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借米下锅”，说穿了，也就是拿了别人的银子，来做自己的生意。此时的胡雪岩想到了两条“借米”的渠道：一条渠道是信和钱庄垫支给浙江海运局支付漕米的二十万两银子。王有龄一上任，就遇到了解运漕米的麻烦，要顺利完成这一桩公事，需要二十万两银子。胡雪岩与王有龄商议，建议让信和先垫支这二十万两，由自己去和信和相商。这在信和自然也是求之不得。一来王有龄回到杭州，为胡雪岩洗刷了名声，信和“大伙”张胖子正巴结着胡雪岩，二来信和也正希望与海运局接上关系，一方面海运局是大主顾，为海运局代理公款往来必有大赚。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海运局是官方机构，能够代理海运局公款汇划，在上海的同行中必然会被刮目相看。声誉信用就是票号钱庄的资本，能不能赚钱倒在其次了。有这两条，这笔借款自然一谈就成。本来海运局借支这二十万两银子只是短期应急，但胡雪岩要办成长期的，他预备移花接木，借信和的本钱，开自己的钱庄。
胡雪岩“借米下锅”的第二个渠道，则是一个更加长远的渠道，那就是借助王有龄在官场的势力，代理公库。胡雪岩料定王有龄不会长期待在浙江海运局坐办的位置上，一定会外放州县。到时候他可以代理王有龄所任州县的公库。按惯例道库、县库公款往来不付利息，等于白借公家的银子开自己的钱庄。他把自己的钱庄先开起来，现在虽然大体只是一个空架子，但一想王有龄外放州县，州县公库一定由自己的钱庄来代理，那时解省公款源源而来，空的也就变成了实的。
就这样，胡雪岩先借王有龄的关系，从海运局公款中挪借了五千两银子，在与王有龄商量开钱庄事宜的第二天，就着手延揽人才，租买铺面，把自己的钱庄轰轰烈烈地开起来了。
胡雪岩这一招“借米下锅”，真如变戏法一般。不过，生意场上的戏法如何去“变”以及“变”得好坏与否，又的确显示着经营者的眼光、胆略和技巧的高低。而生意场上，许多时候也确实需要能够变一变戏法。能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在并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变出别人变不出的戏法，无论如何都是让人叹服的。当然，生意场上的“戏法”，说到底也就是一种必要的经营技巧，而不是心术不正的蒙人，所以，胡雪岩也说，“戏法总是假的，偶尔变一两套可以，变多了就不值钱了，值钱的还是有东西拿出来。”
胡雪岩在钱庄里的几年学费没有白交，他不仅用“空城计”唱出了一个阜康银号来，而且在存款和放款方面提出了大胆设想。
由于平时留心，胡雪岩对钱庄的历史一点也不陌生，他认为做钱庄，惟一的劲敌就是山西票号。山西票号原以经营汇兑为主，而且是以京城作为中心。近年来由于战乱频起，道路艰难，公款解京，有很多不便，因而票号无形中代理了一部分县库与省库的职司，化款并不计息，汇水尤为可观，自然大获其利。还有各省的巨商显宦，认为天下最安稳的地方，莫如京师，所以多将现款汇到京里，实际上就是存款。
胡雪岩决定学竞争对手的长处为己所用。存款方面没有山西票号那样的有利条件，但在放款生息方面却大有文章可做。
当候补知县、“本班”的实缺一天也没做过的王有龄一跃而为湖州府知府时，阜康银号自然就由空转实了。这时，胡雪岩开始实施他的大胆放款计划了：第一是放给做官的。由于路途艰难等原因，那几年官员调补升迁，多不按常规，所谓“送部引见”的制度，虽未废除，却多变通办理，尤其是军功上保升的官员，有不少是在地方上当了巡抚、道台这样主持一省钱谷、司法的大员，而未曾进过京的。或者在当地升迁从一地到另一地的，一般少不了需要一笔盘缠和安家费。这些钱一不愁赖账，二不愁利息不高。
第二项放款是放给那些逃难到上海来的内地乡绅人家。这些人多是祖上留下大把家私，有不少现款、细软带在身上。但不少人日久天长，坐吃山空，这些人借款可用他们的地契来抵押。
后来，胡雪岩要做生丝生意，谈起自己出一千两银子做本钱，让阿珠的父亲立马就在湖州开一家丝行坐地收丝。但此时却遇到了一桩麻烦：开丝行要领“牙帖”，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营业执照。
按惯例，丝行牙帖要由京里发下来，来去最快也得三个月，新丝都在四、五月间上市，这个时候，乡下正是青黄不接的当口，蚕农都等钱用，同时新丝存放时间长了会发黄，价钱上会打折扣，因此都急着脱手。此时已经是四月末了，如果等着牙帖，会耽误收丝。而且，丝行生意多是一年做一季，错过一季也就只好等到来年。当老张把这一情况告诉胡雪岩时，胡雪岩当时就有些发急，他要求老张回到湖州想办法，哪怕花上三、五百两银子的租金租一个牙帖，也在所不惜，一定先把门面摆开来，他月半左右就要到湖州收丝。
胡雪岩如此着急，自然有他个性上的原因，他办事总是只要想好了就马上着手去办，决不拖拉。但此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已经有了自己一套周密的盘算：他要用在湖州收到的现银，就地买丝。王有龄此时已经得到了外放湖州任湖州知府的肥缺，马上就要走马上任。而此时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也已经立起来了，王有龄既到湖州，也必然要让他的阜康钱庄代理湖州府库的“收支”，这正是胡雪岩开办钱庄之初就设想好了的。王有龄一到湖州，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征收钱粮，将有大笔需要解往省城杭州的现款存到他的阜康钱庄。他要来一次移花接木、移东补西的脱手变现，解交“藩库”。反正只要到时有银子解交“藩库”就行，对公家不损一毫一两，对自己却是可以无本求利的买卖，何乐不为！
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好的一个计划，他哪里还肯白白耽误一年的时间？
胡雪岩的这一个“移花接木”，其实也是一种“借鸡生蛋”的方式。不过，这一种“借鸡生蛋”，比单纯用一笔钱来做一桩生意，比如仅仅按原来的设想，用代理公库的银子经营钱庄兑出兑进的业务，又高明了许多。一笔资金只有在流动中才会得到增值，用胡雪岩的话说，就是大元宝不会生出小元宝，因此不能让“头寸”（资金）烂在那里。所以，一个生意人既要懂得如何去筹措资金，更要学会如何去使用资金。怎样才能将自己的资金变成“活钱”，而不使任何一笔自己筹措到的可用的资金闲置，并且，如何才能恰到好处地使用自己筹措到的每一笔资金，让它尽快也尽可能多地增值，这其中的学问，实在是太玄妙了。从这个角度看，胡雪岩所说的“做生意一定要活路”，知道如何去“移东补西”而且“不穿帮”，对于生意人来说，确实就是一种本事，而且还是一种大本事，而他在实际的生意运作中采用的“借米下锅”、“移花接木”的眼光和手腕，无疑也是能够给人提供很多启示的。
8、借媒介大众搬家社，一举成名
严锐忠，他生得身体魁梧，壮实憨厚，皮肤黝黑，剪着平头装。一位香港记者形容这位商界名流“十足个搬运佬”，他与人接触还有一种“一握大众手，永远是朋友”的豪爽之气。
严锐忠9岁那年，正值文革狂飙席卷神州，父亲因莫须有罪名被赶回原籍高明乡下耕田，全家人也跟着“抓7”（广东人形容抓锄头的嬉语）。一去12年，严锐忠学会了插秧、割禾，还炼就了一副铁塔般体魄。
1979年，严锐忠考入广州电信技校，毕业后分配在广州电信局当配线工。因其健硕有力，又乐于助人，所以不少亲友乔迁之喜总叫他帮忙，有时一个星期要搬好几家。他想，请人搬家有几个弊端：一是要花上一笔钱请人吃饭，买好烟好酒招待，二是缺乏搬贵重物品的工具和经验；三是欠下了别人一笔人情债……1989年11月他利用去香港探亲之机，到香港一家搬屋公司取经，又经过一年多酝酿，他终于下定决心，自己办一间搬屋公司。
“有没有搞错呀？金饭碗不捧，捧泥饭碗？”其时，单位已分给严锐忠一套50平方米宿舍，如要辞职，房子自然要交还。不少好友也劝他别当傻瓜（那时还没有“下海”这个新词儿）。但严锐忠却自信：广州市有500万人口，约100万个家庭，以一家人10年搬家一次计算，则有10万户人家要搬，何况改革开放后新楼宇如雨后春笋，乔迁人家有增无减，这可是个大市场。
1990年1月，严锐忠拿出自己打了10年工积下的5000元，又借母亲3万元，还说服一个朋友合作凑了7万元，买了一辆万吨载重货车，请了8个搬运工，注册成立一间搬屋社（因注册一间公司要20万元）。取名“大众”，他立志服务社会、服务大众！万事起头难。6年前广州人还没有接受这第“七十三”行，担心请人搬屋东西被偷，损坏东西不赔偿，搬完后还漫天加价……
曾有一两户人上门询问过，但左问右问，足足折腾了几个钟头还是摇头而去。来光顾的寥寥无几。接下来便是春雨绵绵，生意更冷清。开业连续4个月都亏本，合伙的朋友，顶不住了，提出停业收手。但严锐忠却坚定地说：“我要坚持干下去。给我一年时间，我一定会还清你的入伙钱……”
屋漏又遭连夜雨，在一次搬一位港商的家时，将他一套沙发从防盗窗上吊上去，不慎弄坏了一点，港商提出要赔偿3000元。为了守信用，严锐忠也答应赔，可已没有钱了，只好把家里的电视机、音响卖掉，得款6000元，一半还欠工人的工资，一半作赔，口袋又是空空的。此时，严锐忠尝到什么叫倾家荡产的滋味……他曾向亲友借钱，但大都摇头，反而劝他早日洗手不干。
然而，新闻媒介及时帮了他忙，1990年3月6日《广州日报》介绍了大众搬屋社这一新生事物。黄埔某厂有200户人家要集体从黄埔搬到水荫路，他们派代表找严锐忠商量，同意请“大众”搬迁并先交30％定金。当晚，严锐忠手拿18000元支票翻来覆去看，整个晚上都睡不着，他兴奋地感到：转机来了。
虽然生意有了点起色，但严锐忠冷静思考，为什么群众不接受我们呢？对了，人家看到我们长头发、服装参差不齐，一身臭汗……一句话：形象不佳。
为了给市民留下良好形象，严锐忠从自己做起，要求员工一律剪平头装（每晚洗头，短发易干、易清洁），穿红衫（替人家乔迁之喜嘛）、穿军鞋（上下楼方便），明令不准收红包，不准要饮要食，一切行动听指挥，损坏东西赔偿，颇有军人作风，慢慢在市民中便有了口碑，获得信任与好感。
最能体现“大众”实力的是广东电视台要从人民北路乔迁环市路，要求播出不能停止。当时正值海湾战争，电视新闻引人注目，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严锐忠提前三个月做好各方面准备工作，制定详尽方案，并亲自督战，搬迁当天出动了30台车，共搬运了上百车次，从晚上10时半夜间新闻一播完马上动手，奋战至次日早上七时半，早晨新闻如期播出。从此“一夜搬走一个电视台”传为佳话，接着，又为潘高寿制药厂、省邮电器材公司、铁路中心防疫站等大单位搬家，均产生良好社会效应，人们都联想：偌大一个单位一个晚上便干净利落搬家，何况普通人家，请这家搬屋公司帮忙大可放心！
身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严锐忠除注意企业自身形象外，比如每月10号免费为残疾人士搬家，每年教师节、建军节免费为教师、军人搬家，还努力建设一支素质好的员工队伍。他对员工培训的第一课是“为人民服务”，以社会上的好人好事对员工谆谆教导；第二课是纪律教育，鉴于员工多是外来工，除了在生活上关心他们，还让他们理解公司制定的纪律制度重要性；第三课是技术操作，公司设立专门培训场地，里面备有模拟的窄楼梯、钢琴、冰箱、大柜以及各种吊机、叉车等专用工具，并由专职教练进行手把手实地培训。以上三课培训为期约一个月、员工经笔试、口试和实际操作，三科合格才能正式上岗。
严锐忠注意从普通员工中选拔人才，当年与他一起创业的骨干和后起之秀不少已当上公司级经理。严锐忠还善于培养正面典型，该公司的赵明亮荣获“广州市十佳外来工”称号后，公司在《广州日报》连续撰文加以介绍，大大增强了员工的自信心和上进心。
大众搬屋公司员工拒收红包，不喝客户一口水的优良服务作风能够持之以恒，离不开他们四管齐下的质量管理监督系统：一是每天由一批复退军人担任质量监督员，轻骑上阵，亲自到客户搬迁现场抽查工作，质量和纪律，反馈客户意见，每天抽查覆盖率达八成；二是审阅顾客签收意见，每天质量跟踪员审核客户签收工单，及时处理单上反馈的意见和建议；三是电话咨询客户：每天由专职质量跟踪员通过电话向客户咨询工人作业情况，并对咨询结果进行详细登记；四是设专线电话接听顾客投诉。凡是顾客对员工作业中有不满意见而投诉的，有专人迅速作出回复或处理。有如此良好质量监督制度加之搬一户人家只需二三百元（六年没有涨价）生意自然兴旺。全市大部分机团、个人搬迁多找“大众”。
“大众搬屋”从最初一台车几个人发展到今天拥有78台车800个员工。还进而成立集团公司，有上千万资产，拥有楼宇清洁、名车美容装修、司机快餐、起重吊装、家庭劳务、物业管理、丽江综合等9间公司和一间家政学校，成绩骄人，严锐忠的好妻子陈庆榕在相夫教子外，还鼎力参与工作，这位毕业于广州大学企业管理系的毕业生，几年来在公司抓企业管理、公关宣传、夫妻协力同心，经常磋商发展良策，使事业蒸蒸日上。
9、巧借总统“东风来”、“熊猫”得以大翻身
“欲要火攻，须借东风。”在《三国演义》第四十九回里，就描述了诸葛亮“巧借东风，火攻曹公”的故事。而更早在春秋时代，孙子就看出“火攻”与“风”的关系：“火发上风，无攻下风。”（参见《火攻篇》）。
在商战中，巧借东风的谋略是指借企业家外界的力量而求得发展，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成功的企业家无不是深请“巧借东风”之道的高手。
香港弹丸之地，制造业面临原料缺乏和市场狭窄两大难题。但香港企业家借背靠中国大陆的优势，运用“巧借东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谋略，与外国的大公司联营，借他国的产品牌子，进口外国原料，从事加工和制造，然后借用那些公司在全球的销售渠道，广泛开展经营活动，逐渐地使香港繁荣起来。
早在60年代，扬州玩具厂就开始生产熊猫玩具，但由于生产工艺落后，材料不精，品种单一，所以这种熊猫并不受小朋友的欢迎。这样，熊猫玩具一度跌入被淘汰的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