马赵颐贞所撰，字是荆府兵曹萧诚所书。碑末还记载道：别驾赏鱼袋、上柱国光大晊。赏鱼袋这个词儿无法理解，其他地方未曾见过。
浯溪留题
【原文】
永州浯溪，唐人留题颇多，其一云：“太仆卿分司东都韦瓘，大中二年过此。余大和中以中书舍人谪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罢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才经数月，又蒙除替，行次灵川，闻改此官，分司优闲，诚为忝幸。”案《新唐书》：瓘仕累中书舍人，与李德裕善，李宗闵恶之，德裕罢相，贬为明州长史，终桂管观察使。以题名证之，乃自中书谪康州，又不终于桂，史之误如此。瓘所称十六年前，正当大和七年，是时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罢，然则瓘之去国，果不知坐何事也。
【译文】
在永州（今湖南零陵）浯溪，唐代人留下的题名石刻很多，其中有一块写道：“太仆卿分司东都韦瓘，宣宗大中二年（848年）路过这里。我于文宗大和年间以中书舍人的身份被贬谪到康州（今西藏昌都地区）作官，至今已十六年。去年冬天在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刺史任上被罢官，今年二月又接到赴桂林任职的命令，在桂林才几个月，又蒙朝廷委派新职，经过灵川（今属广西）时，得到消息又改任此官。分司是个待遇优厚而又轻闲的职务，确实令我感到荣幸。”按：《新唐书》记载：“韦瓘累官至中书舍人，他与宰相李德裕关系亲密，监察御史李宗闵很憎恶他。李德裕罢相后，他被贬为明州（治今浙江省郸县）长史，死于桂管观察使任上。”用题名石刻来考证，可知韦瓘是从中书舍人被贬谪到康州，又不是死于桂林，正史的错误竟到这种地步。韦瓘所说的十六年前，正相当于大和七年。这时，李德裕正在宰相位上，到大和八年十一月才罢相，既然如此，那么韦灌离开京都，究竟是什么原因还很难说啊！
皇甫湜诗
【原文】
皇甫湜、李翱，虽为韩门弟子，而皆不能诗，浯溪石间有湜一诗，为元结而作，其词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长于指叙，约洁多余态。心语适相应，出句多分外。于诸作者间，拔戟成一队。中行虽富剧，粹美君可盖。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与千年对。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于一气间，为物莫与大。先王路不荒，岂不仰吾辈。石屏立衙衙，溪口扬素濑。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味此诗乃论唐人文章耳，风格殊无可采也。
【译文】
皇甫湜和李翱，虽然都是韩愈门下的弟子，却都不善于写诗。在永州沼溪旁的石刻间有皇甫湜的一首诗，是为元结而作的，内容是：“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长于指叙，约洁多余态。心语适相应，出句多分外。于诸作者间，拔戟成一队。中行虽富剧，粹美君可盖。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与千年对。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于一气间，为物莫与大。先王路不荒，岂不仰吾辈？石屏立衙衙，溪口扬素濑。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仔细玩味这首诗，实际上是在评论唐代诗文，但在风格上却毫无可取之处。
人物以义为名
【原文】
人物以义为名者，其别最多。仗正道曰义，义师、义战是也。众所尊戴者曰义，义帝是也。与众共之曰义，义仓、义社、义田、义学、义役、义井之类是也。至行过人曰义，义士、义侠、义姑、义夫、义妇之类是也。自外入而非正者曰义，义父、义儿、义兄弟、义服之类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曰义髻，在衣曰义褵、义领，合中小合曰义子之类是也。合众物为之，则有义浆、义墨、义酒。禽畜之贤，则有义犬、义乌、义鹰、义鹘。
【译文】
人和物以“义”为名的，类别最多。坚持正道、维护公理的叫义，如义师、义战等。众人所尊重拥戴的叫义，如义帝。与大众共享的叫义，如义仓、义社、义田、义学、义役、义井之类。有超过常人的品行叫义，如义士、义侠、义姑、义夫、义妇之类。外来而不是正统的叫义，如义父、义儿、义兄弟、义服之类。衣裳器用之物也是这样。如在头上的叫义髻，在衣服上的叫义褵、义领，盒子里有小盒子叫义子之类。把多种物品混合在一起的也叫义，比如有义浆、义墨、义酒等。禽兽牲畜中有善行的，有义犬、义鸟、义鹰、义鹘等。
人君寿考
【原文】
三代以前，人君寿考有过百年者。自汉、晋、唐、三国、南北下及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余至五六十者亦鲜。即此五君而论之，梁武召侯景之祸，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乱，播迁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固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孙皆不得其死，悲伤愁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付之八岁儿。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然则五君者虽有崇高之位，享耆耋之寿，竟何益哉！若光尧太上皇帝之福，真可于天人中求之。
【译文】
夏、商、周三代以前，国君寿命有超过百岁的。从汉、晋、唐、三国、南北朝下至五代，总计有一百三十六位君主，只有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享年七十一岁，唐玄宗七十八岁，梁帝武八十三岁，其余的活到五六十岁的也很少。然而，就这五位长寿之君而论：梁武帝自己招致侯景叛乱之祸，都城被攻破后饥病而死，不久国亡；唐玄宗自己招致安史之乱，被迫流亡四川，返京后郁郁寡欢，含恨死去。皇位久长，反是祸害，本来也不值得再说。汉武帝末年，巫蛊事件发生，株连许多人，从皇太子、公主到皇孙都死于非命，汉武帝悲伤、忧愁、沮丧已极。群臣为他祝寿，他竟不举酒杯，临终不得不把天下交给八岁的小孩子刘弗陵。吴大帝废了太子和，又杀掉了爱子鲁王霸。唐高祖因为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缘故，两个儿子、十个孙子同一天被杀，他不得已才禅位给秦王，他的心情会怎么样呢？由此看来，这五个长寿之君虽有崇高的帝位，又享有七八十岁的寿命，最终有什么益处呢？像光尧太上皇帝（即宋高宗赵构）这样的福气，真是只能在天仙中寻找了。
韩文公佚事
【原文】
韩文公自御史贬阳山，新旧二《唐史》，皆以为坐论宫市事。案公《赴江陵途中》诗自叙此事甚详，云：“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有司恤经费，未免烦诛求。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閤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洲！”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关中旱饥，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民徭而免田租，专政者恶之，遂贬。”然则不因论宫市明甚。碑又书三事云：“公为河南令，魏、郓、幽、镇各为留邸，贮潜卒以橐罪亡，公将擿其禁，断民署吏，俟旦发，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是后郓邸果谋反，将屠东都，以应淮、蔡。及从讨元济，请于裴度，须精兵千人，间道以入，必擒贼。未及行，李愬自文城夜入，得元济。三军之士，为公恨。复谓度曰：“今藉声势，王承宗可以辞取，不烦兵矣。得柏耆，口授其词，使耆执笔书之，持以入镇州，承宗遂割德、棣二州以献。”李翱作公行状，所载略同。而《唐书》并逸其事，且以镇州之功，专归柏耆，岂非未尝见湜文集乎？《资治通鉴》亦仅言耆以策于愈，愈为白度，为书遣之耳。
【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