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玄武门附近有一座有围墙的三层楼房，这就是德国驻南京政府大使馆。四年前，陶德曼遵照希特勒的旨意，就中国向日本妥协投降问题，在这里与中国的蒋介石政府、日本的近卫文麿政府进行过失败的斡旋。日军侵占南京之后，曾一度是日本驻南京宪兵司令部所在地，半年前经过德国驻日大使尤金与日本政府交涉，才退还给德国仍做大使馆。
法塔玛是德国莱比锡人，已年近五十，高瘦身材，显得很有精神。他曾毕业于柏林大学外事系，先后在德国驻西班牙、土耳其、波兰使馆任二等秘书和一等秘书。五年前，曾随陶德曼来中国任使馆文化参赞，陶德曼回国述职由他任临时代办。他信奉基督教，每天晚上七点至八点逢单日读《旧约全书》，逢双日读《新约全书》。今天是十一月十二日，他在书房里读了一个小时《新约全书》中的《使徒行传》篇，刚把书合拢来，掏出手帕擦了擦看花了的眼睛，太太劳斯丽娃轻轻敲门，柔声说：“外交部欧洲司，一个名叫徐哲湘的先生，请你接电话。”
“徐哲湘？噢！记起来了，汪主席接见我时，他在场做翻译。”法塔玛边开门边对太太说，“你进来吧，现在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了。”
劳斯丽娃进了书房，法塔玛就轻轻掩上门，去他的办公室接电话。“是徐哲湘先生吗？我是法塔玛，阁下有事找我？”余振纲用德语回答说：“外交部有两位同仁遵照我国政府的意见，计划写篇论述德国足以左右世界局势的文章，为了使文章写得有说服力，希望能够得到大使阁下的指教。”法塔玛高兴地对着话筒说：“好极了，好极了，请他们马上来。喂，你的这两位同仁懂不懂德语？是否需要我安排翻译？”余振纲说：“他们不懂德语，我来给他们做翻译。”法塔玛说：“好，好，我在二楼六号房间，也就是我的办公室等待你们的光临。”
晚上八点三十五分，赵君理、程克祥和余振纲经过一番乔装打扮，乘坐一辆浅蓝色轿车来到德国使馆门口。两个哨兵看了他们的介绍信，打开大门让他们进去了。他们把轿车停在二楼楼梯口附近，直奔二楼六号房间。
金钱有两重性，既是幸福之源，也是万恶之源。余振纲受八根金条的驱使，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见了法塔玛会是这样镇静，这样泰然自若。他微笑着用德语对法塔玛说：“本来徐哲湘先生要随同这两位先生来见大使阁下，因为他太太突然害病，要急于送医院治疗，只好临时决定由我代替他来给这两位先生做翻译。”他将用中文和德文两种文字书写的介绍信递给法塔玛，“我就是介绍信上说的张庆中。”他手指赵君理和程克祥介绍说，“这位就是介绍信上说的李剑非先生，这位是王胜元先生。”
法塔玛看了外交部的介绍信，很有礼貌地说：“我能结识懂德语的张先生很高兴，欢迎你，欢迎三位先生的光临。坐，坐，三位先生请坐。”他望着赵君理和程克祥，热情地说：“李剑非先生和王胜元先生计划撰写一篇论述敝国足以左右世界局势的文章，我代表敝国政府对二位表示由衷的感谢！”
余振纲把法塔玛的话翻译成汉语之后，赵君理说：“大使阁下知道，敝国政府即将加入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作为贵国的同盟国之一的中国政府，撰文宣传贵国，让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认识贵国，进而拥护和支持贵国，义不容辞啊！”
法塔玛听了余振纲的翻译，感到南京政府与德国政府是这样心心相印，欢笑着说：“只有真正的友谊，才是心灵的神秘结合者！”“共同的事业，共同的斗争，把中国人与德国人的心灵神秘地结合在一起了！”程克祥说。一真一假，使双方越说越投机，房间里的气氛显得十分融洽。“李先生和王先生来，是希望我提供有关德意志大帝国的一些基本情况，是吗？”法塔玛问。“是的。”赵君理点点头，“除了希望大使阁下提供有关贵国的基本情况以外，还希望阁下对文章怎样写不吝指教。”
余振纲还来不及翻译，使馆的一等秘书菲司尔送来了里宾特洛甫从柏林发来的电报，询问南京政府何日加入三国同盟。法塔玛看过电报，对菲司尔说：“请你马上给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先生回电报，我说你记。德国柏林，外交部里宾特洛甫部长阁下：来电敬悉。中国国民政府汪精卫主席计划在明天上午举行加入三国同盟的签字仪式。特此禀告。法塔玛。十一月十二日，南京时间二十点。”他在菲司尔的笔记本上签字之后，又吩咐说：“我正与三位中国朋友交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什么事你可代我处理，如果非由我处理不可，请推迟到一个半小时之后再办。”
菲司尔走后，余振刚把赵君理刚才说的话翻译给法塔玛听。
“好，我先向二位介绍敝国的基本情况。”法塔玛说，“至于文章怎样写好，等会我说点个人浅见，供二位参考。”他起身走到办公桌旁，打开抽屉，拿出厚厚的一本资料，走到余振纲面前，指着资料上一段文字对他说：“请张先生将这段记载德意志历史沿革的文字翻译给李、王二位先生听，等二位记录好了我再介绍德意志的其他概况。”
法塔玛说到这里，冷不防，赵君理的拳头猛地击在他的后脑勺上，连哼都没有哼一声，身子就往后倒。当他的身子往后仰成二十度时，程克祥抱住了他，再由赵君理在他身上注射了麻醉药。赵君理示意余振纲把那张介绍信塞进口袋，把法塔玛扶到程克祥背上，就一同警惕地向楼下走去。
在楼梯口，赵君理等人遇到了刚把电报稿交给发报员的菲司尔，还有使馆另外两个工作人员。
“法塔玛大使怎么了？”菲司尔大惊失色。
“大使阁下突然昏倒在地，不省人事，需要马上送中央医院抢救。”余振纲用德语回答。
“劳斯丽娃太太知道吗？”菲司尔又一惊。
“知道。”余振纲。“她非常着急，手忙脚乱地往卧室里拿钱去了，要我们护送大使先走一步。你们快上楼去稳定太太的情绪，再陪同她一道去中央医院急诊室。”
“好，好，谢谢中国朋友！”菲司尔与他的两个同仁慌忙上楼去了。
劳斯丽娃从五年前随丈夫第一次来中国开始就自学汉语，重庆国民政府与德国政府断交之后，她自学汉语也随之中断，现在当了大使太太，自学汉语的兴趣比过去更浓了。今晚，她读了一个小时的《圣经》以后，还静静地坐在书房里翻阅德文版的《中国汉语口语辞典》，默默地背诵着生字。当她听菲司尔说丈夫突然昏倒，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惊疑地问：“什么什么？大使昏倒了？”
“怎么？太太还不知道？”菲司尔等人都惊慌不已，“噢！那三个中国人一定是歹徒，肯定是他们把大使打昏之后，将他带走了！”菲司尔恍然大悟。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天啦！”劳斯丽娃顿时昏厥过去。
“快，快，你们二位负责送大使太太去医院，我马上打电话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报告！”菲司尔诚惶诚恐。
法塔玛被人逮捕的消息，如同一声惊雷，震动了南京政府。外交部晚班值班人员接到菲司尔的报告之后，马上打电话向褚民谊报告，褚民谊立即驱车来到汪精卫官邸，向汪精卫报告。顿时，汪精卫被惊得目瞪口呆。堂堂大使被人逮捕，这在国际交往史上殊属罕见，何况还是非同小可的德国大使。汪精卫深深感到问题的严重，也深深感到问题的尖锐和错综复杂。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使他很快镇静过来，吩咐褚民谊把部里的工作人员集中到外交部，让在法塔玛办公室见过三个中国人的菲司尔辨认，看逮捕法塔玛是不是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干的。
“请重行兄立即回外交部，并请将有关情况及时打电话告诉我。”汪精卫心急火燎，“璧君，春圃，连轩，你们分别给丁默邨和首都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卫师打电话，要特工总部的特工人员全部出发，封锁南京车站、码头和机场，要宪兵部队负责戒严，任何人不得外出，要警卫部队分区分片的挨家挨户对居民进行搜查。”他说罢，把后脑勺靠在皮沙发靠背上，像养神似的闭上了双眼，进一步冥思苦想考虑问题。
“出了这么大的事，应把在京的中央常务委员通知来共商对策才好，四哥！”陈璧君提醒一句。“对，你通知他们马上来我这里。”汪精卫的眼睛睁开又闭上。
晚上九点四十五分，在重庆曾家岩蒋介石官邸。陈布雷离开无线电收发报室，兴冲冲地来到蒋介石面前，向他报告说：“好消息，委座！刚才雨农兄与我通了电话，他们已经大功告成，把法塔玛抓到手了！”
“好，唵，雨农立了大功！”蒋介石逐笑颜开，“彦及你，唵，按照前天傍晚时研究的，这个这个，以中国人民抗日锄奸救国委员会的名义，唵，给德国政府发特急电报，唵，也就是照会，要他们务必在十一月十六日以前派三名代表，去香港某地，这个这个，与‘救国委员会’的代表秘密接头，举行谈判，唵！这个这个，如果德国不放弃让汪兆铭政权加入三国同盟的主张，‘救国委员会’绝不会恢复法塔玛的自由，唵，你拟个草稿，我再斟酌，唵！”
蒋介石想了想又说：“彦及你给德国发过电报之后，唵，这个这个，给中央通讯社驻香港分社社长任玲逊，唵，通无线电话，把我们的意图详细告诉他，这个这个，唵，要他和两个记者，作为‘救国委员会’的三名代表，与德方代表进行谈判！”
在南京颐和路汪精卫官邸东楼，被一种沉闷而不安的气氛笼罩着。
周佛海、林柏生和丁默邨接到陈璧君的电话，失魂落魄地火速来到汪精卫面前。徐珍一扫往日的吃醋情绪，也闻讯从西楼来到东楼。大家愁眉苦脸，思绪纷繁，心乱如麻，谁也说不出能够超过汪精卫已做出四种安排的新意见来，一个个缄口不开，房间里寂静得仿佛没有一个人。大家不时地看着守在电话机旁的陈春圃，也不时地看看手腕上的手表，时间飞速地过去，已是晚上十一点二十分了，还不见褚民谊打电话来，也不见执行任务的特工总部、宪兵司令部和警卫师打电话来。他们渺渺茫茫地希望从电话里传来喜讯和奇迹！
褚民谊没有打电话来，但他垂头丧气出现在大家面前，已使大家失望。
“是三个歹徒冒充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干的。”他在心底里叹息一声，自己找个座位坐下来。菲司尔仅仅只见了改变原来外形的余振纲一面，他在外交部见到的余振纲已恢复了本来面目，自然对余振纲没有半点怀疑。接着，特工总部、宪兵司令部、警卫师陆续打来电话，也都一无所获。
房间里沉闷而不安的气氛更浓了，仿佛看得见，也摸得着。
“怎么办？诸位说怎么办？”汪精卫焦急万分，也乱了方寸，第一次对自己的智力产生了怀疑。
大家用沉默回答他。
“难道诸位都与我一样无能，都与我一样愚蠢，都与我一样是无用处的尘饭涂羹！”汪精卫苦恼和悲愤，用两个拳头捶着胸脯，“我真抱怨我父母，为什么让我出生在这个时代！”他失去了自制能力，如同身临大海，像一茎细草似的沉不下去，像块卵石似的浮不起来。
“四哥你不必这样！”“领袖您不必这样！”坐在他左右两旁的妻妾俩各拉住他的一只手。
大家望着汪精卫，心情难过极了，也都知道这时候任何安慰的话都毫无作用，唯一能使汪精卫安神的是拿出真知灼见来。可是，大家的脑子都是一片空白。只有周佛海，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不得不说出一番挺身而出的话：“请委座去休息，千斤重担由我来挑。如果此时此刻委座正在外国访问，而公博先生又在上海兼职，这副重担也必然会落在我的肩上，落在我和在座诸位的肩上！”
“可我此时此刻在南京，问题又发生在眼前，叫我怎能安心休息？周先生！”汪精卫心情平静了些，两只手从妻妾手中挣脱出来，“周先生的心情我理解，也非常感谢！那么，请问周先生，这副重担你打算怎么挑？”
“我打算……”周佛海的话被一声“报告”打断了。汪精卫一听，是三个月前来到他身边当侍从官的周洁身来了。周洁身又名哲安，浙江绍兴人，原是铁道部参事。汪精卫闷闷地说：“是哲安吗？请进！”
周洁身全副武装，本已三十七岁，仍显得年轻英俊。他手持电报稿，正步走进来，向汪精卫举手敬礼，报告说：“收发报室刚才收到德国政府发出来的照会和一个附件，已译成中文了，请委座过目。”他把照会和附件递给汪精卫，像在操场上出操那样向后转，再迈着正步走出门去。
在座的人眼睁睁地注视着汪精卫阅读电报的表情，见他的眉头越锁越紧，不禁一颗心往下沉。
“德国政府对我们的照会，措辞是温和的，对法塔玛大使被人逮捕的事丝毫没有责备我们，足见德国朋友是通情达理的。”汪精卫望着手里的附件，又心惊肉跳了，“这个附件，就是所谓抗日锄奸救国委员会发给德国政府的照会，倒能帮助我们了解这场斗争的实质，也说明法塔玛没有生命危险。”他把两个照会递给陈春圃，“春圃你念给诸位听听。”
“我先念德国政府给我们的照会。”陈春圃念道：
中国南京，国民政府大鉴：
